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不再》收录了作者王少青十多年来围绕中原历史文化，特别是豫东历史与文化所写的随笔文章，阐释了一些有见地的史学观点，展示了充实健康的人生态度。所收文章具有开阔的视野。时时立体地审视事物，超越于这一事物的年代、地域、类型、价值判断之上，把有说服力的东西信手拈来，严谨使用，摆脱平面考据的机械枯燥，增强了史学类文章的张力，使要说的事情更加明白，要讲的道理越发清楚，反映出作者的文化积累和融汇贯通能力。

《青铜不再》为兼具史学、文学、社会学及文物学色彩的随笔集，作者王少青就中原历史文化的某一人物、典籍、事件、遗迹等引发随想，思想纵横，视野独特，格调沉郁，考据翔实，触发人们对历史文化现象的新思考。

序 在大视野下形成识见

忘机会古

 修陵修风与修心

 阳春面与乱炖

 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

 陈风的失忆

 深处弦歌

 青铜不再

 焰火张楚

 江湖夜雨十年灯

 了无血性的血色

 怀才的遇与不遇

 辉煌尽处的悲凉

 终是过客

 湖光供养

 寿圣：佛塔的儒影

 衡门之下的诗意栖息

 “胡为乎株林？”

羁逸两由

 可写意不可磨砂

 人文首先是一种精神

 得好书读如入名山

 商鼎上的锈

 修文好古 览史知变

 依然颍水旧波痕

 最是风雨两般秋

 一花一世界

 贤者澄怀味象

 听风望鹤

 道不自器 天地与立

 沉醉与飞扬

 争之有道，切莫因争害实

 周学的立与行

 寻求别样的生存姿态

风追师友

 知耳之作

 醉守瓦砚作生涯

 笔墨俱化 物象独超

 驿者

 存在与延续构成新的历史

 风骨的遗民

宿墨新润

 全球华人公祭太昊伏羲始祖文

 苏子读书台重修记

 伏羲碑林记

 何仰羲双馨碑记

 钟晨先生墓碑记

后记

《陈风》的失忆

任何一件历史文化产品，都包含着丰富的既有共性意义又有个性特质的内在信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创作者个人感情的，等等。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穿越千年尘雾，寻找那原点的真实，这也是每件历史文化产品自身的记忆。如创造粗砺生活的美是仰韶彩陶的记忆，以箭垛对峙胡马是燕赵长城的记忆，哀民生之多艰将上下而求索是《离骚》的记忆……

“兴观群怨”、“思无邪”是《诗经》的记忆，是《诗经·国风》的记忆，也是《国风》中占有重要份量的《陈风》十首的记忆。

遗憾的是，《陈风》问世不过200余年，整个记忆就混乱了。它自身承载的内在信息，被各种目的和水准的学者政客们拿来反复研究、提炼、对比、修正，渐渐地，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然、质朴、清新的诗味，被注解得了无痕迹，取而代之的是篇篇皆为美刺说。或是刺陈国民风不淳，或是讽陈国巫术盛行，或是骂陈国国君不正。其中尤以立论早、权威性强的汉《毛诗序》一针指南，声势咄咄，竟为后世《诗经》研究者奉为圭臬。

在《毛诗序》眼中，深情起舞的《宛丘》为“刺幽公也”，郊原踏青的《东门之枌》为“疾乱也”，隐者长歌的《衡门》为“诱僖公也”，相约黄昏的《东门之杨》为“刺时也”，渴望信任的《防有鹊巢》为“忧馋贼也”，月光如水的《月出》为“刺好色也”，驱车乐舞的《株林》为“刺灵公也”。独不见一首“诗言志”，独不见一首“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时代之前即已立论，“诗三百”形成过程中又处处奉行的诗歌创作原则和评判选择标准一概杳无踪影。

于是，《陈风》失忆了，它记不得自己是来自东周的原野，还是来自汉代的书斋，记不得自己是要咏物抒怀言志，还是要逮谁骂谁八面出击，记不得是坚持本来面目的自己更真实，还是服从后人评论出的自己更真实。

而在“美刺说”指挥棒之下，汉以后儒生学者、官吏政要们纷纷撰文立著，展开推论考据，深文周纳，代代相沿，不惜回避或者刻意软化种种硬伤，不顾《国风》反映民风民情，率真、质朴、自然、不事雕琢的特色，一味以今律古，穷挖其味外之旨。就连一度也是“美刺”阵营干将的朱熹，也憋屈得发了一通颇有见识的牢骚，他在《朱子语类》中痛批《毛诗序》：“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性情，几时尽讥讽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的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做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什么道理？”一代理学宗师，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也几乎到了凡人骂街的悲愤程度。可惜朱子虽圣，在《诗经》研究领域与毛公比，也只能算是个允许其叫的小狗而已，虽然发了声，但影响不大，没有动摇掉“美刺说”的主体地位。

其实我们今天稍有古典文学素养的人静心读《诗经》，都可以得出和两千多年前孔子一样的感觉和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很强烈，很直观，很明晰，不需要繁琐的推理演绎、条分缕析。那么为什么在距离《诗经》时代更接近、语境更相似的汉代，在一群大儒那里，出现了这么生硬的误读呢，显然不是简单的学术水平问题，不是单纯的学术观点问题。汉代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构建政治伦理框架体系，不仅新的宗法礼仪制度要服从这一需要，上古那些能够拿来为我所用的坟典书经，也都要改造解释的服从这一需要。这些大儒们在自身被工具化的同时，也把《诗经》们拿来工具化了。

殊不知，当初那一首首带着浓郁山野草木气息的诗歌，以“献诗”或“采诗”的形式，由周王室汇集上来，再经过删削整理，结集颁行天下，就已经是周王室教化万民的工具了。同样是作为工具使用，周王室赋予《诗经》的是教人温柔敦厚、无邪言志，汉王室赋予《诗经》的是教人谨言慎行、循规克己，两相比较，虽各有千秋，但周王室的格局气象显然更大一些，也更符合《诗经》的原始色彩和味道。

再放眼看去，因为需要而刻意，或因为无知而误读，导致历史文化产品面目日渐模糊扭曲的，决非《诗经》一家孤例。即以“尊儒”来说，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早已不是夕阳牛车的模样；通篇《论语》，怎么也咀嚼不出“三纲五常”的口感；在后世两千年间形成强烈约束力和规范性的儒家伦理价值和思想力量，让“始作俑”者孔子感受到的决不是欣欣然，而只能是比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更深重的失望和无奈。

历史的记忆哪些是真实的？怎么判断是真实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失忆？宋人王安石在《读史》中谈了自己的观点：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太多的历史文化产品的内在信息，被有选择地捕捉，有目的地解读，记忆的真实与清晰，也就成了顺我则用逆我则弃的东西。如此说来，这篇文字的题目也应该改为“《陈风》的被失忆”，似乎更为准确。

2014年1月27日

P17-21

在大视野下形成识见

近一年多来，相继在《中国文物报》上读了王少青同志的“文博随笔”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围绕中原历史文化，特别是豫东一带历史文化的某一人物、某一典籍、某一事件、某一遗迹引发随想，阐释了一些有见地的史学观点，展示了充实健康的人生态度。

治史与文博研究，无论内涵还是源流都是分不开的，有点近似于“道”与“器”的关系，是互为存在互为支撑的。这就需要我们注重在历史大背景下审视一事一物，在具体事物中梳理历史的脉络，准确界定和把握历史的现实影响力，扬其活力，抑其惰性，科学地强化其积极意义。

所谓历史大背景，是个多维的空间，存在着远与近、虚与实、物质与意识、时间与空间等多重交错。衡量我们历史文化研究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一个要看其是不是具备了开阔的视野，是不是看到了历史时空中各个维度的存在、变化与关联，是不是把视野所及的东西有机地运用到推理判断之中；另一个就是能不能在事物的表面呈现甚至是尚未呈现之际，看到其真实的面目，能不能在众说纷纭甚至是前人定论之下，形成自己有新意有价值的见解。所以说历史文化研究要在视野，贵乎识见。其实任何学科领域的研究莫不如此，世间道理是一致的。

少青同志这些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就是开阔的视野。时时立体地审视事物，超越于这一事物的年代、地域、类型、价值判断之上，把有说服力的东西信手拈来，严谨使用，摆脱平面考据的机械枯燥，增强了史学类文章的张力，使要说的事情更加明白，要讲的道理越发清楚，反映出作者的文化积累和融汇贯通能力。其次是独特的识见。借古在于开今，研究历史是为了从中受到更多的启发。少青同志的文章，无论是通篇立论的观点，还是行文中不经意的流露，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是自己思考感悟的东西。有史识，有真言，不因袭，不乖僻。其三是行文的洒脱而凝重。这些文章既谈学术也抒情感，着笔纵横率意，看似无拘无章，实则有内在的逻辑和章法。如果从文字的深沉精致来论，应当归类于散文杂文体裁；如果从立论的鲜明、论证的严谨和论据的详实来看，则是学术色彩很浓的论文，可以说是论文、散文、杂文的综合。这种综合又赋予文字很强的表现力，与所反映的历史内容相映衬，形成了凝重的色调，读过之后有种沉郁的感觉。

从事历史与文博研究，不仅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了枯燥，还要有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我很欣慰于有像少青同志这样的一大批人，对历史文博保持了足够的关注和兴趣，在理论上不断有所建树的同时，也在全社会倡行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精神家园的守望。这也正是科学历史观的要义之一。

那天少青同志来访，谈得很投缘，可以感知到他的正直和睿智，使我们有种忘年交的意味。我期待着他更多的学术成就。

谢辰生

2014年12月16日

（作者为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

最初写文字，都是迫于压力的。或是对什么问题有了思考、有了看法，不吐不快，形成内在压力；或是受嘱于人，欠了文债，屡遭催偿，形成外在压力。但文字写出来后，对己对人有了交待，一身轻松，也就不觉珍惜，闲掷闲抛。像个邋遢的老农，辛勤了一季，把收割的麦子往家运时，却一路撒落而不经意。好在我们豫东地区每个老农民心中，都久揣一个粮满囤、谷满仓的梦想，希望在自家房子里，围一个有模有样的大粮囤，自己看着得意，也可以向邻里或子孙炫耀。我也是有着浓厚的老农“粮囤”情结，想把一路撒落的文字收拾起来，汇结一部集子出版，以显示“种田”的辛苦与有方。

但这多年来撒落的“粮食”历时太久、品种太多、地块太广，回头收拾就有了“抢救性发掘”的味道，四处搜寻，反复筛选，不断压缩。在主题上，明确为历史文化；在文体上，以论与述相结合的随笔为主；在范围上，立足豫东地区，突出地域特色。

集子中的这些文字，大致分作了四个篇章。

“忘机会古篇”，是我自2013年底以来，相继在《中国文物报》以“文博随笔”专栏形式，刊发的16篇文字。手稿中每篇还有一个副标题：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口口，发表时删去了。这些文字以豫东历史上的一人一物一事为着笔点，不带任何框框地与古人交流，保持了以壁上观的姿态回望历史的优越感，也就是大伙儿常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就能把话说得更主动、更透彻。

“羁逸两由”的“羁”，是他人要求我围绕什么来说，“逸”是我未必受约束，说了一些我想说的话。这一篇中的文字，多是我应一些师长或朋友嘱托，为书刊写的序言或发刊词。此外还有十数篇。原本想把这类文字单独结个集子，我还拟了一首偈子，要作为前言：

大象几幻化，

物我凭谁识。

个中无尽意，

羁逸两由之。

现在看来，这种选编的形式更具有主题和质量的优势，也就把偈子中的话化作了这一篇章的小标题。

我一贯认为，文字要由思想掌控，而不应由情感掌控。但“风追师友篇”中多处文字，都几乎要挣脱思想的法界，因为这些师友，特别是几位已故去的师长，留给我的记忆太深刻了。追寻他们的风节风神，固然不易，却是有益。

“宿墨”者，老的文字表达形式，“新润”者，对现实生活、现实情感的反映。文字的新老都只是形式，关键看表达的东西是否准确，是否生动。茅台酒包装几十年未改，醇香如故，有些酒年年易容、款款更新，仍难以下咽。所以文字的活力，不在于是文言，还是白话。

在这些文字形成和集子汇编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总让我感到世风与文化的蓬勃。

文博学界泰斗、93岁高龄的谢辰生先生，拨开繁忙的事务，欣然命笔，为集子撰写了序言，深刻中肯。当代书法大家、85岁高龄的李铎先生，认真审阅了集子初稿，挥笔题辞，寓意深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文物报》社、《周口日报》社有关负责同志和编辑人员，热情鼓励，精心审稿，积极建议，保证了文字和集子质量。几位书画摄影家朋友，都是业界天罡地煞级的人物，一个电话过去，都根据需要精心创作了作品寄来，殊有古风。一位移居外地的相交近卅年的挚友，因为精文史谙电脑，更因互为知己，成了我随时电话相询的“秘书”。两位年轻同事帮助打印、拍照，劳心劳力，让我那草草的手写变成了规整的宋体。在香港大学读建筑园境学本科的女儿王婉今，是个“小文史”，爱思考问题，总能对我的文字提出很专业的批评，逼我严谨，集子中几篇文字都吸纳了女儿的观点，等等。我虽不是好汉，但帮手既强且众，才让我有了到华山顶峰为论剑者正骨的自信。

2015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