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著蒋宗强译的

《正常的终结(理解世界经济新常态)》是一本研究经济危机、预测世界经济走向的经济学专著。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缓慢，高失业率、房市下跌、慢性赤字、欧洲日益深陷的灾难，以及围绕两个错误解决方案的争论——一方认为要采取紧缩政策，一方则坚持刺激政策。双方以及几乎所有的分析人士都将1950—2000年（除了1970年代的经济中断）的世界经济增长看作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正常的表现。根据这种观点，危机是一次由错误的政策或人引发的经济发展中断，只要这种错误得到纠正，经济便有可能恢复增长。然而，在这本书里，作者认为，在所有关于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解释中，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犯了共同的错误。本书认为，之所以经济危机恢复乏力，是因为当前经济增长的相关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未来将进入一个经济增长持续缓慢的时期。作为一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的最新力作，本书观点鲜明，分析深刻，作者通过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直率表达，在指出为什么经济学家未能成功预测持续增长的经济危机的同时，就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思路和具体路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自从2008年那场大危机以来的多年间，世界经济出现了缓慢增长，失业率高企，房价下跌，财政赤字长期维系，欧洲危机深重。陈腐的解决方案徘徊在“紧缩”与“刺激”两个错误极端之间。很多人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2000年的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态势属于“常态”，只不过被问题重重的20世纪70年代短暂干扰了这个常态。从这个视角来看，2008年那场大危机也不过是一次由拙劣的政策或拙劣的人物造成的干扰。很多人认为如果引起这场危机的因素得到纠正，那么经济依然能否完全恢复常态。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著蒋宗强译的《正常的终结(理解世界经济新常态)》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作者将这场危机放到了大环境下去考察，追溯了全球经济历史，指出了四个标志着“常态终结”的四个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质资源的成本不断高涨，军事力量对于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促进作用，数字技术革命大幅节约了劳动力，以及法律和伦理在金融领域的崩溃。作者认为，2008年那场危机应被视为一个转折点，是经济形势日趋失稳的晴雨表，是理解危机时代生计多艰的范式。

序言 争鸣：单一主调的危机解读

第一部分 乐观主义者的花园

 第一章 当前与永恒的经济增长

 第二章 长达十年的理论争鸣

 第三章 大幻觉

 第四章 经济学派别的异同

 第五章 预言家

第二部分 毁灭经济增长的四大因素

 第六章 能源与经济：项圈效应

 第七章 武力的无用

 第八章 数字风暴

 第九章 金融诈骗的后果

第三部分 常态不会回归

 第十章 破裂的基线和失败的预测

 第十一章 政府干预的是是非非

 第十二章 中枢论、财政悬崖与违约边缘

 第十三章 欧洲会有危机吗？

 第十四章 超越乐观与悲观

后记 如果荷马归来

这些不切实际的假设竟然成为一套新经济思想体系的基础，真是值得我们关注。经济学家们提出经济增长理论之际，大萧条已经过去快20年了，金融混乱、贫穷、大规模失业，甚至革命的威胁都远去了，世界似乎焕然一新。历史和经济史(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变得无关紧要了，某种用代数知识来点缀的思维方式则取而代之。在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下，经济学家们不鼓励民众回首大萧条时期的苦难。虽然大萧条时期的政府与社会弥漫着悲观情绪，但在此时，悲观则被视为一个激进的特质。

其他一些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还有人讨论的问题也遭到了经济增长模型的忽略，其中一个是垄断权力的作用。当时，市场垄断、买主垄断、寡头垄断等问题的作用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新的增长模型中，经济学家们认为所有价格都是由自由竞争的市场决定的，不必专门去考虑垄断的特征。不仅凯恩斯的主张遭到了忽略，他的学生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不完全竞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被抛到了一边。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虽然也属于保守派，但他指出技术变化和垄断权力之间存在牢不可破的联系。产业组织的研究是经济学的一个特定领域，旨在分析市场支配力量，但其对于政治和政策的影响遭到了增长模型的忽略，却成了博弈理论家们的专业研究领域。

另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却被更加严重地忽略了：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些关键商品的价格以及关键行业的工资水平也会受到严格控制。这些价格过去、现在都是由政府法令或行业组织制定的，就像受控于“中央规划”一样。最符合这种情况的就是产业工人的工资。在汽车、钢铁、橡胶、铁路和其他关键部门，工人工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会组织与资方谈判之后达成的集体合同决定的。服务业的工资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最低工资标准决定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也是如此，主要是由政府制定的。所有这些契约为成本结构增添了稳定性，使得企业更加容易做出规划，不然就会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大规划难度。

除了工资水平被基本上固定下来之外，美国石油价格也受到了行业组织的控制。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可能对州内的所有油井实行“配额制”，只发挥出部分产能，限制油井出油的时间，控制石油产量，控制价格，防止石油价格因突然供给过剩而出现暴跌的情景。这个体系是简单而有效的，税法规定的“资源耗竭补贴”对其提供了一定的扶持，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石油产业，使其具备了在国内进行再投资的能力，它们也的确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这体现了当时美国政府实行的“先消耗美国石油资源”的政策，这一政策旨在削减石油进口量，从而保护美国的国际收支和世界货币体系。但经济学家们发明增长模型时，石油供应量非常充足，不存在石油短缺的问题。由于油价得到了控制，所有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石油的产品的价格便有了一定的可控性与稳定性。美国这种资源价格控制体系非常隐蔽而有效，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没有考虑它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除了少数领域的专业人士之外，经济学家没有对其开展讨论。

新的增长模型也没有考虑到货币体系，无论是国内货币体系，还是国际货币体系，都被忽略不提。这种模型没有提到银行，没有提到银行贷款、信贷市场、承销或保险等方面的混乱局面，更没有提到“信贷”的本质，即信贷本质上是在一个存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约束有关各方履行金融义务的契约。经济学家们认为，基于信贷合约的金融资产是简单的商品，就像苹果或鱼一样，是可以交易的商品。

P13-14

争鸣：单一主调的危机解读

1930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道：“今年，我们生活在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下，而世人对此却感觉迟钝。”但2008 年9 月那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却没有出现凯恩斯所说的后知后觉，因为当众多金融巨头纷纷倒下，被美国政府收购之际，各路作家和分析人士做出了敏捷的反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20 世纪30 年代初那场大萧条爆发之后，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所以关于那场大萧条的历史论述很少。到1954 年，家父用了一个夏天撰写的薄薄的一卷书最终面世，率先对那场危机进行了分析。现在，对于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记者和经济学家们已经撰写了众多相关书籍，政治人物也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回忆录，还有大量的官方报告，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料。

最早的一波著作， 包括大卫· 韦塞尔（David Wessel） 的《我们相信美联储》（In Fed We Trust）和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都把目光聚焦于银行高层和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后来，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的《骗子》（Confidence Men）和诺姆·沙伊贝尔（Noam Scheiber）的《逃脱艺术家》（The Escape Artists）把关注点放在了奥巴马政府。到目前为止，也出现了很多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包括前任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前特别监察长尼尔·巴洛夫斯基（Neil Barofsky），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前主席希拉·贝尔（Sheila Bair），主要从人和政治角度切入，分析了人们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出的优点和弱点，阐述了危机背后的故事。

这类由个人撰写的政治性的著作通常不会具体地论述那些导致金融灾难的行为方式，而商业记者、一些法学教授和官方调查往往会给出重点论述。对于这些人来说，危机发生的关键在于当时美国的金融实体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的作品有，贝萨尼·麦克莱恩（Bethany MacLean）和约瑟夫·诺塞拉（Joseph Nocera）的《众魔在人间》（All the Devils AreHere）、马特·泰比（Matt Taibbi）的《诈骗乌托邦》（Griftopia）、凯瑟琳·恩格尔（Kathleen Engle）和帕特里夏·麦科伊（PatriciaMcCoy） 的《次贷病毒》（The Subprime Virus）、马克· 杰苏里克（Marc Jarsulic）的《金融危机大剖析》（Anatomy of Financial

Crisis）。然而，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大空头》（The Big Short）看问题的角度有些不同，描述了一群投机者，他们洞见了美联储和财政部都不曾察觉的市场疯狂，将赌注押在了美国金融机构行将崩溃上。开展官方调查的机构包括菲尔·安吉利德斯（Phil Angelides）领导的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领导的国会督查小组、卡尔·列文（Carl Levin）领导的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以及尼尔·巴洛夫斯基领导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别检察长办公室。这些调查都有翔实的证据，其中一些描述让人惊骇不已，就像一部恐怖电影一般。然而，它们只是叙述事实，一般没有解释出现这些事实的原因。

举个例子。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对政府和银行过失行为的详细记录，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记录了所发生的问题，但没有解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对于一份政府文件而言，这份报告已经算是写得很好了，但这种报告又有什么意义呢？哪些理论能解释这些事实呢？即便故事叙述得再明确，也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更无法有效地构建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经济和金融环境。这些事实对于界定个人或企业的行为是否遵循了职业操守和法律法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即便这些事实被完全披露，而且有关职能机构从中吸取了教训（其实并非如此），这份报告本身也不能指导我们如何去弥补损失以及如何不再重蹈覆辙。

这样一来，我们在论述问题时就必须实现一个跨越，从叙述“发生了什么”的阶段跨越到解释“为什么发生”的阶段。这是经济学家的任务。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家扮演了一个阐释者的角色，将事实置于某个理论框架之内，让人充分理解事实，必要时也能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借鉴和动力。这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缺失的话，个人和商业历史将仍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我们无法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经济学家们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任务，谨小慎微地守卫着他们在这类事情上的话语权，唯恐被其他人乘虚而入。他们出版了一部又一部论著，对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多种解释。这类著作包括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的《黑天鹅》（The Black Swan）、努里埃尔· 鲁比尼（NourielRoubini）的《危机经济学》（Crisis Economics）、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的《断层线》（Fault Line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自由落体》（Free Fall）以及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现在终结萧条! 》（End This DepressionNow!）。

然而，很多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却忽略了银行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贫富差距的加剧引发危机”这一观点。这个观点没有认识到银行在危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个观点认为无论个人为了什么目的，总是能获得贷款。在这个世界上，富人为穷人提供贷款的情况一直存在，有的人钱多，实际上却用不到那么多钱，而有的人钱少，实际上却需要更多的钱，银行只不过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将钱从前者转移到了后者手中。因此，虽然贷款会引发一些问题，但一切责任在于信贷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

拉古拉迈·拉詹就持有这种观点。他为银行家开脱责任之后，重点分析了为什么美国人对贷款的需求持续上升，并以特殊的视角分析了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问变得如此严重。他认为：“这是因为很多美国人没有重视孩子的营养问题，不重视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学习能力，再加上中小学教育的失败，使得很多美国人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准备，导致了美国富人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差距。”他进而指出，在一个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上，越是弱势群体的劳动者，找到的工作收入越低，而越是有优势的劳动者，找到的工作收入越高，这种情况就催生了一种“政治性的反应”，即“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现象，政府采取的是扩大家庭借贷的措施，此举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于是，拉动消费和扩大就业的成效立刻就显现了出来，然而人们距离偿还贷款的期限还远着呢。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层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会拿宽松信贷当作安抚剂。

因此，根据拉詹的论述，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美国人在孩提时代就营养不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公立学校教育也很失败。这些失败主要是政府的失败，这些问题催生了贫富不均，最终促使政府做出了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反应，而这些必然造成“不可避免的账单”。这种看法听起来有些愤世嫉俗，但几乎没有考虑到银行的作用。虽然拉詹声称银行嫌贫爱富，迫于竞争的激烈而扩大贷款，缺乏道德，但银行不必承担责任，只是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

如果实际情况真的像拉詹说的这样，即工资差距的扩大导致了金融危机，那么从逻辑上来讲，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重新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以及调查金融机构失职行为的做法就无关紧要了，因为银行只是扮演了被动的角色，而那些中低收入家庭才扮演了主动的角色，他们的工资水平并不足以支撑他们追求更高的消费，而他们却迫不及待地通过借贷提高消费水平。说到这里，道德风向突然发生了偏转，中低收入家庭成为批判对象，而金融机构却无可指责。保守派对金融危机的解读是，认为公共政策误导了银行决策，银行仍然对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而拉詹等人提出的“收入差距引发危机”的观点却为银行开脱了所有罪责，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银行，根本没有提到银行的决策失误。人们不禁会怀疑，与保守派的观点相比，这种观点真的是进步的吗?真的能取代保守派的观点吗?当然不能!

所以，我们先暂停对这些单一基调的解读，我们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我建议，我们先看一看父辈们在“二战”后创立的经济学世界。

如何荷马归来

2009年夏天，我参加了一场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赞助、在意大利翁布里亚地区的一个山间小宾馆(靠近佩鲁贾小镇)召开的研讨会。我是出席研讨会的唯一的美国人，其他十几个人是来自俄罗斯科学院和莫斯科经济学院的朋友和同行。当轮到我发言时，我对戈尔巴乔夫——一个已经消亡的国家的最后一个总统直接说道：

总统先生，如果古希腊诗人荷马穿越到现在并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将会说，俄罗斯的数学家们于1991年被迫离开俄罗斯前往美国的华尔街，他们带去了量化风险管理模式这个礼物。华尔街热情地接纳了他们，他们开始投入工作，结果20年后的今天，他们完全毁掉了那个地方。荷马会说，这是自特洛伊战争以来最大的特洛伊木马。

戈尔巴乔夫回应说：“我一直遭受着更糟糕的指责。”

20年前，苏联的解体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事件。大多数人早就认定这是一种必然，而忘记了(如果他们曾经知道)这个制度给他们灌输了多少恐惧，或者把苏联解体作为里根主义——通过军备竞赛，以某种方式造成了苏联银行的破产——的伟大成功留在记忆里。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解体的教训都是令西方欣慰的。在美国人心目中，它表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但这只是一个给儿童讲的童话。事实上，在鼎盛时期，苏联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地位不亚于现在的欧洲，在某些方面与美国非常相似。按照纳粹战争经济研究领域的卓越学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的说法，苏联堪称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发展型的专制国家”。它建设了一个完整的工业腹地，并于1941年将德国军队从本国国土击败和驱逐了出去。20世纪80年代，苏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镍、小麦、棉花和天然气生产国，城市化水平非常高。苏联解体后的一些继承国目前仍然拥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此外，苏联还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和航天计划，拥有庞大的核工业和核武库，并建立了众多秘密的城市为这些工业提供配套支撑服务，更不用提火车、地铁、医疗保健、大学和高雅文化了。苏联解体之后，一个常见的嘲讽说苏联是“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非洲穷国)”，但实际上它不是。

如果把苏联经济看作一个物理系统，那么，苏联经济就像其他任何经济体系一样：从自然界汲取资源，转变成有用的产品，其间伴随着大量无用的产品和浪费现象。在实际层面，苏联经济被工程师和数学家设计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实行计划管理。它的目的是利用规模效益，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进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苏联的工厂规模巨大，产量很高。例如，它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钢铁工厂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设在印第安纳州加里的美国钢铁公司是其升级版本，是基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钢铁厂设计的。苏联的经济是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它的设计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工作，但其激励机制非常弱，工人其实并没有真正集中精力工作，古拉格式劳改营在20世纪50-60年代废除之后更是如此。苏联是一个福利国家，通过国有企业运行，企业有附属幼儿园、度假村和诊所。

苏联经济体系的一体化程度非常高，很少有冗余的地方，几乎没有内部竞争，所以它引入新技术的能力较弱，并且容易在运输和销售环节出现“故障”。这对于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而言还不会造成严重问题，但对于食品等容易腐烂的产品而言，却会造成严重问题。新鲜农产品通常会在从农场到市场的运输途中腐烂掉，这就是当年俄罗斯市民无比珍视乡村别墅的原因之一。曾经在苏联解体后长期担任莫斯科市长的尤里·卢日科夫(Yury Luzhkov)曾经大力改革苏联时期那种灾难性的食品库存系统，为自己博得了很大的声誉。

苏联经济体系的一个特点可以总结为固定成本高，在运作过程中，必须支付很高的经常费用。要生产点什么东西，甚至在不生产任何东西的时候，固定成本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产品是否到达消费者手上，无论消费者是否需要这些产品，都必须支付固定成本。

这也不能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缺陷，而是设计环节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固定成本高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是发达经济体系的一个标志。固定成本高的投资可以让你更加高效地利用规模与技术，利用不同环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亚当．斯密曾经写道：“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固定成本高的经济体系的效率，本。但这些收益足够抵消资源成本的上涨吗?是否会挤压利润空间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美国的国民经济距离亏损状态还有多远呢?那么苏联的遭遇很可能变成美国明天的遭遇。事实上，如果美国不是全球金融中心，那么苏联遭遇的事情现在可能已经发生了，或者很快就会发生。除了金融地位之外，美国与其他大型的工业国没多少区别，都面临着技术过时、企业僵化和外部成本上升的问题。

事实上，做这种分析是很简单的。早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就完整解释过这种分析所根植的基本理念。阿尔弗雷德所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Economics)是一本适用范围非常广的经济学教材。有一些基本概念对于我们的分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报酬递增、垄断企业、信心和成本不确定性对于投资的影响，等等。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当著名经济学家、政策顾问和政治家们在谈论解决问题时，往往不会提到这些理念。

这是一个谜，可能是一个致命的谜。弄明白我们正在遭遇什么以及将要遭遇什么是改变不测事件的第一步，即便未来的不测事件无法改变，也可以做出一定的应对。这才是经济学界应该做的事情。可悲的是，现实却并非如此。当代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和爱莲娜·克雷娃(Earlene Craver)曾经就俄罗斯经济崩溃写过一些见解非常深刻的文章。他们这些总结性的文章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世界银行准备的，但由于世界银行的原因，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2001年，他们才在其他资助下公开发表。其中一篇论文的开篇之语即便现在读起来也令人振聋发聩：

在20世纪末，俄罗斯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年前苏联行将崩溃之际的一半左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其就职演说中曾表示，俄罗斯人口一直以每年70万人的速度减少。很多报道都提到了俄罗斯新富阶层的炫耀性消费，与很多俄罗斯穷人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保体系日趋恶化的图景……俄罗斯改革者们、他们的外国顾问以及西方观察家在1990年前似乎都没有预料到俄罗斯即将遭遇的这场萧条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当时的文章普遍传递信心，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当然，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得到了完整的理解。因此，应该掌握好一般性的经济原则，才能理性认识到经济发展轨道……

然而，良好的经济原则并不足以预见到苏联的解体。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良好的经济原则并没有帮助我们预见到全球金融危机。也许问题在于经济原则，或者在于我们对经济原则的理解方式。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权威。

——《石板书》

加尔布雷斯把他的悲观情绪转变成了一个引人入胜、合理可信的理论框架。他的论点值得所有的经济学家的关注，值得财经官员的认真思考。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有力的论述，明显具有挑衅性的建议……作者对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巨人发出了无所畏惧的指责，将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读得津津有味。作者对21世纪的世界经济新常态进行了洞若观火的分析。

——《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我们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曾经觉得非常合理而且令人很有信心的政策如今却无法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了，很多人在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如何会这样。在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斯的分析可谓是鞭辟入里，发人深思。要重新找回这种信心，加尔布雷斯提出了一个大胆、明智的计划。

——《书籍论坛》(Book 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