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伏尼契著的《牛虻(全译本)》涉及了斗争、信仰、牺牲这些色彩浓重的主题。小说是作者伏尼契受到当时身边革命者的献身精神的激励写成的。它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虻的形象。

牛虻的刚强和无畏，他那钢铁般的坚忍力量，他对敌人的憎恨和轻蔑，以及他那不为任何拷打凌虐所屈的坚贞品质，曾使很多青年受到教育和鼓励。

艾·丽·伏尼契著的《牛虻（全译本）》讲述了单纯幼稚的爱国青年亚瑟因受忏悔神父的诱骗而泄露了青年意大利党的秘密，导致同志被捕，自己也被朋友误解，于是佯装投河自尽，设法奔赴南美。13年后，当他带着一身伤残重回故乡时，苦难的经历已把他磨练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推翻异族统治的斗争，用“牛虻”的笔名发表文章，揭露、讽刺教会的反动本质和欺骗行为。在一次偷运军火准备起义的行动中，牛虻被捕，经受了敌人的酷刑和实为自己生父的神父的劝降，最后英勇就义。

小说通过牛虻这一光辉形象，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爱国志士们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牛虻对祖国的热爱、对敌人的憎恨，他的刚强无畏和坚忍力量，构成了本书最优秀、最动人的篇章，震撼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

写在前面

第一卷

第二卷·十三年之后

第三卷

后记

我为《牛虻》作插图

第五章

那天下午，亚瑟打算长途步行回家。他把行李托给一个同学照管，就徒步向莱克亨走去。

天气显得潮湿、阴沉，可并不冷；低平的原野好像比他往常曾经看到的样子还要美一些。脚下柔软的有弹性的湿草，路旁春天野花微妙的笑容，都给他以一种喜悦的感觉。在那一片狭小的树林的边缘，有一只小鸟正在一丛刺槐上面筑窠，当他走过那儿，小鸟受了惊，便吱的叫了一声，扑着褐色的翅膀急急飞开去。

他竭力想把自己的思想集中于虔诚的默念之中，来适合这个耶稣蒙难前夕的日子。但对于蒙泰尼里和琼玛的思念却不断地缠扰着他，以致他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集中心神的努力，任凭他的幻想去跑马：他想着即将降临的起义的奇迹和光辉，想着他心目中的两个偶像在这次起义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他幻想着，神父将是领袖、使徒和先知，在他神圣的威力面前，一切黑暗势力都将退避，在他的领导下面，年轻的“自由”保卫者将在一种全新的、想象不到的意义上来重新学习旧的教义和旧的真理。

至于琼玛呢？啊，琼玛将在栅寨前战斗。她是由塑造那些女英雄的质料做成的；她会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同志，是无数诗人所一直梦想着的那个纯洁无畏的圣女。她将站在他身边，肩并着肩，共同享受那生死斗争的暴风雨中的喜悦，他们将要在一起战死，也许就正在那获得胜利的时刻——毫无疑问，他们将获得胜利。他决不把他的爱告诉她；凡是那些足以扰乱她的和平心境、破坏她的宁静的同志感情的话，他都将～个字不提。她，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东西，一个白璧无瑕的牺牲品，为了解救人民，不惜把自己送到祭坛上去焚化。他是谁，竞想闯进这样一个只知爱上帝和意大利的灵魂的洁白圣地里去？

上帝和意大利……当他走进“宫殿之街”那所巨大阴沉的住宅时，他突然由崇高的意境跌入了世俗的泥潭。裘丽亚的老管家在楼梯上碰到他，还是那副老样子，穿着干净，神气安详，一副彬彬有礼却又瞧不起人的态度。

“晚安，吉朋斯。哥哥们都在家吗？”

“汤麦斯先生在家，先生；勃尔顿太太也在。他们正在客厅里。”

亚瑟怀着一种受到压抑的沉重心情走进去。一所多么阴郁可怕的房子！生活像潮水一样在它旁边流过去，却永远冲不到它的头上。房子里什么都不曾变动——无论是住的人，是那一家人的肖像，那笨重的家具和恶俗的器皿，那庸俗的摆阔的排场和每一件东西的死气沉沉的形象，都原封未动。就是那些插在黄铜花瓶中的鲜花，也好像是上过油漆的金属制成的假花，在和暖的春天里也没有那种青春气息的激动。裘丽亚，已经穿上了餐服，在那对她说来就是生活中心的客厅里等待着客人，她脸上显出呆板的微笑，头上耸着亚麻色的发髻，膝盖上还伏着一只小狗，那样子活像时装画里的人。

“你好，亚瑟。”她生硬地说了一句，把她的指尖给亚瑟握了一握，随即转过去抚摸那只小狗的光泽毛皮，好像那样更来得舒适些一样，“希望你身体好，并且在学校里大有进步。”

P46－47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的长篇小说，1897年在英国出版。1953年李俍民先生依据英文原著并参照两种俄译本译成了中文。这部作品在我国出版后，先后发行了两百多万册——牛虻对祖国的热爱、对敌人的憎恨，他的刚强无畏和钢铁般的精神力量，构成了小说最优秀、最动人的篇章，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的英雄情怀。

《牛虻》所反映的时代，是19世纪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为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风起云涌地起来斗争的时代。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牛虻》这本书和牛虻这个人物，我们就首先回溯到“当时意大利的历史环境中”。

1796年，拿破仑在征服了亚平宁半岛后，将整个意大利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拿破仑帝国覆灭后，1815年，各战胜国在维也纳召开国际会议（史称“维也纳会议”），将意大利肢解为八个封建邦国和地区，分别是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托斯卡纳公国、鲁加公国、摩地那公国、帕马公国、萨丁王国、伦巴第和威尼斯。维也纳会议承认了奥地利强占伦巴第和威尼斯的合法性；而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马三个公国的统治者都和奥地利皇室有着亲戚关系；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教会，又是奥地利帝国的公开同盟者。至此，强大的奥地利帝国几乎变成了整个意大利的主人。意大利各邦国的帝王们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是鱼肉百姓的小暴君，并在意大利的各个国度内建立了警察制度。奥地利人的专横统治更是野蛮地蹂躏着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早在法国入侵意大利时期，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逐渐兴起，这一组织的会员自称为烧炭党人。因为它的党员经常避入那不勒斯南部山林中，扮作烧炭工人，故而得名。烧炭党人组成许多小组，这种小组叫做“芬特”。烧炭党是意大利人民为反对外族压迫而建立起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烧炭党人一次次燃起的起义的烈火，虽然都被奥地利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他们的斗争却并未停止。

1830年，意大利当局把年轻的烧炭党人马志尼放逐到国外去。一年之后，马志尼在法国马赛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青年意大利”。青年意大利党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统一和独立的共和国。它不仅要驱逐奥地利侵略者，同时还要推翻意大利的专制政权。

马志尼“以法律、上帝和人民的名义”呼吁意大利人民团结起来。但马志尼和他的党员们，并不了解人民，也不和广大的人民联系，更不依靠他们，而是仍和过去的烧炭党人一样，采取组织小革命团体的办法，进行无数次的起义。可以想象，这些起义必然要被强大的敌人淹没在血泊中。事实正是这样：1833年马志尼党人鲁芬兄弟在热那亚的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鲁芬兄弟中的一人，在狱中割断了自己的静脉。同年在托斯卡纳，革命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初次斗争，也因大公利奥波特二世尊奉奥地利侵略者的指示肆意镇压而惨烈结束。这一关键事件，构成了小说《牛虻》第一卷的历史背景。

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意大利发展起来，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争取国家再统一的运动不断涌现。从1846年开始，陆续在欧洲各国出现的经济政治危机，也席卷了意大利。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发生了矛盾，并且越来越尖锐。1846年教皇格里高利逝世，他在晚年曾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了自己所宠信的拉姆勃鲁斯契尼大主教。以镇压人民出名的拉姆勃鲁斯契尼，深为人民所憎恨，教皇朝廷枢机主教会议不得不另选一个倾向自由主义、并且有声望的枢机主教玛斯太·菲烈提做新教皇，以此来缓和教皇与意大利人民的矛盾。这个新教皇就是庇护九世。

庇护九世上台后，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他颁布了大赦令，释放了一部分政治犯，取消了出版物审查制度，允许颁布宪法。这样一来，相当多的人被这些甜言蜜语所欺骗，把建立自由意大利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这就构成了《牛虻》第二、三卷的历史背景。

虽然这本小说里并没有历史人物，但书中由作者虚构出来的角色，却的确是在当时意大利的现实历史环境中生活和行动着的人。

那么，意大利历史中的这一个时期，为什么偏偏会吸引了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注意呢？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作者。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1864年5月11日生于爱尔兰科克市，1960年7月28日卒于美国纽约市，享年九十六岁。

伏尼契于1885年在柏林音乐学院毕业。1887年到1889年，她在俄国彼得堡，曾经跟俄国革命团体有过接触。回英国后，她曾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导师恩格斯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相识。她也曾去过意大利求学，但不知是哪一年。在《牛虻》原书序言中曾提到感谢佛罗伦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话，说明这个城市是她在意大利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时到过的地方。在欧洲期间，伏尼契曾被一位无名画家在16世纪创作的肖像作品深深吸引。画中的意大利小伙子，黑衣黑帽，目光忧郁，但却异常高傲。后来，她买下了那幅无名肖像的复制品，并终身携带它。

1892年，伏尼契嫁给了波兰革命者米·伏尼契。双方结合的经过颇富有传奇色彩。她在彼得堡一个沙俄将军家中任家庭教师时，由于同情革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团体曾利用她外侨身分与将军家庭教师这一特殊社会关系，替关押在牢狱中的爱国志士们送衣服、食物与传递秘密书信。米·伏尼契在西伯利亚流刑中企图逃亡时，曾从他的一位俄国同志那儿得到了艾捷尔·丽莲在伦敦的地址。这就成了他后来逃到伦敦与艾捷尔相识、发生恋爱以至结合的一种奇特的催化剂。但影响伏尼契最深的除波兰丈夫外，还有当时流亡在伦敦的俄国作家赫尔岑与著名的民粹派领袖兼作家、笔名斯吉普涅雅克（草原人）的克拉甫钦斯基。伏尼契在阅读了《俄国的地下革命》一书后，非常崇拜其作者克拉甫钦斯基。在《自由》杂志出版人夏洛特的帮助下，艾塞尔结识了她的俄罗斯偶像。克拉甫钦斯基与妻子芬妮非常喜欢伏尼契，并教会她俄语。伏尼契由此受到克拉甫钦斯基民粹派思想的影响。克拉甫钦斯基鼓励伏尼契发展自己的文学潜力，建议她以那幅自己挚爱的肖像为原型写一部小说，她欣然同意了。在《自由俄罗斯》杂志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的同时，伏尼契开始构思她的小说。她把肖像画中意大利青年的忧郁眼神与克拉甫钦斯基的传奇经历结合在一起，又回忆起她在伦敦时接触过的意大利流亡者，这些人正是跟马志尼与加里波第一起革命的意大利志士。当时，年轻的女作家伏尼契就正好处在欧洲各国民族民主革命各种思潮的中心。于是，她吸取了各方的政治思想营养，成功地塑造了牛虻这一体现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精神的英雄形象。

中青版《牛虻》问世六十年来，影响可谓深入人心。此次第三版印刷，我们恢复了之前囿于时代和政治而删节的所有内容，使该书首次以全译本的面目呈现，并藉此向全国千千万万读者致以深深谢意！

《牛虻》中译本自1953年初版以来，迄今已有四十余年，印数达二百多万册。现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将《牛虻》重排再版，以使其更完善，如果俍民仍健在，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与欣慰，可惜他已于1991年离开了人世。

俍民为人谦和热忱，有正义感，嫉恶如仇。他自幼爱读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水浒》等英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博览群书，知识面增广。他的中学时代正值抗日战争，他一面在校主编《效实学生》，一面又写些形势评论文章，发表在《浙江湖》等刊物上，他还写过《变了》等长诗，并参加通俗抗日话剧《精忠报国》等的编、导、演工作。1941年他因心脏病发，在上海疗养，利用时机开始自学俄文，后来因不堪忍受日寇的暴虐，待病稍好即奔赴苏皖边区抗大四分校学习，毕业后在淮宝中学教书。抗战胜利后，他再次来沪诊治心脏病并进沪江大学攻读英语，同时继续进修俄文。

俍民经常阅读各种外国文学作品。第一次引起他对《牛虻》注意的书，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书中所叙述的关于“牛虻”的一切只是几个片断，但却引起他强烈的好奇心，于是他决心要找到这本书。由于他对《牛虻》一书的穷索不舍，终于使他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他先是读到两种版本《牛虻》的俄译本，接着又一个偶然的幸运在一家旧书店里淘到《牛虻》的英文原版。经过对这三个版本《牛虻》的多次反复阅读理解，他深为此书的情节所激动和震撼，认为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对革命者来说，它起着鼓舞与激励的作用。于是决定着手翻译，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果然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从1953年到1959年就出版了一百万册。十年浩劫，《牛虻》当然成为被批判与禁锢的对象，但它竟如书中的主人公一样顽强异常，以没有封面、封底、缺页、卷角、纸面发黄的面貌，在读者间悄悄地你争我夺地流传着。《牛虻》鼓舞与激励着许许多多处于压抑困苦与濒临绝境中的人们，奋起他们的斗志，使他们勇敢地忍受与承担种种的考验。由此可见一本好书，其作用往往可以影响到几代人。我觉得《牛虻》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近十几年，《牛虻》又出版了一百多万册，足见它的强大生命力。

俍民一生所追求的是铁的人物、血的战斗、慷慨悲歌的革命英雄主义。在他四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前后共译了《牛虻》、《斯巴达克思》、《白奴》、《红酋罗伯》等六十余部作品。《牛虻》是他最喜爱的一部译作，他将永远与《牛虻》同在，与广大读者同在。

董荷英

1994年8月

“今天来了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生吃惊。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叫喊，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声。他伤势转好后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7岁那年，我进北大读书，认识了郭世英（郭沫若的儿子）。我在他床上看到《牛虻》，一看就放不下了。

——周国平

如果你能写出一部《牛虻》，底下可以什么也不写。

——王蒙

我最早喜欢起小说来，是因为《牛虻》。

——史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