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小说卷”是太白文艺出版社岁末年初的重点图书。所收入的女作家：张抗抗、方方、林白、叶广芩、邵丽、乔叶、鲁敏……皆为获过各种国家级大奖又为读者熟知并喜爱的作家。作者简介是一张精美彩色折页，分别有十多幅她们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记录着她们在文坛上一些重要时刻和岁月留影，非常珍贵。作品之后，附有一篇访谈或综述性评论，以及创作年表，使得这套丛书更具权威性、资料性、学术性，也有研究价值、收藏价值。

本书就是该系列之一，收入70后女作家付秀莹不同时期中篇小说十多篇，包括：《六月半》、《旧事了》、《秋风引》、《那雪》、《世事》等。

《六月半》这本书收入付秀莹成名以来的小说名作十余篇：《爱情到处流传》《花好月圆》《灯笼草》《小米开花》《锦绣年代》《旧院》等。体现她的新乡土写作风格。主要书写华北大地一个不起眼的小乡村——芳村的从前和现在，完美与破碎。通过无数个小人物尤其是各色女性的日常生活、心中梦想，描画风土人情，展现美丽乡愁，以及再也无法回复的往日乡村圆融图景。其文风含蓄淡雅，深得孙犁荷花淀派的影响。因是身在京城，远距离的回望，更多是诗意化了的乡村景观，为新世纪乡土写作注入新的活力。

爱情到处流传

灯笼草

小米开花

出走

刺

花好月圆

尖叫

红了樱桃

旧院

笑忘书

锦绣年代

醉太平

六月半

旧事了

那雪

秋风引

曼啊曼

世事

那边

评论 付秀莹：“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

付秀莹创作年表

复爱情到处流传

那时候，我们住在乡下。父亲在离家几十里的镇上教书。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两个，住在村子的最东头。这个村子，叫作芳村。芳村不大，也不过百十户人家，树却有很多，杨树、柳树、香椿树、刺槐树。还有一种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的名字，叶子肥厚，长得极茂盛，树干上常常有一种小虫子，长须，薄薄的翅子，伏在那里一动不动。待要悄悄把手伸过去的时候，小东西却忽然一张翅子，飞走了。

每个周末，父亲都回来。父亲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田间小路上疾驶。两旁，是庄稼地。田埂上，青草蔓延，野花星星点点，开得恣意。植物的气息在风中流荡，湿润润的，直扑人的脸。我立在村头，看着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近，内心里充满了欢喜。我知道，这是母亲的节日。

在芳村，父亲是一个特别的人。父亲有文化，他的气质、神情、谈吐，甚至他的微笑和沉默，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把他同芳村的男人们区别开来，使得他的身上生出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猜想，芳村的女人们，都暗暗地喜欢他。也因此，在芳村，我的母亲是一个很受人瞩目的人。女人们常常来我家串门，手里拿着活计，或者不拿。她们坐在院子里，说着话，东家长，西家短，不知道说到什么，就嘎嘎笑了。这是乡下女人特有的笑，爽朗，欢快，有那么一种微微的放肆在里面。为什么不呢，她们是妇人。历经了世事，她们什么都懂得。在芳村，妇人们似乎有一种特权，她们可以说荤话，火辣辣的，直把男人们的脸都说红了。可以把某个男人捉住，褪了他的衣裤，出他的丑。经过了漫长的姑娘时代的屈抑和拘谨，如今，她们是要任性一回了。然而，我父亲是个例外。

微风吹过来，一片树叶掉在地上，闲闲的，起伏两下，也跑不到哪里去。我母亲坐在那里，一下一下地纳鞋底。线长长的，穿过鞋底子，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对面的四婶子就笑了。拙老婆，纫长线。四婶子是在笑母亲的拙。怎么说呢，同四婶子比起来，母亲是拙了一些。四婶子是芳村有名的巧人，在女红方面，尤其出类。还有一条，四婶子人生得标致，丹凤眼，微微有点吊眼梢，看人的时候，眼风一飘，很媚了。尤其是，四婶子的身姿好，在街上走过，总有男人的眼神追在后面，痴痴地看。在芳村，四婶子同母亲最亲厚。她常常来我们家，两个人坐在院子里，说话。说着说着，两个脑袋就挤在一处，声音低下来，低下来，渐渐就听不见了。我蹲在树下，入迷地盯着蚂蚁阵，这些小东西，它们来来回回，忙忙碌碌。它们的世界里，都有些什么？我把一片树叶挡在一只蚂蚁面前，它们立刻乱了阵脚。这小小的树叶，我想，在它们眼里，一定无异于一座高山。那么，我的一口口水，在它们，简直就是一条汹涌的河流了吧？看着它们惊慌失措的样子，我咯咯地笑出了声。母亲诧异地朝这边看过来，妮妮，你在干什么？

在芳村，没有谁比我们家更关心星期了。在芳村，人们更关心初一和十五、二十四节气。星期，是一件遥远的事，陌生而洋气。我记得，每个周末，不，应该是过了周三，家里的空气就不一样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也说不好。正仿佛发酵的面，醺醺然，甜里面带着一丝微酸，一点一点地，慢慢膨胀起来，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还有隐隐的不安。母亲的脾气，是越发好了。她进进出出地忙碌，根本无暇顾及我们。我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提一些小小的要求，母亲多半会一口答应。假如是犯了错，这个时候，母亲也总是宽宏的。至多，她高高地举起巴掌，然后，在我的屁股上轻轻落下来，也就笑了。到了周五，傍晚，母亲派我们去村口，她自己，则忙着做饭。通常是手擀面。上马饺子下马面，在这件事上，母亲近乎偏执了。我忘了说了，在厨房，母亲很有一手。她能把简单的饭食料理得有声有色。在母亲的一生中，厨艺，是她可以炫耀的为数不多的资本之一。有时候，看着父亲一面吃着母亲的饭菜，一面赞不绝口，我不免想，学校里的食堂，一定是很糟糕。一周一回的牙祭，父亲同我们一样，想必也是期待已久的了。母亲坐在一旁，欹着身子，随时准备为父亲添饭。灯光在屋子里流淌，温暖、明亮。油炸花生米的香味在空气里弥漫，有一种肥沃繁华的气息。欢腾，跳跃，然而也安宁，也妥帖。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那样的夜晚，那样的灯光，饭桌前，一家人静静地吃饭，父亲和母亲，一递一句地说着话。也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只是沉默。院子里，风从树梢上掠过，簌簌响。小虫子在墙根底下，叽叽地鸣叫。一屋子的安宁。这是我们家的盛世，我忘不了。

芳村这个地方，怎么说呢，民风淳朴。人们在这里出生，长大，成熟，衰老，然后归于泥土。永世的悲欢、哀愁，微茫的喜悦，不多的欢娱，在一生的光阴里，那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然而，在这淳朴的民风里，却有一种很旷达的东西。我是说，这里的人们，他们没有文化，却看破了很多世事。这是真的。比如说，生死。村子里，谁家添了丁，谁家老了人，在人们眼里，仿佛庄稼的春天和秋天、发芽和收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往往是，灵前，孝子们披麻戴孝，红肿着一双眼，接过旁人扔过来的烟，点燃，慢慢地吸上一口，容颜也就渐渐开了，悲伤倒还是悲伤的。哭灵的时候，声嘶力竭，数说着亡人在世的种种好处和不易，令围观的人都唏嘘了。然而，院子里，响器吹打起来了，悲凉的调子中，竟然也有几许欢喜。还有门口，戏台子上，咿咿呀呀唱着戏，才子佳人，花好月圆；峨冠博带，玉带蟒袍；大红的水袖舞起来，风流千古。人们喝彩了。孩子们在人群里跑来跑去，尖叫着。女人们在做饭，新盘的大灶还没有干透，湿气蒸腾上来，袅袅的，混合着饭菜的香味，令人感到莫名的欢腾。在这片土地上，在芳村，对于生与死都看得这么透彻，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然而，莫名其妙地，在芳村，就是这么矛盾。在男女之事上，人们似乎格外看重。他们的态度是既开通，又保守。这真是一件颇费琢磨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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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

何向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目睹社会进步的中国作家，未曾缺席于社会变革的记录，而在中国社会前进历程的忠实的录记者中，当代中国女作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新时期蹒跚起步、于新世纪日臻成熟的当代女作家，无论其社会观察的视野，人性探索的深度，还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借鉴，对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积淀和历练，就整体风貌而言，都较20世纪初、中期女作家写作有极大的进步。文学史将会对这一代，甚或几代女作家的写作成就做出高分值的评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受益者的当代女作家，正以她们敏锐的洞察和细腻的书写，投入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为后人提供着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变化的精神档案。

20世纪末，我曾以《夏娃备案：1999）为题，对1999年的由女作家写作、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十二部小说加以梳理。20世纪、21世纪的世纪更替之年，中国女作家经由写作提出的一些与自身、与人类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寻勘身心发展的道路，其对于性别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不仅丰富了文学的承载量，更提供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新经验，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传递给我们母性教育的传统乃至本能；王安忆《剃度》展示了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的决绝个性；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我的渴望或是在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失败。分歧的，共生的，冲突的，裂变的，未成型的，已板结的，需解冻的，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我们从她们的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根植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却终将超越对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了解。

哲人曾言，“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足见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亦然。女性的文化进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投影，其实两者更是深层互动的，女性对于文化、身份、性别、社会的思考，已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向前运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成因源于中国女性在20世纪经历的三次解放。1919年，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妇女从封建性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意义大于经济独立意义，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此，如丁玲、冰心、林徽因、萧红等女作家写出了她们年轻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影响深远。1949年，新中国成立，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独立使其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而在各领域取得进步与成就。女作家得益于这一社会风气之先，丁玲、杨沫、茹志鹃等均有佳作推出，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使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女作家作为思想活跃、敏感的一个群体，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的勘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宗璞《三生石》等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探索。三次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学在1978年之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写作发展迅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新时期开始，中国女作家集体发声，并以其强劲的写作，呈现出时代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干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引人瞩目，以致在新世纪成熟壮大，被一些文化研究者们称为她世纪。20世纪80年代，女作家的性别觉醒与文化自觉开始较早，她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变革的同时，开始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隐形伴侣》写社会问题，但却是女性立场上对于情感的深度审视与叩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关注精神上的两性平等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试图寻找到一个两全存在空间的努力。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反思男性文化传统，也对传统女性化写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的女性书写，将“我”与“你”即女性与男性的一系列性别问题提出来，并均做出了来自女性个人的答案——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其勇敢的姿态更是对历史框定的女性顺从与懦弱的文化性格的诘问与反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叶文玲、池莉、赵玫、范小青、裘山山等佳作频仍，其在多个文体间的跨越更打磨了小说的锋芒；90年代始，林白、陈染、海男等期望通过身体而将视点拉回到性别关注上来。这种写作在历史、个人、身体、社会、情感间跳跃，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犹豫和艰难的自我调整。而从20世纪80年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90年代《羽蛇》，到21世纪《炼狱之花》《天鹅》，三十年跨度始终坚守女性精神自我深度写作的徐小斌引人瞩目。新一代女作家，注重隐藏在身体性后面的社会文化，不那么尖锐，更倾向温暖、幽默、智性的表达，但她们心底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女性空间，如徐坤《厨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潘向黎《白水青菜》、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手术》、叶弥《小男人》等，都体现了以女性文化视角介入历史现实的丰富性追求。

新世纪伊始，女作家写作成果斐然，杨绛等老一代作家也有新作推出。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在坚守其新时期开端之作《北极光》的浪漫主义理想底色的同时，强化了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黄金台》为代表的我称之为“后视镜”式的写作，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索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方方的《水随天去》等探讨经济不平衡发展对于纯真爱情的挤压；蒋韵《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行走的年代》试图在对“已逝”岁月的追踪中确立传统价值的独立性；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和《妇女闲聊录》提供给了我们回溯历史与观察现实的与众不同的角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作品将观察点定位于出走与还乡两大母题，使其作品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上平添了哲学的意蕴；葛水平《喊山》《地气》承续了中华山川地气中深藏的诗意之美，其利落的行文中苍凉的味道耐人寻味；邵丽《明惠的圣诞》聚焦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微澜；金仁顺《云雀》《桃花》等根植饮食男女，其心思缜密又声色不动的叙事兼具温润与冷凛两种魅力；乔叶《走到开封去》等承续了她个人创作中对“慢”的探求，审视的目光于小事情间不经意扫过，却如探照灯一般揭示出最深处的幽怨和最原始的黑暗；鲁敏的写作确如“取景器”，隐秘的、细微的、节制的，带有缠绕感甚或是残缺的生活，成就了她小说的“气象与光泽”，《思无邪》《饥饿的怀抱》均写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处，却在极简主义式的写作中透出干净与温暖；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六月半》篇篇出手不凡，以感伤与坚忍并存的从容气度体认着中华美学的精髓，并使诗化小说通过个人的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等笔触在沪上弄堂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间腾挪有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也有细碎世俗中的温情；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以上列举的只是活跃于文坛的当代女作家群体的一小部分。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写作环境，当代女作家们都身处一个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1977年以来，作为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评出九届，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正式获奖，女作家占八部，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95年以来，作为除长篇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已评六届，共有二百多人获奖，女作家超过四十人次，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80年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出十届，获奖者中，女作家在小说、童话、幼儿文学（绘本）等均有收获。20世纪70年代始评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中多次见到女作家的身影。而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设立的中国女性文学奖，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探索。获奖只是专业荣誉，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还包括作家文学作品的读者拥有度、文学作品的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国外研究与译介，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女作家无论创作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强劲实力，她们通过文学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整体上已然超越了文学史上她们前辈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今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的原因。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作家们的幸运，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作家，她们的录记、思考与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2017年10月12日 北京

付秀莹：“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

李云雷

2009年，付秀莹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在文学界一鸣惊人。此后短短数年内，她发表了大量中短篇小说，逐渐为文坛及社会公众所熟知。现在付秀莹已成为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当今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中，一位文学新人如此迅速地获得文学界的认可，堪称一个奇迹。这也让我们思考，付秀莹的小说为什么会引起各方瞩目？她为文学界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她的小说中有什么新的美学因素？在我看来，付秀莹所提供的恰恰是当今文学界最为缺乏的，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体认，对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以及对传统中国美学的新探索。也就是说，付秀莹讲述的是中国故事，表达的是中国情感，探求的是中国美学的新形式。她的小说不仅写出了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且也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密码或“集体无意识”。她能够把握住当代中国人丰富、复杂而微妙的经验与情感，并且以中国式的美学表达出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付秀莹的小说既让入耳目一新，又让人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原因。

付秀莹的写作方式看似自然，但如果我们将之放在历史的视野中，便可以看到她的选择并非那么简单。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在对西方文学借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以“走向世界”为指向，这对拓展当代中国的精神与艺术空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学的追逐也伤害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新世纪以来，不少中国作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在自己的创作中接续传统中国文学的精神，探索中国美学的新形式，如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王祥夫等作家对《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世情小说、笔记小说传统的继承，便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拓展了一个新的方向，付秀莹的小说也出现在这一转向之中。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年青一代的作家开始更加从容地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加自信地讲述中国故事。

付秀莹的小说多取材于乡村或城市的个人故事，但作者却并不仅仅关注主人公的个人命运。在她深入细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故事书写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精神命题，也写出了转型时期复杂的中国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付秀莹是从个人体验出发，写出了当代的“中国故事”。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人叙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相对于五四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界”，中国故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以来）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相对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学、社会学的范畴，“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内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在“现实与虚构”这一普遍的范畴中看待中国与故事的关系，而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整体，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思潮，我想这可能会更有意义，也更能启发我们的思考。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付秀莹的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在《红豆》杂志发表后，很快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并被收入不同的小说年度选本。这篇小说之所以如此受到关注，我认为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满足了读者的期待：在短篇小说这一体裁日渐式微的情形下，这个作品提供了一个短篇小说的近乎完美的样本；与大多短篇小说注重故事性或西方化的倾向不同，这篇小说注重诗意与抒情性，可以说承续了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以来的现代小说抒情诗传统，也是传统中国美学在当代的再现。这篇小说最值得关注的，并非散文化或抒情式的笔调，以及语言的细腻优美，而在于叙述视角的选择，以及这种视角所折射出的作者的人生态度与审美观。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叙述角度的特色在于：童年视角、回忆视角、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及其相互交织。童年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新、自然而又懵懵懂懂的世界，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残酷的故事，但又在隐约中让人感到了一种美；回忆视角则在时间的长河中冲刷掉了这一事件带来的直接伤害，以沧桑的姿态与悲悯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故事及其当事人，包容并理解了一切；而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则回避了故事中最为残酷的核心部分，在这个叙述者有限的眼界中，我们甚至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事人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内心感受到了怎样的痛楚，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外部的、片段的、不完整的。这样的叙述角度与剪裁方式，既化解了叙述者的尴尬，同时在艺术上也深得传统中国美学之精髓——温柔蕴藉，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于留白处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在整篇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叙述姿态，她写下了那些隐秘的疼痛，却通过视角的选择隐去了最为残酷的部分，而在平静的叙述中包容了一切，将那些创伤升华成了一种优美动人的艺术。这样的叙述方式，或许与作者的人生态度有关，也与她的审美观密切相连。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执着，也可以看到旷达；可以看到含蓄，也可以看到坚忍——而这既来自传统中国美学的底蕴，也来自现代视野的新发现，最终融汇成一首苍凉而忧伤的“诗”，值得我们反复去欣赏，去品味。

付秀莹的《旧院》之所以能打动我们，并不在于作者写出了独属于她个人的经验，而在于在对个人独特经验的描述中，她有意或者无意地，写出了我们共同的经验，写出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人独特的经验与情感，而这包括不同的层面：首先，小说写的是一个大家庭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对于注重传统伦理的中国人来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凝聚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如何恰当地把握住某种度，或者如何真切地理解人们之间的关系，非置身其中难以理解，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这篇小说的好处，便在于幽婉细致地深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以及人们微妙的关系之间，向我们揭示了其中的隐约曲折之处。其次，小说中写到了重男轻女在民间社会中的深远影响。作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种观念，重男轻女不仅影响着人们对男孩、女孩的看法，也影响着人们生活中的婚姻、恋爱等各个方面。小说中姥姥的焦虑主要由此而来，而这也影响到了她对“我父母”、五姨和“我舅”等不同人的态度，小说让我们具体而细微地看到了这一观念如何深入了人们的“无意识”，如何影响了这个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再次，小说写到了这个家庭的“盛世”及其消逝，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事变迁的沧桑，以及叙述者的惆怅无奈。感叹时光流变与世事沧桑，并通过一个家庭的盛衰来表现，可以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传统，从《红楼梦》到《呼兰河传》都是如此，而《旧院》则是这一美学的当代继承者。不仅在这一方面，小说中含蓄蕴藉的表达方法、散点式的结构、散文的笔法以及诗意化的呈现方式，都从传统中国美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是充分现代化的，这不仅是指其题材的现代性，而且在形式上，它也剔除了传统叙事文学中的程式化因素，因而更加自由，更加洒脱，在这一点上它更接近《呼兰河传》的神韵（虽然二者在色调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呼兰河传》更加忧郁，而《旧院》则更为明朗），即它是最为中国的，也是最为现代的——这一点，或许可以给当代中国小说的发展以启示。

付秀莹的写作，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她所表达的是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普通情感，这样的写作是一条开阔正大的道路，它不像先锋文学那样深刻、极端，在很多先锋文学中，我们无法看到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另一方面，付秀莹的作品也不同于寻根文学那样冷僻、刻意，很多寻根文学刻意寻找不同于西方的经验与情感，从而自我“东方化”，走入了生硬怪僻的道路。付秀莹的作品所表达的只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细节，由他们情感与心灵的隐蔽幽深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式，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而这些，又都是以中国式美学表现出来的，含蓄蕴藉，给人留下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不仅在《爱情到处流传》《旧院》等描述乡村与童年的作品中体现了出来，在《花好月圆》《曼啊曼》等描述都市生活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出来。她的小说，可以说在探索着中国美学的新元素。

另一方面，付秀莹的作品又是充分现代化的，她所表达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而不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在现代世界的生活与心灵状态，以及其内在的变化、矛盾与冲突，她的表达方式也是现代化的。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古典小说中的程式化因素，也看不到儒释道思想的刻意说教，她所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在《六月半》中，我们既看到了一个母亲的幽微心思，也看到了现实中打工生活所带来的苦难；在《夜妆》中，我们所看到的则是置身于都市情感纠葛中的青年女性的心路挣扎。正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描绘中，付秀莹将传统的美学元素重新组合，并探索着传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故事”是一个创造，并不是有一个凝固的中国故事在那里等着你写，或者有一个固定的中国故事在那里等着你讲。在付秀莹的《秘密》中，我们看到的是青年打工者良子偷窥城市女人的“秘密”，以及他横死的命运。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打工者与城市女性之间，横亘着难以跨越的距离，只能以“偷窥”的方式建立联系，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她的《琴瑟》《幸福的闪电》中，我们看到的是寄居于城市里的打工者夫妇在过着卑微而幸福的生活，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让他们不敢企及城市的生活方式，但又只能在城市里生活，他们只能想象城市里人的生活，而无法真正进入城市生活。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在《蓝色百合》中，付秀莹写的是一个青年女子对一个陌生人的奇怪情感。小说的主人公水青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和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安宁妥帖，但是她内心并不平静。在上班的路上，她时常会碰到一个陌生男子。开始她并没有在意，时间久了，她开始留心这个“高高的个子，有些清瘦，捧着一张报纸，边走边看”的人。这个陌生人在她的意识中越来越重要，像一个谜一样，她渴望能够了解他，走进他的世界，但这并非有意识地“越轨”，而只是出于一种好奇，“两个陌生的人，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不同的方向去，于千万人之间，在时空的某个奇妙的交叉点，遇合，然后，擦肩而过。这是多么让人着迷的事情”。她开始幻想，并试图接近这个陌生人，但是这个男子却很少再出现了。在一个下雨天，她终于看到了那把“花格子雨伞”，追踪他来到了街心花园，却发现“伞下，是一个少年，清瘦、忧郁、目光迷茫”。小说中主人公对陌生人的兴趣，可以说是对庸常生活的一种反抗，是对诗意的一种追寻，而结尾处的“少年”意象，可以让我们看到主人公所追寻的并非外在的遇合，而是内心深处爱与美的最初印象，正如小说中的“蓝色百合”一样，这样的花与这样的情感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只存在于人的内心。小说对都市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有着细腻的刻画，并展示了一种反抗平庸的诗意方式。

新的“中国故事”既是历史的创造与展开，也有赖于作家创造性的感知、体验与表达。在当前这个大时代，能否讲述或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内部的变化，可以说对当代中国作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我们可以继承传统中国的某些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但也要融入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熔铸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美学。在付秀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探索着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她始终关注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试图将其中的丰富、复杂、微妙之处呈现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她汲取了传统中国美学的元素，并予以现代化的改造，从而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文体与美感。在她讲述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复兴，也看到了新一代中国作家的精神面貌与艺术追求。我们可以说，新一代中国作家正在以更加从容自信的态度面对世界，他们讲述的新的“中国故事”，不仅将凝聚中国人共同的经验与情感，也将向世界展示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