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著的《四院沙滩未名湖(修订本)/北大记忆》为乐黛云先生关于学术、生活的回忆录。透过这本回忆录，读者可以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变迁以及乐黛云先生的人生感悟。本书语言平实，内容深刻，适合对北京大学历史以及比较文学学科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乐黛云著的《四院沙滩未名湖(修订本)/北大记忆》属于为北大120周年校庆策划的丛书。收入乐黛云教授三十余篇散文，涉及1948年起在北大生活、读书、求学、治学的经历，以及对众多师友的回忆。作者在北大的生活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有解放前老北大四院与沙滩的激情革命，有未名湖畔五六十年代改变命运的“斗争”，有80年代从北大远游的求学与访问，作者的学术生命从这里开始，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到比较学的研究，从文化上的理论实践到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文化实践，我们看到一个富有学识、执情、创新精神和使命感的北大学者。作者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除了劳动、读书、求学、苦难，作者还写了北大的一批人物：马寅初、季羡林、废名、王瑶、杨周翰、李赋宁等等。本次增订再版，作者增加了几篇近年新写的回忆文章。

序 我的选择

我的怀念

初进北大

四院生活

我在北大中文系——1948

快乐的沙滩

阶级斗争第一课

历史的错位

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

小记北大鲤鱼洲分校

从北大外出远游

世纪末访意大利

从“不可见”到“可见”

突尼斯国际会议随记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

我们的书斋

美丽的治贝子园

忧伤的小径

献给自由的精魂

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

怀念马寅初校长

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三真之境

我心中的季羡林

永恒的真诚 难忘废名先生

一个冷隽的人

一个热忱的人

纪念吾师王瑶

学贯中西的博雅名家

纪念杨周翰教授90冥诞

李赋宁先生与中国比较文学

心灵沟通的见证

难忘丸山昇先生

透过历史的烟尘

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啊！延安……”

绝色霜枫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从不伪饰，总想有益于人

纪念彭兰大姐

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代跋）

然而谁又能预知未来?反正1948年至1950年，我的生活算得上称心如意。我开始给《北平解放报》和《人民日报》写稿，无非是报道一些学校生活，新鲜时尚；有时也写一点书评，多半是评论一些我正在大量阅读的苏联小说。记得有一篇评的是长篇小说《库页岛的早晨》，标题是：“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倒是说明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持的人生观。也就是说，与其凑凑合合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去死。

1950年暑假，发生了一件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有一天，我突然被通知立即到王府井大街拐角处的中国青年联合会报到，只带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和我一起报到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余名学生(也有几个并非学生)。我们就这样仓促组成了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团长是青年团中央的一位大官，秘书长却是我们大家都很崇敬的地下学生运动领导人柯在铄，他曾被国民党全国通缉，却传奇式地逃到了解放区，他后来也当了大官，80年代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我当时是作为北京市学生代表出席，代表团人才倒也齐全，有来自音乐、美术、戏剧等专业院校的学生，也有来自工厂和部队的代表，还有内蒙古和西藏的学生干部。其中也出了一些名人，如大音乐家吴祖强、著名的西藏地方官宦爵才郎；十六岁的新疆小姑娘法吉玛，她后来成了新疆电影制片厂的名演员，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

我们从满洲里初出国门，将近十来天，火车一直穿行在莽莽苍苍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贝加尔湖无边无际地延伸开去，我教大家唱我最爱唱的《流放者之歌》：“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又唱高尔基作词的《囚徒之歌》：“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监守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决逃不出牢监，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斩不断千斤铁链。”我心里活跃着从小说中看来的各种各样为自由在西伯利亚耗尽年华的不幸的人们——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笔下的被流放的人群。我满心欢喜，深深庆幸那些苦难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仿佛辉煌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真想展开双臂去拥抱自由美好的明天!

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的一员，我们中国学生代表团在沿路车站都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到处是红旗飘扬，鲜花环绕。人们欢呼着，高唱国际歌，双方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参观，然后去布拉格开会。记得刚到莫斯科的那个晚上，尽管团长三令五申，必须集体行动，我和柯在铄还是忍不住在夜里十点，偷偷来到红场列宁墓，一抒我们的类似朝圣的崇拜之情。俄罗斯的艺术文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些非常美丽的教堂的圆顶，但我们却不被准许走近教堂，只能远远地欣赏。我们也去过图书馆、画廊、工厂、集体农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对此深信不疑。

虽说我们到布拉格是为了参加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但我对大会似乎一无所知。只记得大会发言干篇一律，也不需要我们讲话。我乐于坐在座位上东张西望，观察我周围的一切；再就是拼命高呼“斯大林万岁”(viva!Stalin!)，高唱会歌，不断地吃夹肉面包喝咖啡。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地位至高无上，记得我们经常要听他们的指示。我因懂一点俄语，有时就被邀请参加这种中午或深夜的小会。老大哥们都非常严肃，常是昂首挺胸，板着脸。我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抵触，似乎他们就应该是那副样子，我们对他们的敬重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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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附近，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夜谈》的《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干百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后来的北大党委宣传部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赴台湾的机票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1

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当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治理淮河的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青年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名单上的“首犯”柯在铄同志，如今，在全国学生代表团中，他是我们的秘书长。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10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老柯所说，两个人就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迅跑，一口气跑到列宁墓。我们在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到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后来曾经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同志，他说，留下来，将来可以上莫斯科大学。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随团返回北大。默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就这样在“大特务、大叛徒，自绝于人民”的群众吼声中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我当时的心情唯能表现于中文系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昭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怵目惊心的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1 17岁的林昭，她为坚持真理，被错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因“恶攻罪”而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索取了7分钱的子弹费1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双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昭、朱家玉、程贤策、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问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

6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80年代以来，我曾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南美和欧洲。我确确实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1

1948—2008，60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60年一个生命的循环，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头，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2018年春校订

在北京大学燕园，人们常常看到，黄昏时分，有两位老人绕着未名湖漫步同行。他们绕着这个“有名”的湖不知有多少圈了，还会再绕着同行，也许十年，也许更长的时间。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他们绕着这个湖一圈又一圈，从青年到中年，又从中年到老年。这湖，这湖边的花树，湖边的石头，湖边的靠背椅，湖边树丛中的鸟，一一都引起他们的回忆：他们在湖上无忧无虑地溜着冰；他们刚会走路的小女儿跟着年轻的父亲走在小径上，留下一张照着他们背影的照片；他们看着儿子在冰球场上横冲直撞；他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年老的汤用彤先生绕湖观赏春天的美景；他们也常倾听着由湖边音响中播放的中外古典音乐，悠然神往；春天，他们找寻湖边的二月兰；秋天他们欣赏湖岸不知名的黄花。他们绕湖同行，常常也会触景生情：湖的这边，曾有他们的学生跳水自尽；湖的那边，埋葬着他们所钟爱的一个学生的骨灰；湖边的小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被隔离审查时离别的分手处；湖畔的水塔边，他们曾看到两位老教授背着大黑铁锅，游街示众，脖子上划出深深的血痕……

绕湖同行，是不尽的回忆，也是当下的生活。他们边散步，边辩论应如何解释“有物混成”，探讨多种文明共存是否可能；他们议论理查德·罗蒂在上海的演讲；也回忆与杜维明和安乐哲在湖滨的漫谈；他们还常共同吟味《桃花扇》中《哀江南》一诗所写的“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他们多次设计着如何改变当前忙乱的生活，但生活依然忙乱如旧；他们常说应去密云观赏红叶，但红叶早己凋零，他们仍未成行。他们今天刚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编好，又计划着为青年们写一本新书，汇集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言。他们中的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逼，仍不能按期交出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