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吉似乎让人不快，别人对她的反感聚集在她周身，就像她臀部堆积的肥肉。她盯着人看自有一套，别人无意间与她对视时，她能勾住他们的目光。她令人紧张不安。
她端茶送水也做得不称职。有人要牛奶，牛奶竟会倒在茶杯里也会洒在茶碟上。不过通常，牛奶递过去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说什么。其中有些人会用哀求的语气说声“谢谢”，同他们和护士说话时一样。玛吉毫不在意。她知道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想要换个人来推着送茶的推车经过床前，聊聊天气，管他们叫“亲爱的”。一个普通随和一点的人。过些时候，他们会穿着睡袍沿着走道慢慢挪到埃尔莎所在的偏房找她聊天。
“那个玛吉，”他们说。“她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埃尔莎也不知道，这正是问题所在。一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她已经弄不清了。开始是结束，然后又是开始。等玛吉出现时，埃尔莎挺高兴见到她的。她知道已经是下午了，很快就是探望的时间了。
“来杯茶吗？”
玛吉站在门口，一手放在推车上，一手叉在胯部。她的头发新染了颜色，像是深粉红。埃尔莎不知道她是否原本就想染成这样。这颜色让她的下颔比平时看起来更红更汗津津的。她看起来就像一头愤怒的猪。
“探望的时间到了吗？”埃尔莎问道。
“先喝茶，”玛吉说，“来一杯吗？”
“好的，请来一杯。”
玛吉转向推车。
“加牛奶加糖吗？”
埃尔莎知道厚厚的瓷杯贴在唇上，感觉会像黏土一般，泡过的茶也会不好喝。
“没有柠檬片，对吧？”
玛吉皱起了眉头。
“你疯了，你真的疯了。”她的鼻孔上挂着一串薄薄的金环。她摇头的时候，那些金环也跟着晃动。
“那稍微放一点点糖。”埃尔莎借着床边的金属横杆让自己坐了起来。玛吉把折叠餐桌放在她的大腿上方，再放上茶杯和茶碟。这会儿，埃尔莎明白了其他病人想从玛吉那儿得到什么。沉默抽空了她们之间的空气，埃尔莎想填满这个沉默的空洞。玛吉再次转向推车去拿一个铝制小壶。埃尔莎开口想提醒说她不要牛奶，但没说出口。
“饼干要吗？”玛吉的注意力似乎被窗户另一侧屋顶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
“不要，谢谢。”
“再见。”玛吉说完就不见了。一堆茶碟茶杯沿着走廊一路发出喀哒喀哒的响声。她推着推车撞开双开门时，发出了一声巨响，接着挪动着肥胖的身子朝电梯走去。 一位护士的头从门边探了进来。
“埃尔莎，今天怎么样？”她说。她长得很敦实，似乎一点也不介意把老人裹起来抱上床抱下床，上浴室上厕所。有一天，她在铺床的时候告诉埃尔莎，她是塞尔维亚人。“你过来是因为战争吗？”埃尔莎问她。“战争？不是，不是。我是家里第一个出来的。我老公有MBA的学位。”她说。不过今天，她没有微笑，也没有时间。快到她换班的时间了。
“能用一下电话吗？”埃尔莎问。
“你有零钱吗？”
埃尔莎喜欢这位护士说英语的方式，精准正确。每个元音都务必发得到位，紧紧抵着邻近的辅音。
她伸手到床头柜上拿手提包。床头柜装着轮子，她去够它的时候，它就滑走了。这里的所有东西都装着轮子，因此最后就得从一样东西滑向另一样东西。埃尔莎没晕真是一个奇迹。护士轻声走出房间，嗒嗒地沿着走廊走向休息室。
埃尔莎打开手提包的锁扣，伸手在里面摸索着。这里的光线很差，或许是玻璃窗太脏了，汽车的尾气在窗框的角落里堆积起来，也可能是天黑得比过去早了。她渴望着早上明亮的光线，和以前家中厨房的一样。不过现在，她想和玛里说说话，在电话里听听她近在耳旁的声音。她把手伸进包的更深处，在角角落落里摸索着找钱包。她又把包翻了过来，所有的东西都倒在了绿色的床单上：纸巾、一些薄荷糖（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副扑克牌、一本边角剪过的旧护照和一瓶珍珠粉的指甲油。
“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能涂指甲油了，”那位塞尔维亚护士说，将装着轮子的公用电话箱推到了她面前。“今晚，在值班医生来查房前，我又得把你的指甲油给擦掉。”
埃尔莎把指甲油放回了包中。护士把它擦掉，埃尔莎又会在夜灯下涂上去，这样周而复始。
“我要给女儿打电话，”埃尔莎说。
“好的，好的。”连护士的笑容也是欢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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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王佐良先生称为“英国的偏僻地区”的威尔士，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人朝中国走来。最知名的有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李提摩太，还有在武汉创办医院、学校的传教士杨格非。就如赖泽赫在书中所提及的，海岸线绵长的威尔士一直有出海的传统。《米纸日记》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把威尔士和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连接了起来。从威尔士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威尔士，战争的创伤和记忆既是尖刀又是纽带，将普通人的生活割裂又重新拼接。
他人的创伤，我们的历史
二战结束过去了七十年，保家卫国、浴血奋战、英勇壮烈——当我们一遍遍用纪念碑、博物馆、史实记录、艺术创作等形式铭记这些有关战争的关键词，总会发现还有些故事没有讲完，有些故事已被人淡忘。自从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1997）让人们注意到拉贝等西方人拯救中国平民的事迹，之后又有中德合作的电影《拉贝日记》（2009）、陆川的《南京！南京！》（2009）、哈金的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2011），被救的南京人跪地向拉贝、魏特琳高呼菩萨。在张艺谋根据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的同名电影（2012）中，四处硝烟的南京城里，好莱坞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假牧师伟岸悲悯得如同上帝。西方人在中国的战争记忆中，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小说中，一而再地被赋予了目击证人和拯救者的高度。
而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自己民族曾经的深重灾难时，忽略了同一片土地上这些西方人的遭遇。即便有斯皮尔伯格大制作的《太阳帝国》，被《卫报》称为二十世纪英国最佳战争小说的巴拉德原著却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称道，小说中描绘的被日军关押了1800名欧美侨民的上海龙华集中营也鲜为当代的人们知晓。
在罗湖的另一侧，1941年的香港，英帝国结束了不可战胜的神话，自维多利亚女王以来，第一次无奈地把殖民地交给了敌人。忽然间，主子成了囚犯。自1942年1月初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被关在香港南端赤柱的英国及其他同盟国的平民共有2500名左右，其中还有年幼的孩童。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收藏着这样一帧照片：1945年香港解放后的赤柱拘留营，一个叫温迪·罗西尼的年轻姑娘。她骨瘦如柴，抿着嘴举着一个搪瓷杯和一个搪瓷碗，半杯的炖菜，盖过碗底的一点饭，而那是日军配给五个囚犯的饭量。
那一段历史，在华人的文学作品中涉及得也很少。张爱玲的《倾城之恋》（1944）中带过一句萨黑夷妮公主的英国老男人被关到拘留营的事。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第三部《寂寞云园》中，也稍稍提过黄得云等候被日本宪兵押走的英国男人西恩。或许相对遭受苦难的数万万同胞，被关押的欧美人士数量少，再加上他们先前作为殖民压迫者的身份，看似不怎么值得关注。可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不妨想想历史的多面性，听听在这片土地上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故事。《寂寞云园》中提到西恩认出赤柱拘留营的营长从前是告罗士打大酒店的理发师。日本海军军官以理发作掩护，整整七年听英国人聊天，历经两任港督，收集香港的军事经济情报。这一基于史实的细节，也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米纸日记》中。正如研究战争创伤的学者卡鲁斯所说，“历史和创伤一样，从来不单纯是我们个体的……我们相互被卷入创伤中的过程，那正是历史。”的确，他人的创伤也是我们的历史。
战争的回忆，历史的承继
铭记历史需要记忆，而叙述记忆，则是我们铭记历史的形式。提起战争留下的创伤，那些经历过的人们总是欲说还休。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通过第一人称“我”讲述着姨妈淑娟的故事。但讲述并不是复述，重新书写是属于后代的历史记录。“我”在讲述姨妈对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回忆时，也是对历史搜集、整理、补充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历史也借此得以在下一代中重建、内化和承继。历史真实和小说虚构在这部作品中并行不悖。小说能够还原单纯的记录和数据不能表现的另一种历史真实：体验和情感。
有意思的是，《米纸日记》的创作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埃尔莎的原型便是题献中作者的姨婆门纳。门纳跟从丈夫离开威尔士来到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关进了赤柱拘留营。虽然得以生还，但回到威尔士后，她对这段经历却不愿提及。可门纳还是给后代留下了种种痕迹，让作者得以追随回溯她的那段经历。赖泽赫说，姨婆去世后，她得到了不少盖着香港邮戳的信封。信函抽走了，信封是空的。一枚空的信封正是小说最初的意象和灵感。①后代用隔空对话和想象重新参与了历史，填补了空洞。故事成了两代间的纽带，历史也得以承继、延续。
小说形式的虚构性让作者不必局限于原型人物，有更大的空间来探索战争对不同人带来的影响，而多个的视角让人物和事件也显得更为丰满立体。埃尔莎的叙说到山雨欲来的日占前夕；继之以广东来的保姆林讲述着给留在家乡的妹妹的信，她目击了英国人的溃败和日军的占领；然后是汤米在赤柱拘留营的日志；最后从埃尔莎和汤米的女儿玛里这个孩子的视角来看劫后回到威尔士的生活。对战争的历史叙述中，经常会集中于正义战胜邪恶的宏大命题，而小说的笔触则能伸向人性复杂的层面。一方面，作者白描香港的市场里宰杀活鱼、威尔士捕鼠人拿锤子活敲老鼠脑袋血淋淋的场面，那无疑是大规模战争的类比和缩影；而另一方面，小说也描写了德军战俘留在威尔士，娶了妻。汤米深受创伤变得阴郁可怕后，是这个德国人握住了玛里的小手，给了她父亲般的关爱。
根基与家园，自我与民族
赖泽赫在威尔士国家图书馆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姨婆门纳过世后，在她的手提包里找到一块用很厚的油彩刷成英国米字旗的饼干。半个多世纪，她一直带着这片饼干。饼干的确切来处已经无从考证，但一定和日军投降、拘留营解放相关。这段有趣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在小说中，威尔士人曾经的帝国归属感不是当代威尔士作家的关注点——这或许也是赖泽赫为什么要用小说的形式重新书写姨婆故事的原因之一。
赖泽赫更着意从后代威尔士人的眼光来重现埃尔莎在香港的疏离和隔阂感。一面是埃尔莎作为殖民者的上层生活，住在高级住宅区、参加高级酒店的聚会，三人的小家有专职的华人司机和两个华人帮佣；而另一面是埃尔莎作为威尔士人的格格不入——她在聚会上兴致勃勃地提到威尔士过新年的传统，却无人理会，而与当地的华人，尽管她努力接近，还是隔了难以跨越的鸿沟。
对于自我的身份，我们总是会提及“根”的意象和隐喻。“根”延伸在埃尔莎一遍遍对玛里描绘的归家路上，“根”是绝望时刻汤米祷告时的力量之源。而同时，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扬帆展翅，经过了迁徙。威尔士人和华人相似，一边是根基深厚的民族性，一边又不惮以四海为家。埃尔莎的两个孩子，一个最后还是回到了威尔士，一个去了香港；从广东农村出来的蓝和林两姐妹则到了香港又走向西方。战争、现代化进程摧毁的家园都可以重建，当代人的家园可能不止一处，大都该有中文难以表达的复数形式，而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可能就是一碗醇香味厚的肉汤、过道上祖辈带回来的一个雕花玻璃灯罩，甚至是海岬上倚靠过的一块岩石。
《米纸日记》中的“米”无疑是东方经历的象征，连接了香港和威尔士，落在纸上，再经过翻译，不单单是他们的故事，也成了我们的故事。最后要提及一点，这是一部用英语写作的威尔士文学作品，但作者也用了不少威尔士语，希望它在中文里也能安家。
倘若每次离开故土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那么每次回归便是一次重生。
沐浴战火、饱经伤痛，回归之途荆棘遍布，涅槃重生尚可期？
《米纸日记》是威尔士著名女作家弗朗西斯卡·赖泽赫根据她婆姨的真实经历写就。小说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从埃尔莎、丈夫汤米、女儿玛里和华人保姆林的角度叙述，生动细腻地描绘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香港的动荡图景，也写尽了欢喜与痛楚交织、绵延两代人的还乡朝圣——如果记忆中的家园与自我已永难找回，归家是否还能带来重生？
弗朗西斯卡·赖泽赫编著的《米纸日记》是一个从边缘角度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四个相互交织的讲述将军事冲突对个人生活的破坏展现得淋漓尽致。1940年春，新婚不久的埃尔莎·琼斯来到了香港的外国人社区。由于倍感孤独、思乡心切，埃尔莎在她的保姆林身上找到慰藉。随着香港被日军占有，埃尔莎和丈夫汤米被捕，并被拘留在岛上南边的一个临时营地里，他们不得不专心于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问题，埃尔莎和汤米的关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拘留生活带来的精神压力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