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国共关系史上，有一个著名而又神秘的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群。
然而，张群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中国大陆方面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至今没有人对他做专门的研究，未见到有关张群的有分量的著述；就是在对他特别看重的祖国宝岛台湾，他一百零二岁去世后，悼念、回忆的文章随处可见，但是也仅有一两本年谱出现。
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心目中，张群的形象形形色色，耐人寻味：
“终身顾问”。这倒如实地反映了张群一生的重要特点：从清王朝开办的保定陆军速成军官学校，到留学日本，直到蒋介石1975年在台湾去世，张群追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六十余年，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终身幕僚”。
“影子助手”。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中，在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首脑二十二年的历史中，蒋介石身边的助手走马灯一般变化不停，数不胜数，唯有张群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宠信与倚重，重大政务大事多与其密商，身旁不能一时或缺，像影子一样跟着蒋介石，张群的同僚称他“辅佐蒋介石如影随形”。
“不倒翁参谋长”。蒋介石长于计谋，喜怒无常，高级参谋换得不计其数，只有张群永远随伺身旁，而且官职步步高升，被拜为“相国”——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行政院院长，人们把他戏称为“蒋介石的不倒翁参谋长”。张群虽然是蒋介石的同学与盟弟，但是他却从来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他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深知蒋介石最忌讳属下拉帮结派，因此时时处处对蒋介石曲意逢迎，唯唯诺诺，恭顺有加，不求闻达。张群虽然有政学系头目之称，但他不搞组织，不收党徒，没有自己的纲领和自私的主张，还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领袖及地方实力派军政头目，出力颇多。张群一生唯蒋介石马首是瞻，因此深得蒋介石的赞许与青睐。
“军人政治家”。张群一生担任过许多军职，从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肄业后，张群历任参谋、团长、参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军职，又曾出任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行政要职，被称为“军人政治家”。
“一人智囊团”。张群头脑灵活，富于智慧，只要蒋介石需要，张群总是能够随时拿出蒋介石急需的计谋策略；凡是蒋介石遇有危难之时，必有张群相伴左右。蒋介石满意地称张群为他的诸葛孔明、智慧的化身，美国《时代周刊》则称张群为“一人智囊团”。
“走狗”“使女”“厨子”。对于人们称赞他深受蒋介石信任，张群有时对镜自嘲：“张群者，蒋介石的走狗也。”对于人们称赞他谦恭有礼、不愠不怒、忍辱负重、毁誉疑谤均所不计，张群大度地笑着说：“我不过是蒋介石的小妾、使女。夫人可以对丈夫大发脾气，小妾、使女是断断不可对主人发脾气的。”有人称赞张群总是能够急蒋介石之所急，想蒋介石之所想，做蒋介石所吩咐之事，能够与蒋介石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张群笑着说：“我只不过是主人的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厨子就做什么菜。”
“怀刀”。这是说张群乃蒋介石怀中之刀，专门为蒋介石所用，平时藏在怀中不为他人所见。蒋介石一旦需要，可以随时拿出来使用，短小锋利，主人能够运用自如。
“忍字先生”。张群是国民党里涵养最好的高层人士，他最喜欢四川乐山大佛寺弥勒佛处的一副对联：“笑天下可笑之人，容他人难忍之事。”他对“忍”有独到的研究，将“忍”与顽强的毅力结合起来，频发妙论：“所谓忍，并不是将勃发的感情强勉抑制下去，乃是用理智将感情醇化了，所涵者广，便不计较小的；所见者远，便不计较近的，所以我们必须有宽广的胸怀，远大的志气，才能不沮于一时的阻挠讥笑，不馁于一时失败的寂寞，不安于眼前的小成就，能用毅力恒心，百折不回以贯彻最后的目的。鸿鹄之飞愈高，眼界愈大，目标愈远，一切荆棘、蓬蒿，它看也看不在眼，更算不得它的阻碍，这是最后同时也是事业成功必备的条件，所以我对此言之不厌其长。”他特别推崇《书经》所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极其赞成孔子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也欣赏老子的名言“能下人者能上人，能后人者能先人”，他经常谈论汉高祖刘邦的深切体会：“我之所以胜，项羽之所以败者，在一忍字。”（P1-2）
张群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蒋介石逃到台湾后，都曾经活跃在中国政坛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但是，自张群1990年12月14日以一百零二岁的高龄去世至今，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及台湾乃至全世界，都没有一本关于张群的传记问世，仅有一两个年谱出现，这其中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张群几十年来一直唯蒋介石马首是瞻，无不遵从蒋介石的旨意行事，几乎没有自己的半点主张，没有什么可写的。
第二个原因是张群始终效忠蒋介石，到台湾后多次作为蒋介石的“总统特使”访问日本，与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贺屋兴宣等日本右翼政客打得火热。
第三个原因是有关张群的材料很难搜集，我原来对老朋友张继平先生寄予很大希望，因为他是张群的侄子，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二战协会会长，在美国，以及台湾地区都有他与张群的一些亲朋好友。我们两人曾经商量合作撰写《张群传》，但是他一趟美国之行，却没有带回什么有价值的材料。
几年后张继平先生过早地不幸逝世，遂使《张群传》的撰写无从谈起，但是我仍然没有放弃撰写此书的念头。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在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和国际题材纪实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撰写《浪人与蒋介石》《中国外交演义（民国时期）》《战后日台秘史》和编审《蒋家结局》等书的过程中，注意搜集有关张群的资料，同时采取各种方式访问张群的亲友和民国问题专家，翻阅大量民国时期的档案，千方百计搜集张群的材料。
经过十余年的悉心搜集，材料逐渐多了起来，我又向中国著名蒋介石研究专家王朝柱、张景旭等人请教。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我认为张群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政治家，并归纳出他的八个可取之处：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推翻清朝和袁世凯统治；参加北伐有所建树；出任外交部长与强敌折冲樽俎；督促蒋介石抗战坐镇后方；参加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重视吸收日美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台湾经济；对日外交维护国家利益；主张国共合作和一个中国原则；廉洁谦恭，德高望重，讲究修养，影响深远。
当然，张群作为蒋介石的终身幕僚，他一生也有不可饶恕的罪过，我归纳出三条：一是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出谋划策；二是帮助蒋介石发动全国性内战；三是到台湾后跟着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破坏中日关系。
据此分析，我写出题为《试评张群历史功过》的论文，认为张群是个有功有过的人物。我认为，我们今天来研究张群，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其一，有助于民国史和蒋介石的研究。因为张群毕竟是民国时期和国民党逃到台湾之后的重要人物，在许多重大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他又是蒋介石的终身幕僚，不研究张群，民国史和蒋介石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就得不到科学而清楚的解释。
其二，提供研究包括“日台”关系在内的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张群一生的涉外事件，主要是奉蒋介石之命处理对日关系：战前陪同蒋介石赴日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担任外交部长时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进行艰苦的外交谈判；战后六次访问日本，被称为战后“日台”关系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外国人把张群看作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发言人。由此可见，不研究张群，包括“日台”关系在内的中日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就搞不清楚。
其三，无论到日本还是赴欧亚非美访问，张群都很注意做海外侨胞的工作。他不辞劳苦地会见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疾苦，尽可能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绝不粗暴地简单应付。因此，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我们开展华侨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四，张群一生结交了很多颇有影响的朋友，这些朋友至今仍然分布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世界各地。他们始终念念不忘张群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由浓厚的爱国之情联系在一起。我们追念张群，会引起他们怀念祖国的深厚感情，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
其五，张群一生重视道德和身心各方面的修养，发表过《谈修养》等著作，他的豁达大度，他的处世交友之道，他的修养之道，在海内外都有很大影响。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的陈述都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绝不随意杜撰，力争经得起人们的推敲和历史的考验，作者力图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还张群的本来面貌。但是，本书既然属于传记文学“家族”，就具有文学作品的特性。也就是说，本书传主和重要事件都是根据典型化这一原则经过艺术加工的，这势必比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更为典型。为塑造张群这个主要人物，对个别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艺术加工。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向王朝柱等著名专家学者请教，参考了国内外大量资料，特别是拜读了台湾记者黄天才、卜幼夫、乐恕人、黄肇珩、司古文、曾恩波、陈长华、刘宗固、李嘉等的有关报道，但是书中没有一一列明出处，在此表示感谢。
如何掌握书写张群的分寸，对他的评价是否恰当，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掌握的资料仍然不够理想，书中的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张群的亲朋好友提出宝贵意见。如果本书能够起到对张群的深入研究，进而对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所进展的作用，就感到莫大荣幸了。
王俊彦著的《张群传》以史实为基础，总结说明了张群的可取之处：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推翻清朝和袁世凯统治；参加北伐有建树；出任外交部长时与强敌折冲樽俎；促蒋介石抗战坐镇后方；参加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重视吸收日美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台湾经济；主张国共合作和一个中围原则；自身廉洁谦恭，讲究修养。同时也归纳出他的三大过错：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出谋划策，帮助蒋介石发动全国性内战，到台湾后跟着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破坏中日关系。
张群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著名又神秘的人物。本书以许多珍贵的史料、鲜为人知的逸闻，对张群做了揭秘式的回答。
张群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蒋介石逃到台湾后，都曾经活跃在政坛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张群一生唯蒋介石马首是瞻，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宠信与倚重，像影子一样跟着蒋介石，被人戏称为“蒋介石的不倒翁参谋长”。
王俊彦著的《张群传》对张群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评述，立场观点公允。本书有助于民国史和蒋介石的研究，提供了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