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冬初，秋风扫尽落叶，尘埃还未落定。国民党军队溃败京城，紧闭城门固守，解放军的侦察兵迅速跟进，让我给带路到北郊的土城（即元大都遗址）和德外大街北头功德林第二监狱外进行侦察。紧接着解放军大部队开了进来，形成了兵临城下之势。准备攻城的一个团指挥部就设在我家。团长与我同姓，同住一炕，互称兄弟，经常一起聊天。因我读私塾多年，从《三字经》到《诗经》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一谈起“四书五经”，我就滔滔不绝。一谈起革命新名词，吴团长就没完没了。很快，我的“之乎者也”被革命新名词替代。他成了我日后参加革命的启蒙人。
不久，土改工作队紧跟着进驻我乡，建立了新的乡政权，开始土改工作。为配合土改工作，在工作队积极支持下，我组织了秧歌队，整天到各村扭秧歌，演《小放牛》《兄妹开荒》。土改工作进展迅速，仅一个多月时间，顺利地分了地主的财产。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人们欢庆解放。在乡政府支持下，我和一同学操办起民校。民校办得很有起色，受到北郊区政府的表扬。
这年3月，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第一批加入了新青团。随着北京和平解放，接管了旧警察机构。北郊分局成立了塔院派出所。在工作中，我与片儿警徐箴结识，经常带领他走门串户，成了小积极分子。那时我15岁。
土改后，一些老地主贼心不死，暗中串联，阴谋篡夺乡政权，他们还按照扭秧歌的锣鼓点的节拍编了一套诅咒穷人的童谣：
家家穷，净光净，卖了桌子卖板凳，
又卖地，又卖房，卖得屌毛都不剩。
穷小子，发穷横，吹着胡子瞪眼睛，
穷小子，别高兴，明天让你发穷愣。
一天晚上，派出所史所长找我谈话，直截了当地批评我没有警惕性。我才恍然大悟，当即要找老地主算账被拦下。按照史所长的布置，我参加了反夺权战斗，配合片儿警工作，在地主家前的大土墩下，昼夜“蹲守”，监视地主的行动。从此我成了准片儿警，当即走马上任了。
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牵着我的爱犬——“狼仔”在大地主曾家门前“蹲守”。忽然，曾家的大门开启一道缝，从门缝闪出一个陌生人。我不认识他，又不能上前盘问，眼看陌生人消失在夜幕里，怎么办？我急中生智，纵犬扑上去，把他截住了。我跑上前，以道歉为名，方弄清陌生人原来是邻乡的老地主。
在蹲守时，针对地主们诅咒穷人童谣，我编了一套鼓励穷人、气地主的童谣：
穷人硬，穷人横，穷人今个真高兴，
真高兴，真高兴，今个我要改名姓。
不姓邓，不姓郑，今个我要改姓共， 老百姓，都姓共，气死地主不偿命。
老地主，你坐等，明天打你眼发愣。
乡长说：“你干得好！这才是团员的正式工作。”
史所长说：“这叫长穷人的志气，打击敌人嚣张的气焰。”
1950年8月，乡长说我总是“之乎者也”不符合新形势，有意“培养”我，让我上“官学堂”——德外关厢小学。曹校长一考试决定我只上六年级数学。其余时间给各班代课，教大字（即书法）。一年后，升入中学——西四帅府胡同平民中学（现41中）。中学的功课深了，我埋头认真学习。每天步行20多里，吃凉贴饼子，喝自来水。晚上还教民校，异常艰苦。我咬紧牙关坚持，绝不给乡政府和团组织丢脸。不料，私立学校必须交学费，天天催要，我身无分文，特别尴尬，百般无奈，俗话说自古华山一条路——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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