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历史时期：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量稳步提升，而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则十分缓慢。“二战”后，即1945—1974 年的“光辉三十年”，人们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步入另一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向重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中间阶段。除了世袭资本主义，不会有其他资本主义形式长期存在。
总之，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开始放宽管制造成了新的问题：使 20 世纪初期的财政系统和世袭资本主义变得格外脆弱、变化无常而且令人捉摸不透。金融业在无监管、无谨慎调控的情况下发展，更没有名副其实的改革举措，甚至最初级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也受到了系统性混乱的影响。例如，世界范围内的财务状况（净值）整体为负，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地球上的一部分资产由火星所有。更为确定的是，正如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最近指出的，这样不一致的现象说明有很大一部分在避税天堂和暂住人口持有的金融资产并没有被如实记录。这种情况尤其冲击了欧元区的外部头寸（净值），其实际状况比官方数据要乐观得多。原因很简单，富有的欧洲人有意隐藏一部分他们所拥有的资产，而欧盟目前并没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举措阻止这样的不当行为。
总的来说，面对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不明朗，政治分裂和无力团结使欧洲大陆尤其不堪一击。毫无疑问，对于强制实行适用于金融机构和国际市场的金融管制以及调控规则，19 世纪的欧洲国家是无能为力的。
欧洲面临的困难此起彼伏。通行货币（欧元）和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分别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被提上议程（欧元货币于 2002 年 1 月开始流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于 1992 年9 月全民公决投票通过）。当时，人们认为欧洲中央银行的唯一职责便是“确保火车安全通过”，也就是确保低通胀水平和货币总额与经济活动大体同步增长即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之后，各国政府和舆论一直坚信中央银行首先应该独立于政权，而且其唯一目标应该是保持较低的通胀率。于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立于国家的货币和脱离政府的中央银行应运而生。
但是人们忽略了中央银行在大规模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时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央银行不但可以稳定金融市场，还能避免一般经济萧条时期接二连三的破产。近几年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央银行这一重大作用得以被人们重新认识。如果世界两大中央银行——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在危机期间加大货币发行量（2008—2009 年发行量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几十个百分点），旨在以低利率——0~1%——出借给私人银行，那么可想而知，这次危机很可能达到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同样的规模，失业率也将高达20%。十分庆幸的是，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懂得规避最坏的情况而且没有重蹈 30 年代“廉价处理者”的覆辙。30 年代大萧条时期，银行被放任不管，一家接一家地倒闭。当然，中央银行拥有的无限货币发行权必须受到严格的管控。但是，面对大规模危机，不充分发挥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基本作用，无异于自取灭亡。
不幸的是，如果说中央银行在危机期间增大货币发行量的举措避免了2008—2009年危机的继续恶化并暂时控制了火势，那么它同时也导致造成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融监管自 2008年以来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而且危机不平等的根源——社会中下层民众收入的停滞不前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被视而不见，美国的情况尤为突出（1977—2007 年，60% 的财富增长集中在 1% 的最富有人群手中），这显然促进了私人借债的激增。
再者，中央银行 2008—2009 年对私有银行的救助措施并没有阻止 2010—2011 年经济危机进入新阶段——欧元区公共债务危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也就是此次经济危机的第二阶段，仅仅发生在欧元区。美国、英国和日本的负债率（公共债务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00%、80% 和 200%，欧元区则为 80%）高于欧元区，但它们并未遭遇债务危机。原因很简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以低于 2% 的低利率分别借款给政府，这样一来，不但缓和了市场矛盾，而且稳定了利率。相较之下，欧洲中央银行几乎没有借款给欧元区各国，造成了现在的危机。
要对欧洲央行这一特别态度做出解释，通常需要说起德国很久以前受到的创伤，欧洲央行可能担心再次陷入 20 世纪 20 年代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我并不十分信服这一解释。大家都十分清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恶性通货膨胀。目前我们面临的威胁不如说是长期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物价、工资收入和生产量下跌或停滞不前。事实上，
2008—2009 年大规模的货币扩张并未造成实质性的通货膨胀。德国民众很清楚这一点。
那么，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几十年来对于公共权力的错误认识最终使得人们面临危机，本能地认为私有银行比政府更能解决问题。在美国和英国，对于公共权力的误解已经达到顶峰，而中央银行最终懂得从实际出发，毫不犹豫地大量收购公共债务。
实际上，简单来说，我们遇到的特殊问题和主要困难就是从一开始就对欧元区和欧洲中央银行有不合理的规划，因此很难——但不是不可能——在危机期间重新制定游戏规则。主要的问题出在关于无国家货币、无政府央行和不以共同财政政策为前提的共同货币政策的设
想。不以共同债务为条件的共同货币是行不通的。这样的模式在平常可以勉强运行，但在非常时期就会使情况加速恶化。
随着统一货币体制的建立，对 17 个欧元区国家汇率的投机行为被禁止：从此以后，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对法郎贬值或是法郎对马克贬值都不再可能。但出人意料的是，对于 17 个国家间货币汇率的投机行为可能会被对于欧元区各国公债汇率的投机所替代。然而，第二种投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比第一种更糟糕。当本国汇率受到冲击， 率先让货币贬值最起码可以保证本国竞争力，使用欧元作为单一货币的欧元区各国却不可能这样做。那么原则上讲，这些国家应该相应地获得稳定的财政状况，但实际情况显然事与愿违。
另外，目前我们遭遇的汇率投机问题尤其恶劣，以至于不可能平静地恢复公共财政平衡。公债涉及的（债务）总量实际上是相当大的。公债数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利率按照 5% 而不是 2% 计算。
也就是说，每年要花费 5%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支付利息。那么，其中的差额，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3%（法国为 600 亿欧元），相当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法律和就业的全部财政预算！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一年或是两年后利率是 2% 还是 5%，也就不可能展开关于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的民主辩论。
更令人懊恼的是，欧盟需要改革、创新和合理化，而不仅仅是重新平衡财政预算和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其首要目的是确保良好的公共服务、更具广泛性的个别情况以及更完善的人权保障。左派应该在有关税务制度革新（现行的税务制度十分复杂且不甚公平，需要从“收入相当、纳税相当”以及从源头征税、大基数征税和社会普摊金低税率等原则出发进行改革）、退休制度重建（现行退休制度分为多个系统，民众难以理解以至不可能以共识和公平b为前提实行改革） 和大学自主性（作为第三个关键主题，这个问题和财政以及退休改革一样，不应该被右派忽视）的问题上掌握主动权。
但是我们现在正被汇率投机的问题所牵制，那么该如何心无旁骛地展开这样的辩论呢？如果法国需要长时间承担 5%~6%，或者4%的高汇率，而英国有了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只需支付 2% 的汇率（两国初始债务相同），那么很快，欧元在法国的坚挺将很难保证。
那么，该如何解决呢？要终结欧元区17国的汇率投机问题，唯一的长久之计就是按照团结互助原则分担债务，建立共同债务（“欧元盟约”）。这也是唯一能使欧洲央行充分行使其最后贷款人职责的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欧洲央行以后可能需要从市场上更多地购买国家债券。但是，面对 17 个欧元区国家不同的国债，欧洲央行将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应该购买哪国国债？利率又是多少？如果每天清晨美联储都要选择是购买怀俄明州、加利福尼亚州还是纽约州的债券，那么其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很难实行。
但是，树立一个强有力且合理的联盟政策权威是公共债务所必需的。我们不能在确立欧元联盟后却放任各国政府各自决定公共债券的发行量。而且，这一联盟的权威不能是国家元首委员会或是财政部长委员会。我们必须向政治联盟和国家联合大步迈进，或者大步后退， 撤销实行欧元作为统一货币的决定。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应该是赋予欧洲议会确实的预算权。可是问题在于，欧洲议会集合了欧盟 27个国家，远远超出了欧元区的范围。还有另一个方法，我在 2011年9月22日的专栏中提到过，由愿意实行共同债务的国家的财政委员会代表和欧洲议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代表组成“欧洲预算参议院”。该参议院拥有发行共同债务的最高决定权（这并不会影响各国在需要的时候发行各自的国债，但其各自发行的国债不受集体保障）。此参议院要像所有议会一样，在做决策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且辩论要本着公开、透明、民主的原则，这两点很重要。
国家元首委员会和欧洲预算参议院的区别就在于此。由于国家元首委员会以一致性（或是基本一致）为基础，而且最后往往会演变成私人秘密会议，因此日益停滞不前。通常情况下，国家元首委员会不会达成任何共识，即使偶然出现一致意见，也往往是莫名其妙的。但在议会的民主辩论中情况恰恰相反。现在协商通过新的欧洲条约要遵循单纯的跨政府逻辑（通过原则由 100% 变成国家元首委员会内部的85%）并不能解决问题。也必然不能建立欧元联盟，因为这在政治统一方面需要更大的勇气。
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历史时期：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量稳步提升，而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则十分缓慢。“二战”后，即1945—1974 年的“光辉三十年”，人们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步入另一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向重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中间阶段。除了世袭资本主义，不会有其他资本主义形式长期存在。
总之，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开始放宽管制造成了新的问题：使 20 世纪初期的财政系统和世袭资本主义变得格外脆弱、变化无常而且令人捉摸不透。金融业在无监管、无谨慎调控的情况下发展，更没有名副其实的改革举措，甚至最初级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也受到了系统性混乱的影响。例如，世界范围内的财务状况（净值）整体为负，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地球上的一部分资产由火星所有。更为确定的是，正如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最近指出的，这样不一致的现象说明有很大一部分在避税天堂和暂住人口持有的金融资产并没有被如实记录。这种情况尤其冲击了欧元区的外部头寸（净值），其实际状况比官方数据要乐观得多。原因很简单，富有的欧洲人有意隐藏一部分他们所拥有的资产，而欧盟目前并没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举措阻止这样的不当行为。
总的来说，面对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不明朗，政治分裂和无力团结使欧洲大陆尤其不堪一击。毫无疑问，对于强制实行适用于金融机构和国际市场的金融管制以及调控规则，19 世纪的欧洲国家是无能为力的。
欧洲面临的困难此起彼伏。通行货币（欧元）和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分别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被提上议程（欧元货币于 2002 年 1 月开始流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于 1992 年9 月全民公决投票通过）。当时，人们认为欧洲中央银行的唯一职责便是“确保火车安全通过”，也就是确保低通胀水平和货币总额与经济活动大体同步增长即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之后，各国政府和舆论一直坚信中央银行首先应该独立于政权，而且其唯一目标应该是保持较低的通胀率。于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立于国家的货币和脱离政府的中央银行应运而生。
但是人们忽略了中央银行在大规模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时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央银行不但可以稳定金融市场，还能避免一般经济萧条时期接二连三的破产。近几年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央银行这一重大作用得以被人们重新认识。如果世界两大中央银行——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在危机期间加大货币发行量（2008—2009 年发行量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几十个百分点），旨在以低利率——0~1%——出借给私人银行，那么可想而知，这次危机很可能达到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同样的规模，失业率也将高达20%。十分庆幸的是，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懂得规避最坏的情况而且没有重蹈 30 年代“廉价处理者”的覆辙。30 年代大萧条时期，银行被放任不管，一家接一家地倒闭。当然，中央银行拥有的无限货币发行权必须受到严格的管控。但是，面对大规模危机，不充分发挥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基本作用，无异于自取灭亡。
不幸的是，如果说中央银行在危机期间增大货币发行量的举措避免了2008—2009年危机的继续恶化并暂时控制了火势，那么它同时也导致造成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融监管自 2008年以来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而且危机不平等的根源——社会中下层民众收入的停滞不前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被视而不见，美国的情况尤为突出（1977—2007 年，60% 的财富增长集中在 1% 的最富有人群手中），这显然促进了私人借债的激增。
再者，中央银行 2008—2009 年对私有银行的救助措施并没有阻止 2010—2011 年经济危机进入新阶段——欧元区公共债务危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也就是此次经济危机的第二阶段，仅仅发生在欧元区。美国、英国和日本的负债率（公共债务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00%、80% 和 200%，欧元区则为 80%）高于欧元区，但它们并未遭遇债务危机。原因很简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以低于 2% 的低利率分别借款给政府，这样一来，不但缓和了市场矛盾，而且稳定了利率。相较之下，欧洲中央银行几乎没有借款给欧元区各国，造成了现在的危机。
要对欧洲央行这一特别态度做出解释，通常需要说起德国很久以前受到的创伤，欧洲央行可能担心再次陷入 20 世纪 20 年代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我并不十分信服这一解释。大家都十分清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恶性通货膨胀。目前我们面临的威胁不如说是长期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物价、工资收入和生产量下跌或停滞不前。事实上，
2008—2009 年大规模的货币扩张并未造成实质性的通货膨胀。德国民众很清楚这一点。
那么，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几十年来对于公共权力的错误认识最终使得人们面临危机，本能地认为私有银行比政府更能解决问题。在美国和英国，对于公共权力的误解已经达到顶峰，而中央银行最终懂得从实际出发，毫不犹豫地大量收购公共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