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林编著的《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精)》收入最新发现的方大曾遗留人世间的另一批摄影作品：还原绥远抗战、卢沟桥事变等正面战场大致完整的历史拼图。

首次完整呈现中国摄影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战地记者方大曾的生命轮廓，比肩罗伯特？卡特，传奇而又悲壮。

837张国家博物馆珍藏图片“嵌入”历史，注目那些鲜为人知的抗战瞬间，走近那些奋勇抗争的人们，见证一个民族，死亡和苦难的冲击下，战火的硝烟与国人沉痛的自省迸发出的自信与从容。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出生于北平的一个外交官家庭，从小热爱摄影，在中国摄影水平整体落后于世界的那个年代，他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摄影师。方大曾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他的镜头中没有达官贵人，更没有风花雪月的仕女照，对社会的关注让他频频将镜头对准底层百姓，思考着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进入193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国内战争形势，热血青年方大曾拿起相机，饱含激情地记录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准备，同时揭露出日军的种种丑恶行径。

1936年底，绥远战争爆发。方大曾只身北上，深入绥远抗战前线。在持续四十多天的战斗中，他凭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与毅力，孤身一人，在茫茫荒原上追捉着战火的脚步，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真实地记录了绥远战争的过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第一时间赶赴前线。在华北战场上拍摄采访了三个月后，这位蜚声国内的战地记者突然失踪，从此再无音讯。

他是第一位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摄影记者，将生命的形态永远定格在了25岁，只留下家人和朋友年复一年的等待。

时至今日，方大曾拍摄的837张照片悉数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位传奇的战地摄影记者终于从尘封的历史中被重新发现，连同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同进入现代人的视野。

翻开这本杨红林编著的《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精)》，震惊我们的或许会更多更多……

序言

引言

第一篇 消失的传奇：战地摄影师方大曾

一 方大曾生平及其摄影活动

二 方大曾纪实摄影的时代内涵

三 方大曾被再“发现”的思考

第二篇 国破山河在

一 华北危机

二 强盗野心

三 救亡呼声

第三篇 绥远的乌云

一 绥远在哪里

二 美丽的喇嘛庙

三 侵略者与分裂者

第四篇 从长城到阴山

一 到前线去

二 严阵以待

三 战地硝烟

四 铁血勇士

五 兵火之痛

第五篇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一 民众的力量

二 联合阵线

三 声援与慰劳

第六篇 方大曾和他的战友们

结 语 方大曾摄影的学术价值

附 录 方大曾生前所发表作品概览

主要参考文献

研究方大曾摄影作品的雪松评论说：“方大曾身上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他与当时艺术家们的沙龙气氛格格不入，从他拍摄的下层民众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之间有着足够的信任和平等。”事实的确如此，在方大曾的镜头中，有许许多多平凡的人物，但却几乎没有什么达官贵人，更没有风花雪月的仕女照。正如方澄敏指出的：“小方不拍美人照，他与劳苦大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到黄河岸边、煤矿的井下，经过实地调查，以第一手材料介绍给社会。”尽管方大曾出身于官宦之家，但他却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因而很容易深入普通民众中，用手中的镜头表达对下层民众的强烈关注和同情。范长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天津《益世报》的地方版上，看到有他的长篇通信——《从张垣到大同》，他把察晋间的社会黑暗情形暴露不少……”摄影评论家午马则感慨道：“他年轻的脸庞径直贴近冰冷的生活，缝穷者、人力车夫、纤夫、矿工等底层劳力者频繁进入取景框，逐步显示他作为一个卓越的纪实摄影家的可贵品质。”

方大曾摄影作品的另一主题就是抗战，包括1936年绥远抗战、伪“冀东自治区”真相及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抗战等方面的内容，他本人也因为从事战地摄影而失踪。据初步估计，仅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新闻工作者就约有500人，而方大曾无疑排在这份名单的最前列。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方大曾很早就将目光对准了民族救亡运动。方澄敏回忆说：“北平学生运动示威游行是少不了他的足迹，在队伍的前前后后，跑来跑去的拍照，‘一二·九’时的镜头如全部保存下来，那将大大补充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资料。”到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的爆发又为方大曾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绥远抗战又称百灵庙战役，是1936年底发生在中国绥远地方当局和日本支持的蒙古分裂分子之间的一场局部战争。在各地军民的支持下，傅作义等中方将领指挥军队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至12月19日战事结束。

就目前所知，方大曾很可能是当时绥远抗战前线上采访时间最长的摄影记者，因此他的这批照片更加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阴谋，曝光汉奸政权的真实面目，就在赴绥远前线采访前夕，方大曾还于1936年11月对日本人控制下的冀东地区进行了采访，拍摄了上百张照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方大曾又成为国内最早报道前线战况的摄影记者。据方澄敏回忆：小方于7月10日离家前往卢沟桥采访，顺利完成任务后回到北平，写出《卢沟桥抗战记》等文章，并配以照片发表于《世界知识》第6卷第10号上。随后他又南下保定，与范长江、陆诒、宋致泉等著名战地记者相遇，之后孤身一人沿平汉线采访。截止到9月底，方大曾先后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从娘子关出雁门关》、《血战居庸关》、《平汉北段的变化》等一系列战地通讯及照片。透过这些报道可以看出，这位热血青年对于全民族的抗战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念和乐观之情。其实早在1936年11月的通讯《宛平之行》中，针对日本侵略者的蠢蠢欲动，方大曾就明确指出：“正是侵略者越闹得起劲，而反抗者的势力，则也随着增加。记者愿以愉快的态度敬告国人，就是华北的民众都在待机发动，发动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愿自任先锋。”而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就像一名开足马力的斗士，进发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热情。在通讯《血战居庸关》中，他这样充满感情地描述我抗日将士：“王仲廉师长，他有强壮的体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坚实的脸，师部设在居庸关山洞里，一辆货车作了办公厅，他本人和两位旅长、四位团长，都在前线指挥，炮弹曾把他的头打伤了，若不是还有一个钢盔戴在头上，就不堪设想了。战争剥夺了他的睡眠的权利，又瘦又黑表现着他是一个为国宣劳的忠勇的将官。”在9月4日途经军事重镇娘子关时，他写道：“娘子关有雄伟的风景，在娘子关车站的东边约二三里路，与平绥路上的南口居庸关一样，也是令人凭揽的胜地。但后者当时正是战场，正是抗日前线的最尖锐的一点，在那里开展着中华民族为自卫为生存的悲壮热烈的反侵略战争。六年来，我们的国防前线已由东四省而山海关，而喜峰口，而平津，今天已经到了南口，难道说明天还会退到娘子关来了吗?”

P16-20

2006年3月16日，837张拍摄于1935—1937年间的珍贵原版底片颠沛多年后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而此时，距离这些底片的拍摄者方大曾悄然失踪已过去了将近70年的时间。70年前，这位风华正茂的战地摄影师抱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战第一线，在炮火纷飞中将最新的战事信息传递到后方。然而就在他的摄影生涯刚刚走向辉煌时，这个年轻的生命却悄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年仅25岁。

方大曾，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原因很简单，他很早就神秘失踪在了抗战最前线，可能只活了短短的25岁(1912—1937 7)，而他留下来的大量摄影作品也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近些年才逐渐为人所知。

然而翻阅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民国报刊，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原来在80多年前，方大曾绝对是新闻界和摄影界有名的人物，作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图片供稿人之一，他的笔名“小方”频频出现在《申报》、《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大公报》等重量级报刊上，而他的战地报道曾经与范长江等大牌记者齐名。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再度“发现”了这位抗战之初重要的战地摄影师。尽管如此，关注和研究他的也仅限于新闻界、摄影界的少数专业人士。作为近代中国摄影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方大曾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名战地记者。尽管他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然而凡是了解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称其为“中国的卡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经历甚至比罗伯特·卡帕还要传奇，就连他遗留下的底片所经历的坎坷命运，也颇富传奇色彩。

据知情者介绍，方大曾失踪后，他生前所拍摄的大批底片留在北平的家里，由其母亲保存。根据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女士回忆，哥哥留下来的所有底片装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木箱中，北平被曰军占领期间，由于底片中有涉及中国政府抗战的题材，为了防止日伪的搜查，她母亲将一批底片烧掉，只剩下一箱。1947年，方澄敏女士从重庆回到北平，开始保管这批底片。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抄家。由于底片当中有一些国民党方面的内容，她怕被抄后受到迫害，就将底片交给了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退休后，方澄敏一直惦记着哥哥留下的这批底片的下落。1975年的一天，她来到单位，发现用报纸包着的底片在原红卫兵组织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与一些杂物堆在一起，散落在地。她向单位说明情况，将底片要了回来。在单位食堂里，她又发现用来装底片的小木箱被当作收饭票的工具，于是向食堂解释说小木箱是她哥哥的遗物，希望能拿回去留作纪念。在征得食堂的同意后，她自己做了一个新箱子，将装底片的木箱换了回来。取回底片后，方澄敏开始整理这批底片，希望有朝一日能很好地加以利用，以此来纪念她那失踪的哥哥。

20世纪80年代，台湾《摄影家》杂志的创办人、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通过介绍，登门拜访了住在北京协和胡同lO号院的方澄敏女士。他看了底片后，认为很有价值，因此挑选了一部分拿到台湾，发表在《摄影家》杂志上(1994年第1 7期)。至此，湮没了半个多世纪后，方大曾拍摄的这批底片又重见天日，呈现在世人面前。1989年，方澄敏女士感到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无法很好地处置这批底片，因此将其交给中国摄影出版社的陈申先生保管。陈申和出版社的同事一起研究了这批底片，编写出版了《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一书。约在1996年，方澄敏女士从陈申先生处取回照片，并于1997年托人将底片从北京带到四川，交给在《四川日报》当摄影记者的外甥张在璇先生。张在璇先生对底片进行整理研究，并于2002年在四川成都举办了方大曾摄影作品展，以示纪念。直至2006年3月16日，经协商，张在璇先生最终将这批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在方大曾的原版底片入藏国家博物馆时，笔者刚刚踏入老照片研究领域。身为一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当初次看到这批罕见的历史影像时，我顿时震惊了。从那时起，这位神秘的摄影师就一直紧紧吸引着我。虽然此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层面向公众介绍过方大曾的事迹和作品，但能够近距离同这批珍贵的藏品接触，自己显然更加幸运，而所背负的压力也更重。大约从201 0年起，得益于工作的便利，笔者开始深入研究这批底片。由于特殊的原因，这批底片在入藏时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就给研究者的鉴定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透过影像我们看到，837幅画面，有老人、小孩、苦力、军人、乞丐、喇嘛、学生，有寺庙、教堂、名胜、古迹，有街巷、集市、车站、码头，有城镇、乡村、林木、山川，还有烽烟战场……而要想透过这些凌乱的“碎片”还原出大致完整的历史重庆时期所拍摄的时事照片和底片，皆由吴寄寒在新中国成立后备文送交中央档案馆保存。这是同志们十分珍惜小方的血汗结晶与贡献，郑重地将他的摄影遗作献给党组织，交中央存档，让小方的革命摄影业绩流传千古，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原来如此!通过将李公朴相册中保存的这批照片与当时一些报刊相对照，我们又发现一批方大曾的摄影作品。

随着研究的深入，方大曾带给我的惊叹越来越多。原来在众多历史教科书、展览及出版物中流传广泛的“守卫卢沟桥”等经典照片，居然就出自他手!也正因如此，作为守护这笔宝贵遗产的责任人，我的心中可谓五味杂陈。五年来，一想到方大曾这个名字，我就充满了惭愧、惶恐和痛心，当然偶尔也有振奋和期待。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还债”之旅。为了对逝者有所交代，本人撰写了一万余字的学术论文(《方大曾的纪实摄影及其时代内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并尽力向公众介绍他的事迹(《一名战地记者眼中的绥远抗战》，《中华遗产》2013年第7期)，然而这些努力毕竟都显得太微不足道。

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似乎完全进入了80年前方大曾和他的世界，甚至偶尔在梦中也会同他相遇。梦境中，英俊爽朗的记者“小方”跃马奔驰在大草原上，然后背影便渐渐消失在大青山之巅；有时又仿佛看见他出现在绥远前线庆祝战斗胜利的人群中，他那风尘仆仆的笑脸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梦中的他似乎永远停留在25岁，任时光如何穿梭也不曾老去……

在方大曾遗留的837张底片中，反映1936年绥远抗战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从拍摄时间上看也比较有连贯性。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缅怀先烈，本书尝试以绥远抗战为主线索，将方大曾的摄影作品“嵌入”这段特殊的历史，旨在从中“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由笔者参与策划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抗战摄影展也将拉开序幕。而作为该展览的重头戏，方大曾的绥远抗战摄影展也将首次与公众见面，希望这些工作聊以告慰逝者及其家人。

虽然从未谋面，但笔者依然要向阮义忠、张在璇、陈申、冯雪松等先生表示敬意。正是他们此前多年间接力式的奔波与研究，为我打开了一扇充满希望的窗户。更要感谢国家博物馆藏品二部主任刘罡先生，作为国内著名画家，尽管从事的领域不同，但他一直以来鼓励和支持我对方大曾的研究，诚所谓亦师、亦友、亦兄长也。著名书法家吕章申馆长欣然为本书题名，则更令我感动和荣幸。最后特别鸣谢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出版中心主任孙轶女士，正是由于她的鼎力支持，该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当然，本人水平有限，如有疏漏和谬误之处，还望各位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七八十年前，北中国的勇士奔赴沙场，拼杀敌寇。他们不知道北平青年方大曾正在拍摄无数抗日军民的英勇与牺牲。方大曾，也不知道自己即将捐躯；不知道他留下的照片，悉数湮没，长达半个世纪；不知道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首度揭示了这批照片；不知道学者杨红林先生于新世纪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研究并呈现了他的摄影生涯。

昔年的抗敌者在照片中活着，一如不知所终的摄影游侠方大曾，活在自己的照片中。回顾抗日战争的伟大史诗，我们不再会忘记方大曾的个人史诗——感谢阮义忠先生!感谢杨红林先生!

——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