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可谓日本文学界的宝库,而我们只知其长短篇的小说,散文随笔等等作品,却不知其所生活成长的年代,不知其作品形成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而书中主人翁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日本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转折的时代。这样给川端康成战前与战后的作品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一直在追求日本的环境美与心灵美得,与此同时却以揭露人心的丑陋来反思人们的行为与思想。何乃英著的《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中除了可以看到川端康成从童年开始的成长环境、故事以及后来的思想艺术成就,更能让读者体会到日本古典文学之美,作者何乃英是为研究东方文化的大家,其文字优美流畅并以故事叙述的口吻,带领读者身临其境的品读川端康成的一生。
《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作者何乃英为研究东方文学的著名学者,也是最早翻译《川端康成传》并将其引入国内的专家。作者系统地介绍了川端康成一生的创作经历,并对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缜密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有助于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川端康成的人生经历、创作历程以及他的作品风格。
作者在介绍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时,力图把人物形象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把作者的创作风格和日本的传统文学特色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在尊重客观事实,遵循文学创作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具有浓郁的日式风情的画面。
青少年时代
1.从茨木到一高
在祖父还活着的时候,即1912年3月,川端康成结束了小学六年的学业,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升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这所学校采取按成绩编班的制度,于是,川端康成理所当然地被编入甲班。据他自己说,在学校设置的各门课程中,他最喜欢的是国语和汉文,最不得意的是体育。
关于这所学校各方面的情况,川端康成在《故园》里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这个学校让学生穿和服上学;到学校后,无论是在教室还是在操场,一律赤脚,只有三九天准许穿丫巴鞋;远距离赛跑时,即使跑到学校外边也得赤脚,因而曾被人讥笑为“鸡学校”。中学生穿这种服装,当时在大阪附近找不出第二个例子。据说这是校长维护日本古风的表现。校内土木工程全部由学生担任,称之为“作业”。体操和训练极其严格,特别喜欢组织远距离赛跑,称之为“集体竞赛”。
川端康成在小学时代已经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到中学后则逐渐把兴趣集中到以文学为中心的书上来了。阅读与文学有关的杂志,如《新潮》《新小说》《文章世界》《中央公论》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为了有书可看,当时他常常利用书店半年集中付款的办法,把小镇书店里新到的出色的文学读物一册不漏地先买下来,欠下的书款则靠祖孙二人省吃俭用慢慢攒钱偿还。
祖父在世时,川端康成一直是走读;到祖父去世后,他先在舅父黑田秀太郎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由小家庭的哇活突然变成大集体的生活,他一时觉得不习惯,同时又感到很新鲜。刚开始时,他故意把自己的床铺单独摆在窗边,以便晚上透过玻璃眺望夜空。但这个做法引起了舍监的误会,以为他受到了同学的冷落,还为此批评了室长。为了不给室长添麻烦,川端康成只好放弃了这种做法。
当学校放假时,川端康成无家可归,只好到亲戚家里去。他日后在《参加葬礼的名人》里写道: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没有自己的房屋和家庭,学校放假回家探亲时,便寄食于亲戚家。我轮流到许多亲戚家去,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待我最亲近的两家度过。这两家在淀川南北两岸,即河内国的城镇和摄津国的农村。我乘渡船往来于两家之间。无论哪家,迎接我的人都不说“你来啦”,而是说“你回来啦”——其中所说的“两家”,一家是淀川南岸姨父秋冈家,另一家是淀川北岸舅父黑田家。
亲戚们为了照顾川端康成的生活和学习,决定由秋冈义一等三人组成“亲戚会”,这三人又选定黑田秀太郎为保护人,川端松太郎为保护监督人。大约是在川端康成上中学的时候,他家的房屋和土地全部出卖了。据川端康成自己事后回忆,他本人没有参与其事,一切听凭亲戚做主。他除了用这笔钱偿还了祖父生前留下的债务(包括他自己欠书店的书费)以外,还靠它维持以后的学习和生活。
从想当画家变成想当小说家,大约也在这个时候。据川端康成后来回忆,上小学时,祖父给他讲过不少El本画家的故事,鼓励他长大-当画家,他自己也有那种打算;但上中学二三年级时,他却对祖父表示长大要当小说家,记得祖父也同意了,答道“那也好吧”。于是,他尝试写作新体诗、短歌、俳句和文章等。他在写作上结出的第一批果实是两部《谷堂集》(“谷堂”二字出自他父亲的号)。第一部包括32首新诗。但据他自己说,这些诗虽然歌唱的是内心的希望和悲哀,可是仍然属于模仿之作。第二部收入若干篇作文和书信。但他自己认为,这些作品使用的语言是别人的,而且文言味道太浓,修饰也过多。与此同时,他的读书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酷爱文学,所以他和几个伙伴不但在课外阅读小说,甚至在课堂上也偷偷地背着老师阅读小说。他经常读的日本文学作品,既包括从“白桦派”到谷崎润一郎、德田秋声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也包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等平安时代女作家的作品;而在外国文学方面,则以俄罗斯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的作品居多。他日后在《关于文章》里写道:我在少年时代读过《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那时,抓到什么就读什么。当然,意思并不了解,欣赏的仅仅是语言的音响和文章的格调。这种读法将我诱入少年的天真的感伤之中,即歌唱无意义的歌。通过这种“音读”,流贯在《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中的“悲哀”,似乎同他自身的经历和情绪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使他终生难以忘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种少年时代的音调至今仍在他的心头萦绕,他写的作品不能违背这种音调。
茨木中学有一个立志要当作家的三人小组,参加者都梦想将来成为大文豪,川端康成是其成员之一。他当时曾经多次作文投稿,但是一再落选,只有俳句被刊登过两三次。这使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感到强烈的不安和绝望。如他在1916年2月的一篇日记里写道:在所有的年轻人都必须经过的路上,我的无聊打算——想让自己写的东西变成活字的欲望,在我的心头顽强地抬起头来。以前虽然曾往《文章世界》《中学世界》和《学生》等投过两三次和歌之类的稿子,但那无非是些过上十天连自己也不想再看的作品。总之,我实在缺乏天分之类的东西。自己以文学为目标,前途暗影重重。想到将来也许为失意和困难所苦,我的心情十分难过。作为一个文学家,我的头脑为什么如此贫乏?我的笔头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地运转?
不过,投稿不被采用并没有能够彻底挫伤他的锐气。此后不久,即同年3月,他的书信体感想文《致H中尉》和四五首短歌便在茨木的小报《京阪新闻》上发表了。他后来在《川端康成全集》第一卷“后记”里写道:从学校门卫那里接到《致H中尉》的活字印刷品时,我的心跳起来了。随后发表的则有《夜来香开放之夜》《电报》《自由主义之真义》《寄自嫩绿之窗》《致少女》《永劫行者》等短文。据说他与这家报纸维持了半年左右的关系,到了秋天,他一面为自己思想的浅薄感到羞耻,一面觉得低级报纸也没有什么意思,终于停止投稿了。
这一年的冬天,茨木中学的英语教师仓崎突然死去,校方决定举行校葬。五年级学生担任抬棺、守灵等工作,川端康成心有所感,写成记事文《师柩在肩》,发表在大阪发行的杂志《团栾》上。这是他所写的东西第一次出现在杂志上。
总之,1916年是川端康成生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他的几篇作品第一次在报纸、杂志上正式发表;在这一年,与他同龄的女作家宫本百合子经坪内逍遥推荐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小说《贫穷的人们》,令他吃了一惊;在这一年,他与新作家铃木修太郎之间开始了通信关系;也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清野(假名,真名是小笠原义人),体验了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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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4月16日下午2点45分左右,川端康成从镰仓自己家里出来,对家里人说“去散散步”。然而,直到晚上他都没有回来。他的家人觉得奇怪,晚上9点45分左右让他的助手岛守敏惠到他的工作室去寻找。
川端康成的工作室设在逗子市小坪的“玛丽娜”公寓大厦四楼的一套房子里,是自当年1月中旬起使用的。他平时一周约来这里三次,每次都由助手陪同,但这一天却是单独来的,时间约在下午3点多钟。
岛守敏惠走进屋里,立即发现出事了——川端康成已经自杀身亡,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自杀时间被推定为下午6点左右,自杀方法是煤气中毒。洗脸室里铺着被褥,从煤气炉上引过煤气管子。川端康成躺在被子里,口中含着管子,枕边放着刚开封的威士忌酒瓶和酒杯,没有发现遗书之类的东西。
这个噩耗一经传出,立即震惊了日本全国,也震惊了国外文艺界!
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是我的教学重点之一,也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先后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出版了《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和<雪国>》、《川端康成小说艺术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续成果)等书。本书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编写而成的。
本书主要依据日本新潮社出版的日文版《川端康成全集》写成,同时也参考了其他许多日文版和中文版著作。谨向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衷心感谢!书中的日文版引文由我自己翻译,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由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和郭善珊、李静女士的不懈努力,本书得以顺利问世,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何乃英
2017年5月1日写于北京师范大学越水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