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重视风俗文化的采集和应用的传统,由此产生了许多古籍著述。到了近代,风俗文化的研究作为一门真正的学问被提出来。今天,为了增强对中国风俗传统文化的理解,培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及进行乡土教育和文化积累,很有必要加强组织对该类选题的编纂、出版和宣传。《中华传统文化探源》丛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了出来,书图文并茂,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生动地叙事,可读性强。作者并不是漫无目的地讲述故事,而是透视着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风俗文化研究的与时俱进,即不断对传统风俗文化进行理性反思和选择吸收,构建新的研究体系,将内容拓展到各类群体的各个方面,体现出风俗文化研究要寻求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的努力。李桂奎著的这本《缥缈鬼神》约20万字,主要介绍从古至今各类与鬼神有关的传说、典故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桂奎著的这本《缥缈鬼神》旨在言简意赅地介绍各路虚无缥缈的鬼神,大致从十个维度展开:天神、地祗、物魅、人鬼等神灵崇拜;“佛”“道”争锋中的宗教神谱;佛道二教神仙的世俗化与民众接纳;“人”化为“神”过程以及孔子、关公文武“二圣”;文昌神、耕织神、鲁班神、海神等“四民”及其他行业神崇拜;福禄寿“三星”、喜神与婚育神、“财神”等民间俗神信仰以及趋吉避凶问题;民间畏恶侵扰与以神治鬼等趣闻;官民鬼神祭礼与“神道设教”;鬼神文化与社火、庙会、赛龙舟、乞巧、祭灶等民间节日风俗;鬼神文化中天堂、仙境、地狱等虚幻时空。整体上既突显鬼神文化的功能和意蕴,又在行文中穿插生动的鬼神故事,力求使知识性、学术性、趣味性三位一体,以飨广大读者。
与中国本土的老子一样,洋教主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虽然富有传奇色彩,但他最早也毕竟是以“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统观释迦牟尼的一生,他生为王子,卒于教主。期间娶妻生子,探求人生,做了一辈子地地道道的“人”。只是由于他智慧超凡,因此被后人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推上了神坛。为了将其神化,佛教弟子们煞费苦心地编造了“八相成道”的天方夜谭,说他是乘白象由兜率天下凡的佛陀,出生后即能走路,步步生莲花。尔后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带有传奇色彩。这样,人们终于拉开了作为如来佛祖的释迦牟尼与作为“人”的释迦牟尼之间的距离。
道、佛两家的祖师被尊为神都靠其智慧超凡,儒家大师孔子自然也不例外,且留待下文细说。除了老子、孔子、释迦三教圣人,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都因智慧超凡而被后人推到“君”或“师”的神位而膜拜。
第二,事功泽后人——出色的行业贡献。
在鬼神史上,不但哲学家无意而有幸地变成了神,而且一些有重大发明的人也凭借其出色的行业贡献,在死后被尊为神,受到祭拜。对此,《淮南子·泛论训》如是说: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故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意思是说,炎帝、大禹、后稷、后羿等都曾因一度有所发明创造,而功德无量,所以被尊为神。另传说,伏羲、女娲制定人伦大纲,被奉为始祖神;共工氏之子后土善治水,死后被奉为社神;颛顼的后裔祝融原为祭火神的官(火正),可能对教人用火有功,死后被推为火神……这些“人精”皆因有功有德于人类而被尊为神。
除了以上传说中的“大牌”神话人物被尊为神外,后来,在中国民间的神灵王国里,也留下了重要历史人物被尊为神的位置。在医学界,人们崇拜的扁鹊、华佗、韦慈藏都先后登上了神坛。唐代更有药王孙思邈,他本来也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旧唐书》称他“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在当时被人们誉为“圣童”。长大后,颇通医术,善于用药,所著《千金方》被后人作为药物书的经典。因为他医术高明,赢得人们的钦佩和信赖,因此,民间将他神化,尊他为“药王”。全国许多地方都建有药王庙,供奉着赤面慈颜、五绺长髯、方巾红袍、仪态朴实的药王塑像。药王身旁侍立着两个书童,一个捧药钵,一个托药包,左前方还趴着一只吊睛白额猛虎。由于古代缺医少药,每当人们生病时,除了利用巫术镇制外,还往往祈求药王显灵赐药,因此药王备受民间尊崇。在建筑行业,鲁班也是从中国历史上的一名著名工匠而步入诸神行列的。据说,他是春秋时鲁国人,名班,公输为其氏。《墨子》一书曾记录了他为楚造云梯的事迹。民间传说,他还根据草叶的特点发明了锯等器具。在纺织业界,元代的黄道婆因为曾教人纺织,给人民带来了实惠,故而被人们立祠供奉。《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记下了其究竟:“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蜕,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即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即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可见,她带动人民搞纺织的功绩是她得以被尊为神的资格。
由此可见,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人,其事功泽披后人,人们永远想着他们,并不遗余力地把他们推上神坛,以纪念供奉。
第三,德性垂千古——崇高的人格魅力。
P60-61
唐代诗人白居易《花非花》诗曰: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借用这首诗来说中国古老的“鬼神”现象,真可谓形象而贴切。民间传说中,鬼神属阴性,只能夜间出没,岂非“夜半来,天明去”乎?而“几多时”、“无觅处”则更是对鬼神存在时空的最好概括。鬼神,一种扑朔迷离的“雾非雾”似的幻象,一直虚无缥缈地晃动在人们眼前,并经常被编成妙趣横生的故事,代代传说;鬼神文化,一道饱经沧桑的“花非花”式的奇观,始终若隐若现地牵引着人们的视线,历久弥新,即使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也不能不驻足观看。
人类生活的宇宙空间无限苍茫,其中的许多自然现象神秘莫测。对此,现代人尽可运用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去作某种合理解释。然而,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蒙昧时期,原始人因四肢尚没有明确分工、大脑尚未得到开化,故而对眼前神奇的宇宙自然是十分迷惑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茫然感知,来理解他们耳闻目睹的大自然万象。这种对大自然万象的蒙昧感,以及对大千世界万物侵害的恐惧,成为“鬼神”之说的认知基础。从字源来看,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卷一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就字形而言,“申”本为象形字,像电光回曲之状,隐含着对自然神祗崇拜的意义;“示”本义则是祖先神崇拜的象征物。概括地说,在原始人那里,“神”是超越于万物的虚拟存在,其法力无边,既能操纵天,又可控制地,还主宰着世间万物的生老病死。在原始宗教与后起宗教等思维方式的多重作用下,各路鬼神与日俱增,不断壮大。
话及鬼神,人们首先不能不直面这样一种困惑:世间到底有没有鬼神?鬼神是否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对此,现代人似乎已经给出了基本明了的答案,即鬼神本身缘自人们的疑神疑鬼,来无踪,去无影。民间传说中所谓的“鬼神显灵”,或降福,或造灾,其踪影也不过仅仅出现于人们的错觉或幻觉中。然而,历史进程中的答案却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围绕“神存”和“神灭”、“有神”与“无神”等问题,人们曾经进行了几番拉锯式的争论。先秦时期,关于鬼神有无以及如何对待鬼神等问题的讨论已拉开了序幕。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载,郑国大有作为的政治家子产曾一方面宣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反对人们迷信鬼神星象;另一方面却又承认贵族横死能为厉鬼,必须将其子孙立为大夫加以安抚。从《墨子》中的《天志上》、《明鬼下》等篇目,我们得知,提出“兼爱”等著名思想的墨子曾倡言世上有鬼神,并教人“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强调人人都要敬事鬼神;还特别指出:“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若莫闻莫见,则鬼神可谓有乎?”并且举出许多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确有鬼神的存在。相对而言,面对社会上风行的鬼神传说,至圣先师孔子显得较为审慎。他也曾经跟他的学生一道,多次探寻这座蹊蹊跷跷的迷宫。据《论语》记载,孔子本人一方面表示不愿谈神论鬼,即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并进而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弟子们一次次纠缠般地咨询鬼神问题,他老人家也不得不明确表个态,说出了值得后人反复玩味的两句话:“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其言下之意是,能侍奉人,方能侍奉鬼神;要想知道如何侍奉鬼神,必须先知道如何侍奉人。知道了人的生存之道,才有可能明了死亡之道。如此这般,孔子便巧妙地将话题从宗教意义上的鬼神引向人文意义上的鬼神,从虚妄之论引向探讨现实人生,丰富和深化了鬼神的内涵与功能。另据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记载,面对春秋时期天下人“齐明盛服”的祭祀活动,孔子又不由得不感叹“鬼神”是一种充满德性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又非同寻常,它视而不见,听而弗闻,不可捉摸。到了西汉,大儒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一书中,继承先秦神化君主权利这一传统思想,迎合正统专制统治的需求,将“鬼神”观念纳入到儒学理论体系,称国君是天子,天下是天命授予君王的。同时,天子要按照天神的意志,爱护百姓,否则即以灾异谴告。如果天子一意孤行,不改正错误,天神就会夺去其王位,乃至改朝换代。这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君权神授”思想。东汉时期,面对鬼神思想风行,王充《论衡》指出,日食、月食都有一定规律,打雷下雨都是正常天象,并非鬼神降灾,重创了风行一时的谶纬神学,其中《论死篇》指出:“鬼神,荒忽不见之名也。”认为鬼神是没影的事。南朝时,梁武帝等帝王大肆宣扬佛教,佛教“神不灭”之说愈演愈烈。对此,范缜《神灭论》大唱反调,认为人的精神和肉体互相依存,肉体死去,精神也随之消逝。为此,皇帝亲自出马,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发动当朝权贵、佛教高僧六十六人,先后写了七十五篇文章,围攻《神灭论》,竞没能撼动一个范缜。后来,围绕鬼神的本质和鬼神是否存在等问题,人们继续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探讨。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性理拾遗》如此质疑道:“今之言鬼神,以其无形,则如天地,言其动作,则不异乎人,岂谓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下之能乎!”并进而认为,“鬼神”其实不是民俗生活中威灵显赫的鬼怪天神,而是天地间万物随时变化、屈伸、往来、进退的两种力量。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跟他的弟子互动式问答过程中,费了很多口舌和笔墨谈鬼论神。他们谈话的要点被黎靖德汇集到《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篇》中,真可谓洋洋万言,几乎涉及鬼神问题的方方面面。要而言之,朱子首先正面承认鬼神的存在,认为鬼神不是通常之理,而是气之灵,并将鬼神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风雨露雷,日月昼夜”等公平正直之鬼神;二是“有啸于梁,触于胸”的邪暗鬼神;三是“祷之而应,祈之而获”的良善鬼神。同时,朱予认为,既然鬼神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人们便无须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心力。只要把现实世界的事物处理妥当,将人间世界的道理搞清楚了,无形世界的鬼神也就不在话下了。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历代以儒学为主的大师,道学、佛学以及其他诸子百家学派的大师们都曾一度争先恐后地探讨虚妄问题,通过乐道鬼神,纷纷陈说了各自的看法和主张。如此一路下来,“鬼神”话题历久弥新,成为一道积淀丰厚的文化景观。
……
中国的鬼神队伍的确很庞大,除了原始宗教推出的天地万物诸神,后起宗教造神以及民间世俗造神,再加它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原本就有完整谱系,故而显得繁多而杂乱。从晋代始,人们曾多次对中国全部鬼神或各派鬼神进行过归谱别类。南朝梁道士陶弘景作《真灵位业图》,根据世俗“朝班之品序”和“高卑”原则,用七个“中位”阶次组织排列起来,将道教五百多名天神、地祗、仙真、人鬼杂乱无章的诸多神灵整理出一个较有次序的谱系来。明代题“江夏明阳宣史徐道”撰修的《历代神仙通鉴》,又名《三教同原录》,分首集“仙真衍派”(卷一至卷八)、二集“佛祖传灯”(卷九至卷十六)、三集“圣贤贯脉”(卷十七至卷二十二),记录从上古到明代的神仙历史。明代尚有无名氏《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搜集儒、释、道三教圣贤、世奉众神画像计一百二十余幅,在每一幅神像后,记录了各神姓名、字号、爵里、封赠谥号、神灵事迹等,所收录众神多取于小说杂记,反映了宋元以来民间流传的神道情况。清代姚东升辑录的《释神》将庞大的鬼神队伍一分而为十类:一天地,二山川,三时祀,四方祀,五土祀,六吉神,七释家,八道家,九仙教,十杂神。这一系列的分类整理,大体上按照儒释道“三教”的“谱系”进行编录,有利于后人了解中国鬼神的概况。尽管如此,面对纷繁杂乱的鬼神现象,人们要在短时期内做到全面了解依然是不现实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做出一份供人们领略的某些常见鬼神的“简历”。其比较可行的操作方案有二:一是根据鬼神的来路梳理,二是通过提炼的鬼神文化主题来贯穿。
目前,市面上有关鬼神文化介绍的图书虽已有多种,但大都采取“开中药铺式”的写作方式,按照“民间俗神”“佛教诸神”“道教诸神”“自然神”“行业神”等分类数落。本书力避乏味的知识罗列,采取剥茧抽丝、组合嫁接等方式,将鬼神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整合梳理,既突显鬼神文化的功能和意蕴,又在行文中穿插动听的鬼神故事,力求使知识性、学术性、趣味性三位一体,以飨广大读者。
时间过得真快,从写作《人神之间》至今,转眼已过去近十年了。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鬼神文化伴我北雁南翔,它一直是我从事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
众所周知,鬼神文化属于地地道道的神秘文化,论其渊源,论其玄妙,论其博大,都几乎无与伦比。鬼神现象虚无缥缈,既难以触摸,更无法坐实,因而只能寻踪觅影。对待鬼神,人们常言:“心诚则灵。”事实上,所谓的“诚”不应当简单地看成是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更不应片面理解为对连篇鬼话的盲从;所谓的“灵”,既不能简单地解读为灵验,也不能妄自想象为某种神通。鬼神缘于一种心理慰藉,来自一种祈盼性的精神寄托。鬼神文化的功用非常复杂,可谓良莠不齐。总体而言,其积极面毕竟要远远大于其消极面。自古以来,人们对它成为愚弄人的工具深恶,对它随时随地成为坑蒙拐骗的工具痛绝。尽管如此,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面价值却又不可替代,它能够救赎人们的困惑,它可以使人们获得一种自信和正义,它可以使人们获得几多伦理的寄托和审美的感动。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鬼神文化还在继续滋润着我们的生活,王安石年代的故事还在继续。无论怎样移风易俗,现在的年味年景照样离不开鬼神文化装点。无论现代科技如何发达,这世道人心还是与鬼神文化息息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缥缈鬼神》虽然算是轻车熟路,但还是颇费了一番梳理整合、推陈出新的功夫。几年前的《人神之间》重在从人与神的关系这一视角,从八个层面观照了耐人寻味的鬼神课题。书出版后,获得了较大反响,除了有人在文章中作了规范性的引用外,还有人在著述中抄录其中内容,如某出版社之某民俗文化丛书中的一本书就直接搬用了“人成为神”部分,包括小标题“人成为神的条件”、“由布衣到文圣”、“由武夫到武圣”也被直接拿去,这说明昔日的写作还是赢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和看重,值得欣慰。此次推出的《缥缈鬼神》则围绕“文化”性,既在《人神之间》基础上作了润色加工,又对具体内容作了重新构架,所列出的十个部分,也可以说是鬼神文化的十个问题,既脉系相承又彼此互补,期待赢得广大读者喜爱。
当然,尽管本书列出十个部分,有追求“十全十美”的意味,但毕竟鬼神文化含蕴无穷,此开启的还只是一面视窗;毕竟鬼神文化博大精深,此只是做了点挂一漏万的工作。让我们共同沿着这视窗放眼,让我们一道跟着这番抛砖引玉的解读去追味。
最后,此书得以顺利出版,与诸多同仁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龚斌先生的组织协调;感谢广东教育出版社,尤其是李朝明先生的精心策划和对我的信任;感谢责任编辑李智先生的数年辛苦。另外,为了减少疏漏,书稿完成后,我的硕士研究生袁惠苹同学帮助校对了全稿,她字斟句酌,极为负责,也为本书增色良多。
但愿《缥缈鬼神》能使广大读者获得知识,受到启悟,从而提高人生境界。
李桂奎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