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柳彻子《窗边的小豆豆》系列最新纪实作品。

《小豆豆和小豆豆们》的姊妹篇，更温暖、更打动人心。

了解苦难与饥饿，是孩子人生中的必修课，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都该读一读这本书。

黑柳彻子作为“小豆豆们的妈妈”踏上旅程，历时18年，遍访18个国家，用质朴的语言传播和平与希望。

知名摄影家记录黑柳彻子与小豆豆们充满爱的瞬间，身临其境感悟人情与大爱之美。

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会离开

毛里塔尼亚的国土面积大约是日本的二点七倍，但是其中的三分之二是沙漠。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毛里塔尼亚经常出现严重的干旱，撒哈拉沙漠不断南下，每年大约以七公里的速度将土地变成沙漠。土地沙漠化一年比一年严重。企划部部长告诉我：“沙漠化是毛里塔尼亚最大的问题。”

一九七七年，毛里塔尼亚还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游牧民，到一九九六年，这个数字就已经锐减到了百分之十。适合牧草生长的土地不是被沙漠覆盖，就是没有雨水，牧草难以生长。因此以饲养牲畜为生的游牧民生活难以为继，他们只能离开村子，去往城市。

一九六〇年，非洲有十七个国家宣布独立，因此这一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同年，毛里塔尼亚也满怀着希望实现了独立，首都定在只有五千人口的小渔村努瓦克肖特。在一九九七年，首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八十万。

现在，毛里塔尼亚总人口约为二百三十万，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在首都努瓦克肖特等城市。初来城市的人并不是都有工作，即便如此，平均每周还有几百位牧民来到城市，城市人口也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

因此，努瓦克肖特的周边地区就成了牧民居住的贫民区。沙漠化夺走了牧民的生活空间，引发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来到了努瓦克肖特附近的贫民区，这里住着两三千位贫苦的平民。他们的房子是用劣质的木头和铁皮搭建的，没有地基，直接用木棒做支架。房子的周围到处扔着垃圾袋和塑料瓶。他们自小便被教育，沙漠生活就是一切回归大地，然而现在的垃圾袋和塑料瓶是不能回归大地的。这里不仅没有厕所等公共卫生设施，也没有干净的水，孩子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营养不良的症状。

由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设立的儿童营养不良中心内，工作人员正在测量孩子们的体重。一岁零四个月大的达多体重是六点五公斤，只有标准体重的百分之六十。虽然如此，他看起来依旧充满活力。

轻度和重度的营养不良是导致儿童死亡的间接及直接原因。孩子出生后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大脑发育便会迟缓，也会失去抵御疾病的免疫力。

一九九五年，平均一千个不满五岁的毛里塔尼亚孩子中，就有一百九十五人死亡，也就是说，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死去，这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在世界上居于第十五位。日本婴儿的死亡率为千分之三（二〇一五年的情况），是世界上健康婴儿出生率最高的国家。

犹如恶魔般的有毒树木

两三千年前，努瓦克肖特曾是一片汪洋，后来由于沙漠化才演变成陆地。现在稍稍挖开一点沙土，就能发现很多贝壳。

我蹲着身子捡贝壳，一面跟孩子们聊天，还一起唱《哈利路亚》。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我坐车离开，孩子们便跟在后面跑，直到被汽车远远地抛在身后。有时候看到他们跟着车跑，我高喊着“危险”下了车，他们就抢先跑到我要去的地方了。

看到他们，我便开口打招呼：“呀，又见面了啊。”“呀，又见面了啊。”孩子们学着我的口气说道。我向他们回礼：“啊呀，太感谢了。”他们也学着我的样子说“啊呀，太感谢了”，还弓着背，将手放在膝盖上，做出日式的行礼动作。小家伙们看起来还挺不好意思的。

不管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怎样贫穷的生活中，孩子们总会带着丰富的好奇心，发现有趣的事情，享受欢乐。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距努瓦克肖特一百公里的沙漠之村阿瓦拉加特。在名为“希望之路”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横贯东西的沙漠。路面是修整过的，宽度勉强可以容纳两辆汽车慢慢并行。我听说，每天晚上必须用类似推土机的工具清理道路，否则第二天整条路都会被沙土淹没，难以通行。这令我十分惊讶。

沙子是沙尘暴带来的，这儿每年平均有一百天是沙尘天气。我用手掬起一捧沙子，那细细的沙粒就像小麦色系的化妆粉。

令我吃惊的事情还有不少。途中，我看见长约四十厘米的叶子散乱地铺在沙地上，便问：“这是什么植物？”一问才知道，那原来是椰子树的枝条。高二十米的椰子树将树干深深地扎入沙子中，这会造成当地地形的改变。看六年前的地图，这一带还是草原，如今已完全变成沙漠了。

努瓦克肖特的年均降水量是九十一毫米，只有东京降水量的百分之六。沙漠地区的降水量更低。我突然发现在如此干燥贫瘠的沙漠中，居然生长着翠绿繁盛的树木，本想着“原来这儿还有绿色植物”，谁知这种名为泽漆的树木带有剧毒。叶子内的白色汁液一旦进入人的眼睛，便会造成双目失明，动物吃了就会死亡。

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这些有毒的树木犹如恶魔般疯狂地生长着。我不禁怀疑，这世上真的有神明存在吗？（P7-10）

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已经有三十年了。我以前十三年的经历为基础写了《小豆豆和小豆豆们》，自那时开始到去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八年，我才完成系列作品的第二部。中间竟相隔这么久，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写完第一本《小豆豆和小豆豆们》之后，很多人都告诉我“请继续写下去”，而且有小学生读完那本书，给我寄来了读后感，真令人开心。

特别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任命我为亲善大使，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无法去看望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会毫无波澜地在舞台和电视上度过这一生。

这三十年中，我亲眼目睹了许许多多悲伤的事，完成了一场场艰难的旅程。但能有如此宝贵的经历真的很幸运，否则我恐怕到死都无从知晓那些孩子的情况，也会愧疚终生。

哪怕只前进了一点点，世界也在一步一步地变好。

三十年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主席格兰特先生对我说：“彻子，全球有一千四百万的孩子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帮帮他们，不然等待他们的只有悲剧。在新世纪，我们必须把这个数字降低一半，所以，请助我一臂之力吧。”

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六百二十万。婴儿出生的数量不断上升，死亡的人数也不断减少。原因有很多，比如世界各国的人们对其他国家的孩子施与帮助，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了预防接种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至少格兰特先生想将死亡人数降到一半的心愿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让我很开心。

虽然如此，每年依然有六百二十万的孩子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亲眼看到了孩子离世的场景。刚出生的孩子因为营养不良夭折，死去的时候脸上还带着悲伤的表情。能够死在父母的怀中还算幸福，每每见到被孤零零地丢弃在野外而死的孩子，我都难以忍住泪水，心想：“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看见类似的场景，我便默默地下决心，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即使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也要为孩子们努力。

直到死去还信任着大人的孩子们，五岁时遭到性侵却依然坚强地活下来的孩子们……这三十年间，许许多多孩子坚强的生命力同样激励着我。

如果有人问：“我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让更多的人去关心他们。”

这是最重要的事，当然，金钱和物资也必不可少，但是对孩子们来说，被遗忘或被忽视也许是最难以忍受的。因此，我希望看到这本书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孩子们的生存有多么艰难。如果能实现这个心愿，我会无比欣喜。

前几天，我收到了来自一位日本母亲的感谢信，她在信中写道：  在圣诞节那天，我把圣诞袜拿给五岁的儿子，对他说：“在里面写上你想要的礼物，圣诞老人就会把礼物带给你。”深夜，我打开袜子，看到五岁的儿子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圣诞老爷爷，我什么礼物都不要了，请您把米饭送给非洲的小朋友们吧。”我非常想把这件事告诉黑柳女士，所以冒昧写了这封信。

收到这位母亲的来信，我很开心，或许幼小的孩子比大人更敏感地感受到了危机。日本的孩子们要是看了这本书，能够停止欺凌、关心世界其他地方的小朋友的话，我就无比欣慰了。

纵然十分难过，我也要将自己的所见所感真实地写在这本书中。让读者客观地了解真实情况是我作为亲善大使的责任。要是学校的老师能够在课堂上朗读这本书，我会更加欣慰。

黑柳彻子

二〇一五年一月

在上一本《小豆豆和小豆豆们》里，我写下了走访坦桑尼亚、尼日尔、莫桑比克、柬埔寨、越南、安哥拉、孟加拉国、伊拉克、苏丹、卢旺达、海地、波黑等地经历的事情。之后，好像是为了写这本书一般，每年我都去往那些最需要救助的国家。本来想更早地整理出来，不知不觉却花了这么长时间。与我刚开始成为亲善大使时相比，整个世界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我有很多想采访的国家，但是为了不将同行人员置于危险之中，很多想法只能作罢。全球的儿童死亡人数虽然降低了，但依然有很多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

在这篇后记中，我首先想感谢那些给予我信任，献出自己爱心的人。三十年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瑞穗银行和邮局的户头上，一共收到了五十四亿五千三百四十二万零四百三十六日元的善款。这是一笔庞大的资金，来自三十八万七千四百九十二位爱心人士。这笔钱在我们整理完后，会一分不差地交给纽约总部。我不知道这笔钱能救助多少儿童，但是请允许我再次向你们表达感谢之情，谢谢各位。

很多人都是看了朝日电视台播放的出访画面，才捐出善款的。我向儿童基金会的总部请求，首先通过当地的办事处，用这笔善款买些必需的物品，送往那些我曾访问过的地方。然后，其余的用在埃博拉出血热肆虐的地区，以及那些被遗忘却急需帮助的国家，向民众提供水、教育、预防接种等服务。在这里，我再次感谢大家的爱心。

另外，我也想谢谢一直陪我出访的记者朋友们。决定访问的地区之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东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他们也想一同前往。另外，大概有两三家通讯社也跟我一起出访，他们笔耕不辍，为普通百姓讲述着孩子们的处境。

我出访的国家平均气温都很高，第一次去的尼日尔气温高达六十三摄氏度，其他国家基本在五十度左右。在如此炎热的环境中采访肯定很不容易，所以真心感谢那些用温柔的笔触写下孩子们的故事的朋友，真的非常感谢。

还有一件事，我在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述。二〇〇六年，在科特迪瓦，朝日新闻的记者兼摄影师中野智明遇上了恐怖的撞车事故。携带武器的游击队士兵驾驶的汽车逼近他们的车子。他接到全速往前开的指令，却发生了意外。

事故造成中野先生的骨盆复杂性骨折。在车辆冲撞的过程中，他的大腿骨从骨盆中凸出，大腿后侧严重受伤。他被送到巴黎后，立刻接受了手术和复建，整整在医院躺了四个月。回到日本后，他继续进行复建训练。一年之后，医生告诉他不要做过于剧烈的运动，然而他又去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拍摄教授黑人孩子古典芭蕾的学校中的孩子们。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做到边拄着拐杖，边拿着相机的。常驻非洲的中野先生每次回到日本做复建的时候，我总会跟他见面，每次都问起他的腰和腿的情况。我切身感受到朝日新闻的记者真的很不容易。

中野先生之后还继续接受复建治疗。二〇一一年穆巴拉克总统下台时，他拄着拐杖前往开罗的解放广场。那时候，他才第一次不依赖拐杖进行摄影。之后，他不需要拐杖的支撑就能行走了，但是依然不能奔跑。

事故发生的第九年，无比热爱非洲的中野先生完成了非洲五十四个国家中四十七个国家的摄影工作。想一想，我也曾在相同的道路上行走，说不定也会发生与他相似的事故。中野先生，还有其他的朋友们，真的很抱歉，让你们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但庆幸的是，这三十年来只发生了这一起事故。

还要感谢朝日电视台。朝日电视台从我第一次访问开始就一直播出我访问的影像。正因为有朝日电视台的支持，日本的民众才能看到非洲等地的孩子们的情况，了解他们的处境。制片人田川一郎也是《彻子的小屋》的导演，还有出访时的助手梅崎早苗，三十年来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彻子的小屋》现在的制片人田原敦子在早些年曾跟随我去了三个国家。最近被我叫作“马拉松井上”的《彻子的小屋》导演井上哲，也开始跟随我踏上出访的旅途，另外他还担任编辑的工作。最为辛苦的是摄影师，要扛着沉重的器具翻山越岭。面对一些残酷的场面，他们还得按下快门。摄影师平间节全程参与了访问，一共十六次，他扛着摄像机，汗流浃背地来到各地的难民营，以温柔的视角拍摄着难民营的生活。他的镜头仿佛从来不存在一样，让人真真切切地看到真实的情况。在拍摄期间，平间先生荣升为朝日电视台影像部部长。可是在二〇〇七年，他说着“走吧”，再次跟我来到安哥拉。摄像机更新换代成了高清摄影机，非常沉重。平间先生即使中暑了，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工作。在平间先生之后，来来去去换了好几个年轻的摄影师。最近负责摄影的一直是须田健先生。他带着摄像机，满脸笑容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真心感谢你们。

我还要向那些献出爱心的人士表示歉意。对你们的善意，我没有只言片语的感谢和答复，真的很抱歉。但是如果寄出一封信，需要贴八十日元的邮票，一共三十八万七千四百九十二封信，加起来大概需要三千一百万日元。这些钱可以为一百三十二万六千八百个孩子提供三种混合疫苗。有了邮票的费用，一百三十二万个孩子就可以健康地生活。我觉得大家的捐款是对孩子们的一份心意，所以将它换成发票凭证，以表示对大家的感谢。

日本最引以为豪的一点是，它是全世界不满五岁孩子的死亡率最低的国家。现在在日本，平均每一千个孩子中，仍然有三个孩子死亡。我访问过的安哥拉，在内战时期平均一千个孩子中，有三百七十五个孩子不到五岁就死去了。战争发生的时候，连我也患了营养失调症。很多孩子身上出现了脓肿，化脓的时候疼得无法入睡。即使如此，孩子们仍然没有一句抱怨，乖乖地听从大人的嘱咐。有很多孩子都营养失调。对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来说，那些都是七十年前的战争时期的事了，每当我说起来，他们都难以置信。

感谢各位读者的阅读。如果你读了这本书，知道在这个星球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仍然遭受着难以想象的苦难，我就觉得很欣慰了。

黑柳彻子

二〇一五年一月

“彻子，全球有1400万的孩子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帮帮他们，不然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悲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James P.Gr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