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编著的这本《凯恩斯传》详细记录了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生。他在逝去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页。在今天，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承认他对西方经济学造成的巨大冲击力和影响力，他的创新精神和敬业精神，他思想中的某些科学成分将激励后人不断前进。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1934年7月19日出生在中国哈尔滨一个俄籍犹太富商家庭，婴儿时就同父母一起被关东军拘押在日本一年。战后无法拿回在哈尔滨的巨大家产，移居英国，六十多年后才重新访问幼时的故园。《凯恩斯传》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享誉国际学术界，并被英国女王封为勋爵。这本积三十年功力的著作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经济学家首先应该具有文化和道德观。

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部分 责任与善行

 第1章 王朝起源

 第2章 剑桥文化：赛吉维克和马歇尔

 第3章 在剑桥长大

 第4章 伊顿年代

 第5章 剑桥本科生

 第6章 我的早期信仰

 第7章 剑桥与伦敦

 第8章 利顿、邓肯、梅纳德

第二部分 危机边缘

 第9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济兴趣

 第10章 私生活

 第11章 战前小阳春

第三部分 纯真的终结

 第12章 适应战争环境

 第13章 凯恩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14章 快节奏生活

 第15章 千回万转——凯恩斯在巴黎和会上

 第16章 文明受到威胁

第四部分 战争的经济后果

 第17章 20年代的凯恩斯

 第18章 向和平过渡

 第19章 概率与善行

 第20章 俄德事务

 第21章 货币改革

第五部分 金十字架

 第22章 黄金与婚姻

 第23章 凯恩斯的中间道路

 第24章 同劳合·乔治的合作

 第25章 储蓄之谜

 第26章 经济大衰退

第六部分 救世的经济学家

 第27章 一个不寻常经济学家的肖像

 第28章 现实的预言家

 第29章 新政

 第30章 “向月亮开枪”

第七部分 为战争筹款

 第31章 治疗慢性虚弱症

 第32章 战时的中间道路

 第33章 战争的巨龙

 第34章 特使

 第35章 战争期间的凯恩斯

第八部分 这次比上一次要好

 第36章 凯恩斯的“新秩序”

 第37章 怀特奇案

 第38章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英国

 第39章 大妥协

 第40章 美国的谈判方式

第九部分 最后一搏

 第41章 诱惑

 第42章 避免“金融敦刻尔克”

 第43章 人死灯灭

后记 凯恩斯的遗产

译后小记

为战胜维多利亚时代普遍存在的反对妇女受教育的歧视，佛萝伦丝来纽汉姆学院学习这件事是对新教教徒势力的一个贡献。佛萝伦丝·艾达是约翰·布朗和艾达·海顿·福特的长女，1861年3月10日生于曼彻斯特。三年后，约翰·布朗带着夫人和小女儿搬到拜德夫特，成为那里的邦阳集会教堂的牧师。艾丽丝、杰茜、瓦特、哈罗德和肯尼斯在那里相继出世，最小的肯尼斯出生于1879年。

他们所居住的牧师住宅位于拜德夫特的艾丽丝夫人街。在这所房子里，对男孩和女孩在“道德品质和知识才能上的追求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艰苦的生活环境对这样一种努力起了很好的帮助作用。在她的家庭回忆录中，佛萝伦丝记录了一所巨大、穿风、基本上没有什么取暧装置的房子，里面堆满了拜德夫特集会教堂的创始人之一约翰·邦阳牧师的遗物。冬天时，乌兹河水结了冰，她们家里放在盘子里的肥皂也冻得邦邦硬，卧室里的地像冰块一样，没有鸭绒被，也没有热水袋。

书和讲道是对没有取暖条件的补偿。父母亲双方都对文学、政治和神学感兴趣。佛萝伦丝的父亲约翰－布朗虽然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越来越大，但却是一个友善的学者，一个讲理的人，他通过对新教历史和教义的广泛研究和讲道来消除自己在宗教上的疑虑。他的有关邦阳牧师的演说被扩展成一本受人欢迎的传记，于1885年发表。他是一个优秀的布道者，成为该地区新教教徒们的“主教”。梅纳德的弟弟杰夫里记得他“有着凸出来的白胡子、健康红润的脸色和敏锐洞悉一切的蓝眼睛，在那高于众人的讲坛上，用他那铜钟般的嗓音为底下全神贯注的听众们讲道”。政治上，他是一位坚定且活跃的自由主义者，他会戏剧般地朗读格莱斯顿就职英国财政大臣时的演说来取悦他的家人。

佛萝伦丝本人是一个“带有些忧郁的病弱不堪和紧张不安的孩子”，她的要好朋友这样说，“她母亲从未指望能把她养大”。她的孩提时代生活经常会被姑姑或姨妈的去世消息以及随之而来的肃穆气氛和长久的哀悼等较为沉重的事情所打断。孩子们经常被提醒要对那些居住在他们牧师住宅对面一长排贫民所里的穷人具有责任感。艾达‘海顿。布朗则忙于伦敦布道会、慈善组织社团和自由党的政治活动等工作。像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许多人一样，佛萝伦丝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她的宗教信仰更具耐久力。

应该说，正是她的母亲为佛萝伦丝的成长做了起始的准备，使她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层次以具有与一位彭布罗克学院年轻教师相遇的机会。艾达·布朗是一位这样的妇女，她具有“活跃的头脑、无限的精力和与她母亲同样的对教育的无限热忱”，她在牧师住宅里办起了一所学校，让她的女儿们得到了在那个时代她们本来不会受到的教育。

除了在语言和数学上得到一些其他人的帮助之外，艾达－布朗的教育使她的女儿通过了剑桥地方考试，并以足够的成绩获得一小笔在纽汉姆学院学习的奖学金，在那儿准备参加高等地方考试（类似于现代的A水平）以便将来能在她母亲的学校里教书。到她来纽汉姆学院时，她已经在帮助她的母亲主持邦阳集会教堂的主日学校了。她来纽汉姆时也许的确害羞和没有经验，但是作为那座牧师住宅的长女，她已经尝试过责任感的滋味了。

对佛萝伦丝，人们很难以一种自认为是了解内维尔的方式来做同样的认识了解。在我们面前所展现出来的她的长长的生活画卷显得干巴巴、枯燥无味和非常真实，就像她晚年时写的两本书一样，有关她一生的两个生活圈子——剑桥和布朗一凯恩斯家族——的事实和成就全都在那儿，但是其个性却被小心翼翼地藏到这些东西的背后。她的讣告基本上是一张罗列她所属的各种委员会的清单。佛萝伦丝的能量和兴趣很大、很广泛，这使她无法把自己局限在家里。她来自于这样一个家庭，他们把身心投入到自身的和世界的改良上，而她所生活的时代正好又是公益和自发慈善事业成长的时代，因此她能有比她母亲更多的机会投身于公益事业。

但是，从精力充沛、永远追求美好的事业这副公众妇女的形象上，我们并不能得出对她性格的完整了解。很显然，她与同事们在一起时，她是以特殊的魅力去吸引和说服，而不是命令他们。一位当地记者在她去世时这样写道：“她在做任何一项工作时都表现得非常谦和，人人都觉得与她在一起工作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泰晤士报》的讣告这样写道，她对她的孩子们，“既是母亲也是朋友”。佛萝伦丝不是那种因忙于公益事业而无暇顾及家庭的母亲，她虽然不刻意表现她对他们的感情，但毫无疑问，她的忠诚首先是给予她的丈夫和孩子们的。

另外一点对她与梅纳德之间的关系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佛萝伦丝成长于一个各方面要求都很严格的环境，像许多出身于新教教徒家庭的英国妇女一样，她的同情心和品位有着很高的境界但却不开阔，整个审美和感情生活领域超过了她的思考范围。但是她还没有固执到摒弃时代的潮流。她把孩子们的兴趣当成是自己的兴趣。在孩子们的成长道路上，内维尔的火焰要比她更早地发挥指导作用，但是更甚于内维尔，她与孩子们一起长大进入到20世纪，这使她能够超越出她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甚至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在拜德夫特的牧师住宅和布鲁斯贝利俱乐部之间的巨大鸿沟上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正是因为她能与她的孩子们一起成长，所以才能使孩子们永远不从这个家里出去。

P36－38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中国或者亚洲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他对印度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这曾是大英帝国的版图，而且他在印度事务部做过短期的文官。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印度的金融问题，尽管他从未想过到印度去访问是写作这本书的必要条件。但是，他对中国的争隋并不是一无所知。他对中国金融的了解来源于他的朋友一汇丰洋行的董事查尔斯·艾迪斯爵士，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了解则通过另一个朋友，曾在中国服务过的英国领事官员阿吉·罗斯。

1912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撰文评一位中国学者的著作，这就是陈焕章撰写的《孔门理财学》（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译注）。凯恩斯在这篇书评中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译注）和“货币数量说”。他引用了明初叶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价格下降，应当发行纸币；价格上升，应把纸币收回”。他对中国的人口数字大惑不解。他说，中国众多的人口显然是在近代产生的。中国人口从18世纪初的1亿上升到1842年的4.13亿。他发现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世界的那种经济或自然条件的巨大变化。因此，中国人口的迅速发展令人无法解释。他担心“中国的黄金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因为享受这个条件的人口太多”。

凯恩斯是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因而只有涉及中国的货币问题才让他感兴趣。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货币改革家。他设计的第一个货币计划是1910年的中国“金汇兑本位”计划。他不赞成在中国发行纸币，因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表明，纸币“将无可避免地带来经济不稳与最终的灾难。而且它将阻挠农村地区从实物贸易到货币贸易的过渡”。他建议“一种以白银为流通的货币，但以黄金为本位货币”。他认为中国不应当积累黄金，而应当在伦敦保留生息存款，在对外支付时可把这些存款转换为黄金。他举日本为例，说它把大多数的储备都转换成英国的国债券。凯恩斯的这个计划一直被锁在一个抽屉里，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凯恩斯对W.S. 杰文斯笔下的亚洲十分着迷。杰文斯把亚洲称为“贵金属的巨大储藏地和市场”，他还认为“东方产品的低廉价格引起了贵金属向东方的不断流动”，“从我们手上拿走了成百上千万的金砖。而这些金砖在西方放在那里毫无用处”。这种强烈的形象化描述在凯恩斯的脑子里触发了一个经济史的“货币”理论，把长时段的经济兴衰同黄金和白银的升降联系在一起。尽管西方的贵金属不断向亚洲流失，但由于亚洲人偏爱囤积贵金属而不使用之，所以他们仍然很贫穷。西欧则在16世纪充分利用从南美洲流入的金银，和在18世纪攫取的印度黄金财富开始了商业和工业革命。凯恩斯关于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也许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产生的。1918年，中国又一次进入凯恩斯的视野。他反对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援引强加于中国的“庚子赔款”为先例。1937年，他敦促英国和美国在日本不愿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时，中断与之的全部贸易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与了对中国发放贷款的讨论。总体而言，他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朋友，不过他对中国知之甚少。

尽管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已被译成中文，我并不知道他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如何。凯恩斯本人留下来的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就业理论。他把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设为“已知条件”，仅仅寻求保证对该社会的工业产品的足够的有效需求。因此，凯恩斯主义似乎同经济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经济发展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做大规模的改造。凯恩斯的弟子琼·罗宾逊和罗伊·哈罗德在凯恩斯经济学的结构里加上了长时段的发展视角：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思想有何影响。

凯恩斯理论也许对今日的中国没有多大用处，中国面临的是转型问题——即摒弃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推进同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融合。然而，假定政府是称职和诚实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凯恩斯政策能够通过为基础建设项目提供临时工作来帮助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人们过去所说的“公共工程”。在20年代的英国，老的出口工业被新型的消费品出口工业所取代，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凯恩斯认为，政府额外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能够加快新型工业的发展步伐，最终能够吸收老的出口工业所丢弃的劳动力。英国一直没有采纳这个政策，但对一个总需求由于传统工业领域（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的工业领域）的失败而长期受压抑的经济来说，这个政策仍然有用。

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把凯恩斯主义彻底埋葬。但从那以后发生的大量事件某种程度上驳斥了90年代初的那种简单的思路。我在这里只需要指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长期停滞，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崩溃以及2001年的华尔街股市的崩盘。这些事件尚不足以表明“资本主义已进入全面的危机”，但它们也显示出在很多领域里，经济潜力得不到发挥，经济状态十分不稳。凯恩斯如果还活着，对此一定有话要说。

凯恩斯的三个信条同今天特别有关系。

第一，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激隋的自由贸易鼓吹者。他认为，由于没有保障充分就业的国内政策，很多国家不得不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的发展方式，最终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他写道，在推动一个国家同国际经济的融合过程中，“强有力的自我节制”是必要的。在中国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时刻，凯恩斯的这个警告是适宜的。

第二，他相信工商业活动受到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的制约。生意上的决定取决于长远预期，而对长远预期“不可能找到科学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预测的概率”。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是一种特有的流行病。

最后，在汇率问题上经济学界至今似无定论。凯恩斯本人信任用国际协定来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他经历了20年代和30年代的货币战，亲眼目睹了国家操纵汇率以达到贸易上的竞争优势的手段。他把英国在1921年的经济衰退归罪于东亚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因此，他必定会反对一个国家利用汇率偏低的货币来不断积累外汇储备以达到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外汇储备不是为了囤积而是为了使用。因此我认为他一定会敦促中国多花少省。

正如我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中所说的，“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然而，一本凯恩斯的传记不可能只描述他的经济思想。正如他的夫人莉迪娅·卢波科娃用她那种带俄国腔的英语所说的，他“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哲学。他在这些领域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这些领域也对他思考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的方法产生了影响。尽管经济学家都致力于“做至善的事情”，很少有人把伦理学当成一回事。经济学家们以为，只要能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对他们有好处。然而凯恩斯坚持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和伦理学应当携手并进。但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超出一定的标准时，经济学和伦理学就开始分道扬镳。今日的西方出现了失控的消费主义浪潮，文化和精神价值成了“酷爱金钱”的牺牲品。凯恩斯对此一定非常不快。

在哲学方面，凯恩斯是一位直觉主义者，相信人们对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对与错的行为有直接的、先验的认知。这种直觉是在一个人的经验之外就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加信奉的是康德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他对艾萨克·牛顿的评价是：“他的直觉肌肉最强壮，最有韧性。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受到上天如此的厚爱。”这段话对凯恩斯也适用。他的朋友奥斯瓦尔德·福尔克怀疑他的脑子“是否真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抑或只是徒有虚表”。凯恩斯认为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只是他的“思想结构的外表，而不是实质”。这更像艺术家的头脑，而不是科学家的头脑。

从个性上看，凯恩斯具有审美家和管理人才的双重性格。他的情趣和爱好是唯美的：他的经济学佳作都有一种诗意。但这些艺术火花是为保卫受到威胁的社会秩序这个任务服务的。他常常愿意牺牲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以换取他认为可以得到的东西。他在这方面的直觉十分敏锐。他意识到：“文明是少数几个人的个性和意志建立起来的一种单薄、脆弱的外壳。人们只能通过巧妙地制定和不择手段地维护规则和习俗来维持文明。”他之所以能够继续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他正是属于那“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将自己的一生和思想贡献给了捍卫“单薄、脆弱的”文明外壳的事业。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2005年6月

凯恩斯的遗产

1 梅纳德的遗赠

梅纳德·凯恩斯最关心的是他的家庭和朋友、艺术、国王学院和他的国家。他去世的时候知道他为大家都留下了丰厚的遗赠。他的一句名言是：“从长远来说，我们都已死去。”但是凯恩斯的影响如此之大，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作者敢把这句话用在他的身上。最直接受他影响的是他的遗孀、家庭、朋友和学院。在此之外，才是他的一生成就和思想所带来的影响。现代世界没有凯恩斯就不能发展，没有马克思也不能发展，两者的地位相当。然而，人们不断地宣布他们两人已经死亡和已被埋葬。两个人都对人类状况的永久真相作了表述，尽管这些表述对他们认为将会发生或想让其发生的事情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凯恩斯的遗嘱在1946年9月19日得到验证。他的遗产有479529英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200万英镑或1900万美元，其中40万英镑多一点是有价证券，其他包括他收集的油画、稀有书籍和手稿。他的财产监护人和执行人是他的弟弟杰夫里·凯恩斯和他最得意的学生理查德·卡恩。他遗赠了4万英镑，8个侄甥辈每人4000英镑，其余给邓肯·格兰特、娄根·汤普森、诺曼·希金斯、弗里德里克·伍拉德以及农工和佣人，每人一小笔数目。凯恩斯要求为剩下的遗产设立一个信托基金，其收入（除了给邓肯和他的秘书史蒂文斯夫人的年度津贴以外）给他的遗孀莉迪娅，在她的有生之年使用，并要求她的税后年收入不得低于1500英镑，这表明他对莉迪娅的经济前景很悲观。莉迪娅去世以后，基金的本金将同他的油画、书籍和手稿一并转给剑桥国王学院，特别是牛顿的手稿。

凯恩斯把他的私人文件一分为二。他把个人文件和在回忆俱乐部的演讲稿留给杰夫里·凯恩斯，在莉迪娅去世后成为国王学院的财产。他的经济学文件交给理查德·卡恩，今后将被存放在剑桥的马歇尔图书馆。

凯恩斯给予遗产监护人和最终受益者——国王学院很大的自主权，监护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用基金进行投资。他虽然对国王学院没有“强加的要求”，但他希望能把最终收到的钱用于学院的那些“令人愉快和美丽的建筑”，并给予剑桥艺术剧场资助或贷款。有趣的是，他要求（而不是指示）他的弟弟“销毁大部分私人文件”，并要求理查德·卡恩销毁大部分的经济学文件。他不想发表任何未刊文章，除了他回忆在布鲁斯贝利俱乐部的那两篇。

当罗伊·哈罗德完成他的《凯恩斯正传》时，他把凯恩斯的战时文件还给了财政部，这让卡恩大为光火。卡恩把剩下的经济学文件保留了下来。一些私人文件被杰夫里·凯恩斯销毁。这些私人文件被传记作者广泛使用过，但至今已刊出的只有发表于1949年的两篇回忆文章《梅绍尔博士》和《我的早期信仰》，以及凯恩斯和莉迪娅·卢波科娃在结婚前三年中的通信。三分之一的经济学文件已被发表，即皇家经济学会出版的130卷的《凯恩斯文集》（1971—1989年间陆续出版）。这套选集的成功的编撰者是伊丽莎白·约翰逊和唐纳德·莫德里奇。

凯恩斯还留下了一些公共遗产，其中最主要的是剑桥艺术剧场——这是他自己掏钱修建的，还有英国艺术协会，在欧内斯特·普力爵士的领导下于1946年8月正式成立，该协会每年将得到财政部32万英镑的资助。此外，还有皇家歌剧院一即再生的考文特花园。这三个机构今天仍然存在，但都没有达到凯恩斯的理想要求。

他在经济方面的公共遗产则颇有争议。最明显的是他在1945年谈判中获得的37.5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英国渡过了战后头几年的难关。但这笔遗产维持的时间最短，在1947年的英镑自由兑换危机时已经烟消云散。然而，如果没有对贷款作用的错误期望，英国的福利社会也许永远不会生根。布雷顿森林协定一部分是他发明的，英国之所以接受它是由于凯恩斯不知疲倦的鼓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在萨凡纳称做孪生兄妹的两个机构——至今还在运作，不过，有些因素，比如固定汇率和资本控制，均已不复存在。当然还有“凯恩斯革命”——保证充分就业，避免1929—1933年大危机的经济管理的逻辑和实践。从凯恩斯自己留下的理论框架来看，他的革命从来没有被全部接受。关于凯恩斯革命的价值和同现状的关系以及他在思想史和政府管理艺术中的历史地位的讨论至今仍在进行，我们仍然生活在凯恩斯的阴影下，不是因为他的遗产已被全部吸收，而是因为它仍有争议。

2 莉迪娅的世界

凯恩斯去世时，莉迪娅·凯恩斯53岁，她又活了36年。凯恩斯去世一周以后，他的侄儿理查德·凯恩斯报告说她“心情非常除陕，在哈威路6号的周日午宴上依然如故”。不久她想起凯恩斯，又开始痛哭起来。莉迪娅天性不是一个郁闷的人。几年之后，她告诉弗雷德·阿什顿：“我曾经每天都想念梅纳德，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了。”事实上，尽管她同梅纳德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幸福，但他的生活中的一大部分内容都超出了她的范围、兴趣和理解。关于她的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内容，她一直保持沉默，没有任何人能够引诱她回忆过去的事情。只有作家才会对此感到惊奇。她从来不是一个搬弄是非的人，也不是一个作家。不管怎么说，她的主要记忆涉及的是私生活，不能到处流传。她为了梅纳德做出了应有的社交贡献，现在她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每当新闻记者打电话请她发表意见时，她总是拿起电话，假装是自己的秘书，用浓重的俄国口音说：“不，夫人从来不接受采访。”

最重要的是，她现在已经没有梅纳德来保护她了，所以她退入芭蕾舞的圈子。她在年轻时曾是一位芭蕾明星，她对此也有很多专家的见解，即便如此，她在公共场合仍然需要人帮忙。1947年，她被邀发表一个演说，来赞扬妮奈特·瓦洛阿。她写信给国王学院的教务长谢帕德说：“请你在打字机上写几行字，把你放在我的位置上考虑，给我神经紧张的头脑灌输一些理智。”她的签名是“你的不懂经济学的日本歌舞伎”。

同时，她继承了梅纳德的收入（由两位信托人，即杰夫里·凯恩斯和理查德－卡恩管理），几处房合、佣人、油画以及他的家庭和很多朋友，还有他的生活习惯。她保持并扩大了他们婚姻中的那一部分同舞台有关的生活方式，她是英国艺术协会戏剧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剑桥艺术剧场的信托董事，不过她不久就从艺术协会退出。她同结婚的时候一样，把时间分别花在提尔顿、戈登广场和国王学院的圣·爱德华巷。在他死后的十年里，她仍然热衷在布莱顿、伦敦和剑桥看戏剧演出。

……

莉迪娅和娄根在坚固的圆椅上相对而坐，上方挂着一个电器。她的形体已经萎缩。她同平常一样，头上戴着几条头巾；她的那双小脚套在一双棕色皮靴里。她身穿一件深绿色的尼龙夹克衫，扣子一直扣到下巴，看上去比过去更像俄国人。我们互相亲吻。娄根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的腿已经越来越跛。

同过去一样，她给我一杯果汁，我也同样接受了。谈话也很快转到芭蕾舞上。“……那是一所很好的舞蹈学校，亲爱的。我们学到了真本事。现在的学校不行，不是那时的教师了。而且，我们吃得很好，这非常重要。”

最后在提尔顿见到莉迪娅的人当中的一位是梅纳德的侄孙赛蒙·凯恩斯。他同父母一起在1975年9月第一次同莉迪娅见面，他看到她和娄根·汤普森坐在大厅里，而这时的大厅“非常整洁”。她“身着最奇特的衣服——灰色的毛料套裙，很多毛边有意露在外面；头上是一顶奇怪的帽子，脚上是一双九英寸高的靴子”。她夸耀说这套装束只花了她20英镑，并脱下上衣让大家看看做工如何，娄根担心她里面什么也没穿。莉迪娅调皮地明白大家都在期待她的聊天内容，她同安娜·凯恩斯大谈她自己的乳房如何仍然饱满。她前言不搭后语地反复谈到迪亚格列夫、尼金斯基、马西尼和布鲁斯贝利，特别提及列昂尼德·沃尔夫。她没有提到梅纳德。她很想请他们共进晚餐。赛蒙·凯恩斯对他不曾结识头脑完全清楚的莉迪娅感到伤心。“但她的特殊性格是显而易见的。她那种调皮劲儿，对芭蕾和艺术的执著追求。她对英语的掌握虽不完美，但很不错，这使她能够用风趣的手势和面部表情来创造特有的表达方式。”

1976年，莉迪娅被送进西福德的护理院。是年10月，工党首相詹姆士·卡拉汉在工党年会上发表演说，宣布凯恩斯经济学的终结。“用政府支出来把经济带出低谷的政策已不复存在”，这个政策“在过去是通过给经济注入通货膨胀因素”才得以成功的。1984年，英国保守党政府的财政大臣奈吉尔·劳森在“梅斯讲座”中宣布了新的正统观念：宏观经济政策的任务是打击通货膨胀，失业问题将由微观经济政策来处理，这完全扭转了凯恩斯经济学派的信念。凯恩斯如果活着，他也许会对这个观点表示某种程度的赞同。

莉迪娅一直活到撒切尔时代，于1981年6月8日辞世，终年89岁。理查德·凯恩斯把她的骨灰撒在他父亲杰夫里·凯恩斯35年前撒梅纳德骨灰的地方。然而，思想是不会很快随风飘去的。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