死亡名单上,鲜活的生命只剩下蛛丝马迹,生命的消失变得这样的轻而易举,而那些把玩着别人生命的人,面对记者质询的时候,竟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不动声色而且无动于衷的……观众从节目中读出了这些深刻的内涵,但是这些感受与评价没有一个字留在节目中,节目只是留下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调查过程和记者奔走呼号的艰难跋涉。
我为如此草菅人命的行为所震惊,也为记者如此深入并锲而不舍的调查精神而骄傲。我当时只提出了两个需要强调和展现调查过程的地方:一是死亡时间,要交代清楚不同的死者是同在12月2日这一天上午死亡的;二是死亡地点,要交代清楚不同地区找出来的遇难矿工是同在阳泉沟煤矿打工的。只有这两个问题的调查过程展现清楚了,事实的交代才是闭合的,事实的结论判断才是唯一的。强调这两个重要的细节,可以使节目的调查显得更深入、更严密,观众也会更信服我们所提供的事实。
从这个节目中,我们可以继续探寻一个问题:如何获得深度?如何表现深度?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简单而实用的操作方法:对已知信息进行证伪。记者面对一个选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面对一个已经展现出来的事实,或者叫作“浅表事实”。好的记者不会按照这些浅表事实去按图索骥,更不会走到这些表层事实面前就停止了脚步,把别人交给我们的说法作为结论向观众交代。记得还是在《东方时空》的早期,《焦点时刻》曾做过一个“劣质课本进课堂”的节目,记者展示了课本印刷粗糙、缺页、字迹不清以及书后的答案错漏百出等问题。记者跟踪到印刷厂,印刷厂的厂长面对记者居然哭穷似的说:“原因是我们的印刷设备太落后,没有钱更新改造……”记者的提问就此打住了,没有再前追一步。我在审节目时说:“为什么不追问?难道答案错误也是设备的问题吗?”分明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利欲熏心的行为,却被厂长一句“设备落后”给搪塞过去,记者的采访停留在了表层而没有深入。其实这样的停留对节目和栏目都是有伤害的。对节目而言,记者错过了一个挺进事实深处、获得节目深度的机会;对栏目而言,我们的节目没有对对方的狡辩提出质疑,而是将之作为一种说法交代给观众,在观众看来,这就已经是栏目的态度和立场了。
相反,一个善于发现的记者会从这些表层事实中首先建立一个调查的基础和标准,曲长缨的采访就是如此:公布的死亡名单不是8个人吗,这就是我们调查的起点和挺进事实的依据,是记者需要时时用自己的调查发现来比对的标准。只要能够发现起点之后的事实,能够查出第九个死者,而这个“第九名”不在死亡名单上,这就证明了在浅表事实以外,一定还存在新的、值得深入探究的事实——那个用来作为调查基础的标准被击穿了。记者证伪调查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获取事实并接近深层事实的过程。 对“浅表事实”进行证伪以求得报道的深度,这既是一种选题类型,也是一种操作方法。在矿难瞒报事件中,是我们的记者发现了标准以外的异常,这样的异常提醒了行政和法律力量的关注,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介入之后,那些被人竭力掩盖的深层事实水落石出。
到底是谁策划了这起瞒报事件?是谁为这起矿难的瞒报出钱消灾?是谁偷偷安排了遇难矿工的火化?为什么层层的监管部门视而不见?为什么一个漏洞百出的死亡名单会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和采用?……这些问题单单依靠记者的调查,依靠新闻媒体的力量是难以做出结论的。但正是由于这个节目的深度和力度,节目播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最高检察院的重视。很快,阳泉沟矿难瞒报事件进入司法程序,行政主管部门介入,彻查安全生产中的行政责任问题;高检介入,调查这起恶性事件中存在的权钱交易与职务犯罪。
后来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这起事故中,死亡人数至少有三十一人。涉案的矿主等三十多人被刑事拘留,8人被逮捕,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
对浮出水面之后的这些事实,记者还在锲而不舍地跟踪调查,相信只要有新的事实支撑,这个追踪的节目仍然不失震撼人心的深度。
应该说,面对生命这样一个主题,只要你有相应的事实支撑,什么样的节目表述都会是有深度的。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对这样一个已经完成的选题进行一番操作前的设计,寻找另外的几种节目实现方式,可以比较一下它们所达到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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