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著的《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全译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典藏》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却在卡列宁的虚伪、冷漠和弗龙斯基的自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卧轨自杀、陈尸车站的下场。庄园主菜温反对土地私有制，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同情贫苦农民，却又无法摆脱贵族习气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矛盾的时期、矛盾的制度、矛盾的人物、矛盾的心理，使全书在矛盾的漩涡中颠簸。这部小说深受我国读者喜爱，它是新旧交替时期紧张惶恐的俄国社会的写照。

列夫·托尔斯泰著的《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全译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典藏》是世界经典名著之一，俄国文学名著。女主人公安娜是个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贵族妇女，她不满封建婚姻，憎恨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丈夫卡列宁，不顾上流社会的非难和攻击，自由大胆地爱上了青年军官弗龙斯基，后来终被遗弃，她悲痛欲绝，卧轨自杀。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第七部

第八部

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

奥伯朗斯基家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同前任法国女家教的私情，声称她不想再同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天，不仅丈夫和妻子痛苦，其他家庭成员和屋子里所有的仆人也跟着受苦。他们都觉得住在一起没好处，任何一群在小客栈里萍水相逢的人也会比他们更有共同语言。妻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丈夫成天不着家；孩子们不安分地满屋子乱跑；英国女家教和管家吵架，写信问朋友能否为她另谋一份职；厨子头一天在正餐时间出了门就再没回来；帮厨女佣和马车夫也扬言要离开。

同妻子吵架后的第三天，史蒂芬·阿卡蒂耶维其·奥伯朗斯基公爵——他那个社交圈里的人叫他史蒂瓦——和往常一样，在早上八点醒来了，但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他书房的摩洛哥式皮沙发上。他躺在松软的沙发上，转了转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体，紧紧抱着一个枕头，脸颊贴在上面，仿佛想再睡一大觉。但他突然睁开了眼睛，坐起身来。

“让我想想——那是什么？”他极力回忆自己的梦境，“那是什么？啊，是的——阿拉宾在达姆斯达德“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斯达德，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啊，是的，达姆斯达德就在美国——阿拉宾在举行宴会。玻璃餐桌上摆放着食品——是的，客人们在唱《我的宝贝》……不，确切地说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曲子；还有小细颈瓶，那些瓶子其实是女人变成的。”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眼中闪现出快乐的光芒，“是啊，真是太好啦。还有好多美妙的东西，可我想不起来了——醒了就想不起来了。”他看到一束光线从百叶窗边缘射入，就愉快地放下腿，用脚在地上摸索那双金色小山羊皮制成的拖鞋(那是妻子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还在上面绣了花)。按照九年来养成的习惯，他还没站起身，就把胳膊往卧室通常悬挂他晨衣的那个方向伸。忽然间，他想起来他不是在卧室，而是在书房睡的觉，而且也想起来他为什么会睡在这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蹙起了眉头。

“哦，天哪，天哪，老天哪！”他回忆起所发生的事，低声嘟哝起来。与妻子争吵的详细过程，他无法摆脱的困境，以及最恶劣的一点——他的罪过，在他脑海中一一浮现。

“不，她永远不会原谅我的，她不可能原谅我！最糟糕的是，这全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的错。可我并不觉得内疚！这正是悲剧所在！”他想。“哦，天啊，天啊！”他回想起这场争执中最烦心的细节来，绝望地咕哝着。当时他从剧院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地回到家，手里还拿着一个大大的梨准备给妻子吃，在客厅却没找到她，而且她也不在书房，他感到非常惊讶。最后他在卧室里看见了她，她手里拿着那封泄露他秘密的倒霉的信。那就是他最伤脑筋的一刻。

她坐在那儿。那个忧心忡忡、向来忙碌、他一直以为头脑简单的多莉——手里握着那封信，脸上露出惊恐、绝望和愤怒的表情。

“这是什么？这个？”她指着那封信问他。每次回想起这件事，奥伯朗斯基感到苦恼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当时对妻子问话的反应。

当某桩丢人现眼的行径被人意外撞见时，大多数人身上会发生的情况那一刻也在他身上发生了：他的罪过被妻子发现了，他必须面对她，但却来不及摆出合乎情境的表情。他没有怒气冲冲、矢口否认，也没有编造借口、请求宽恕，甚至没有表现出冷淡态度——怎样都比他所做的要好——而是不由自主地(爱好生理学的奥伯朗斯基认为那是“大脑反射”)露出与平日一样和蔼、因而也是愚蠢的笑容。

他无法原谅自己的蠢笑。看到他的笑容，多莉就像被针扎了一样战栗起来，她突然激烈地骂出一长串尖酸刻薄的话，然后就冲出了房间。从那以后，她就拒绝见他。

“都怪我笑得太傻，”奥伯朗斯基心想，“但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问，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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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天地中最后的也是最为高大的一座山峰。在对全世界文学有巨大影响的俄国文学作家中，他的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地位也最为崇高。他是人类文化史上少数的巨人之一。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充满矛盾、充满激情、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一生。1828年9月9日，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但自幼热爱劳动，在与农民和大自然的接触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18岁时，他放弃大学学习，回家致力于改善农民生活，但因身为地主，主观与客观上均困难重重。50年代初，他毅然投军，去高加索作战，企图深入生活，进一步了解自己，了解人民。这时他开始创作，并一举成名。在早期的《一个地主的早晨》等作品中，他提出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问题。1857年，他赴西欧考察，对西方社会的阶级压迫深感厌恶，这种情绪表现在短篇小说《卢塞恩》等作品中。回国后，他在自己的雅斯纳雅和波良纳庄园内办农民学校，想以此找到社会改造的出路，后来又为此再次出国考察。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因维护农民利益，他遭到宪兵的搜查。60年代，他基于自己对人民历史地位问题的思考，创作了不朽的巨著《战争与和平》。70年代托尔斯泰又写出了《安娜·卡列宁娜》，深刻地反映了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反映出作家自身的深刻的思想矛盾。80年代，他毅然放弃贵族立场，成为俄国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这时，他写出《伊凡·伊里奇之死》《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等作品，强烈控诉黑暗社会，也表现出自己思想深处的探索和思考。这一时期心灵深处痛苦的追求，反映在《克莱采奏鸣曲》《魔鬼》《谢尔盖神父》以及1889年开始写作的《复活》等作品中。这时他的名声与影响日益增长，俄国一位反动文入那时曾说：“我们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托尔斯泰。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束手无策，而托尔斯泰则能够动摇尼古拉二世的宝座。”1901年他73岁时，俄国东正教教会开除了他的教籍，但这只是更加扩大了他的影响。1908年，全俄国对他80岁诞辰的庆祝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一场较量，而声名显赫的托尔斯泰仍在自己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探索和斗争。1910年10月28日，在长期剧烈的思想矛盾和家庭冲突中，托尔斯泰手执木杖，冒着漫天风雪，离家出走，去寻求思想的出路和灵魂的安宁。然而他力不从心，数日之后，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终年82岁。这位复杂而又单纯、现实而又浪漫的伟大人物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位文学天地中艰苦卓绝的劳动者。他在60年的创作过程中，从未脱离生活。他十分熟悉自己笔下所描写的俄国贵族和农民，写作态度谨严，一丝不苟，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鸿篇巨著，他整整写过七次。对一篇晚年所写的短文，他改过一百余遍。他的原稿和排好的校样都满是修改和重写的笔迹。他终生孜孜不倦地阅读、思考和写作。他为全世界作家树立了一个如何写作的不朽典范，也为全人类树立了一个如何生活、劳动、创造的不朽典范。

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有洞察一切的深邃目光和高瞻远瞩的立足点，他善于把握现实人生的重大问题，并把它们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显现出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他毕生创作中的一个特点和奥秘。托尔斯泰的作品外表上朴素无华，看起来这座大山不过是常见的土石林木聚成；然而它却巍然矗立，千古不朽，令人仰止。托尔斯泰在描写生活与人物时从不标新立异，他严肃、真诚而执着地用现实本来的面貌来反映现实，他的描写像镜子一般忠实可信，难怪许多人用镜子来恰当地比喻他。但他又绝不是一面冷冰冰的镜子，在他具体生动的描绘中融贯着他的真知灼见，他笔下的许多形象成为人所共知的真实动人的典型。从他最早的作品《童年》中的尼古连卡，直到他最后的伟大名作《复活》中的卡秋莎和聂赫留朵夫，至今仍然全都活在人们的心中。而且，托尔斯泰高人一筹的艺术本领往往使他能把深刻的思想直接以思辨的推理形式水乳交融地容纳在形象描绘中。从他的许多作品里，我们领悟到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联系和统一，而不像一般文学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彼此难容。《战争与和平》中有动辄数万言的历史观的阐述，《复活》中有许多详尽的人物自我审查和相互争论，以及法院的案件分析与验尸报告。这些都是抽象的议论，但又是构成艺术形象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描写手法是托尔斯泰独有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从某种角度上体现了托尔斯泰思维的特点和他作品的深度与重量。

……

早期他身上也充满着一种战斗的叛逆精神，却又用一套所谓“道德自我完善”和“全人类的爱”的枷锁来约束自己和别人；身为一个全人类公认的伟大艺术家，到晚年他却竟然公开否定艺术，否定诗歌，否定莎士比亚，甚至否定他自己所写的全部作品；他看到并承认科学与文化的进步对人类发展的意义，却又主张回到原始的自然生产方式中去，只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科学成果给人们带来灾难和穷困。应当说，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往往表现得比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更为完整和统一，这是因为形象思维具有一种使艺术形象超过作家主观思想的力量。但是作家的创作活动毕竟与他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不可分割，他的思想矛盾当然也要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比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他客观地写出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却同时连篇累牍地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在《安娜·卡列宁娜》中，他描述了一个“一切都乱了套”的社会的巨大变化，却又同时美化列文的田园牧歌式的陈旧理想；在《复活》中，他全面暴露了沙皇政权的腐朽，指出“吃人的事不是在森林里而是在政府办公室里开始的”，但同时又鼓吹抽象的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苦苦地追求和探索，但至死都不能求得内心的平衡。

然而，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思想与艺术的力量在全世界各国的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刻下印记。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说得好：“(托尔斯泰的影响)如激流出自天国的中心……(托尔斯泰的思想)孕育着20世纪的各种精神活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托尔斯泰的影响也随处可见。比如，鲁迅的《一件小事》中，有托尔斯泰式的自省与忏悔；冰心的《一个忧郁的青年》中，主人公很像是《少年》里的伊尔倩涅夫；她的另一名篇《超人》中的母亲形象，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式的爱的化身；其他如叶绍钧的《倪焕之》、茅盾的《三人行》、庐隐的《海滨故人》、王统照的《微笑》、许地山的《缀网劳蛛》等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中，都有托尔斯泰的泛爱论和劳动观、人性观的反映。比较文学的民族接受论认为，文学在民族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必然受到接受者的民族主观因素的制约，人们总是在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支配下接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决不会是一个其他民族作家的简单模仿者。卢卡契在谈论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如何接受托尔斯泰的影响时也曾经指出，他们并没有因此变成了俄罗斯人，而是成为更加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伟大作家，这对我们应当有所启发。

19世纪是世界文学继往开来的世纪。托尔斯泰肩负着把文学从一个时代引向另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重情节、重典型、重写实、重批判的文学时代，在他的笔下达到顶峰；而新的文学思潮正在他的身边一个又一个诞生，并从他身上汲取营养而发展壮大。从后来文学的许多名篇中，以及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杰作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托尔斯泰智慧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