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入津
李鸿章肯定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都将在1870年的天津发生巨大的转折。
这座城市已经与世界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内战后的美国，派出了战时国务卿、美国扩张主义的奠基人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出访全球。在天津教案那浓重敌意尚未消逝时，西华德就到达天津，随后赶赴北京，会晤大清“总理”恭亲王，给空前孤立的大清帝国带来了“合作政策”，中美开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友谊……
遥远的欧洲，法兰西帝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巴黎再度爆发革命，宣布建立第三共和国，这导致大沽口外的法国舰队，最后放弃了攻击天津的计划，天津教案得以和平解决……
当日耳曼的勇士们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率领下，行进在法兰西的废墟上时，那位日后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正率领他的淮军铁骑，浩浩荡荡地开进天津城。
他将在这座城市中，度过人生最为辉煌的25年，而大清帝国也将以这座城市为样板，书写30年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篇章……
与乃师曾国藩的极度低调不同，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入津，刻意地极为高调。
根据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记载，1870年9月18日，在大批军队的前呼后拥下，李鸿章入津，随即发布了措辞严厉的公告，宣示了他将以铁腕维护这座城市的稳定。
这支在8年前还在上海被各色人等惊为“乞丐部队”的淮军，凭借其丝毫不亚于湘军的战功，以及远好于湘军的纪律，在湘军裁撤之后，早已成为大清国防军的主战部队，装备精良，向天津城的“暴民”、也向西方列强，展示了雄壮的兵威。
站在望海楼教堂废墟上的天津人，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到：变天了。
这一年的李鸿章，年仅47周岁，从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以来，他在帝国省部级的高干位置上已经呆了8年，历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并且因军功先后被封为一等伯爵、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真正实现了他年轻时写下的理想：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后来改为“觅封侯”）
梁启超说：“彼时（调任天津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
“天津教案”爆发时，这位“天之骄子”还在湖广总督任上，正率军辗转西北，剿灭叛乱。中途接到中央的紧急调令，立即抽调主力部队，进入京畿地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与法国开战。天津教案将了之际，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刺马案”）。这同样是一个棘手的“地雷阵”，牵扯到中央与地方、军队与民政、湘军派系与别的派系、乃至西方天主教等很多敏感问题，中央只能下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并且不断催促上路。而直隶总督则由李鸿章接任。这是1868年李鸿章接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后，第二次接任他老师的遗缺。
李鸿章到了天津，登门拜见曾国藩。
曾老师不待李同学开口，就先问道：“少荃（李鸿章的字），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李鸿章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痞子腔”为安徽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听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又捋须不已，久久看着李鸿章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急忙应声道：“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
这些细节，李鸿章在年老时讲给其下属吴永听，吴永则记录在他那本著名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后世学者，或据此认为李鸿章人品远不及乃师，或据此认为李鸿章能圆融贯通比乃师更胜一筹，莫衷一是。其实，在原始的记录中，李鸿章至少在口头上是认可曾国藩对“痞子腔”的批评的。李鸿章告诉吴永：“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师生之间有关“痞子腔”的对话，其实只是历史的孤证，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处理天津教案这样一件极为棘手的外交大案时，曾国藩为李鸿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在他为李鸿章所作的传记中，认为“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而曾国藩“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祟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
梁启超说，李鸿章在直隶期间，“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他大发感慨道：“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身价顿增。”
不幸的是，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与梁启超其它很多急就章的东西一样，并不确切。普法战争7月19日开战，9月1日发生“色当会战”，法军全面战败，次日投降，9月4日法兰西帝国就被国内革命推翻。这段时间，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只有曾国藩一人。考诸各种官方文献，天津教案的善后，几乎都是曾国藩在中央的指示下，一手完成。李鸿章到任时，基本已经尘埃落定，他根本没有机会力挽狂澜、并展现自己比曾老师更强的才华。
最令曾国藩被国内外攻击的，就是他在证据并不确切的情况下，杀了18名“凶手”为遇难的洋人们“一命偿一命”。这种“曾剃头”的典型做法，恰恰便是行动上的“痞子腔”，绝对难称“诚”字。然而，这种“痞子腔”似乎有效地震慑了汹汹的民意，也至少平息了列强们对大清政府的愤怒与不满。
更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在中秋节前一天（9月9日，农历八月十四），从直隶省城保定给天津的曾国藩写了封信：“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怒，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事，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承担。”
这封信很清晰地表明了：一、曾国藩早已得出对教案的处理意见；二、李鸿章并不反对这种处理；三、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容易“犯众怒”，李鸿章不愿意沾手，希望曾国藩“依限议结”；四、李鸿章撇清自己，为的是今后的工作更好开展，防止“嗣后诸难设施”。毫无疑问，曾国藩已经将最为棘手的教案问题处理完毕，李鸿章最多只需做个后续的“执行者”，把善后措施落实，根本不必挑任何担子，可以轻装前进。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李鸿章就是他人生事业上最好的“替手”，他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站在曾国藩打下的地基上，“李鸿章这位无冕之王继承了那位‘一时曾负盛名，未几就被人蔑视的人物‘（曾国藩），在天津坚定地保持着他的地位约25年之久。”（美国汉学家马士H.B. Morse评价） 李鸿章从老师手上接过的天津及整个直隶，已经今非昔比。包括天津教案在内，曾国藩已经将该唱的白脸都唱完了，该趟的雷区都趟过了，将可能“初政即犯众怒”的事情都做了。
最犯众怒的是，无疑是整顿干部队伍。曾老师比较注重廉政建设，一上台就抓，虽说疗效如同曾老师的“银屑病”（一种难治的皮肤病）一般，屡治屡患，但曾老师的毅力，也如同当年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时却“屡败屡战”一般。
而李同学却似乎更在乎干部们的工作能力，对那些毫无效果、甚至成为虚伪面具的精神“体操”与道德“按摩”嗤之以鼻。《清史稿》说李鸿章“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那些不乐于为李鸿章所用的人是否就真是“志节之士”，这尚两说，但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众”，实在也是曾老师的心传。曾老师的“那支有主义的军队”（湘军），并非靠着“主义”打胜仗，主要靠的也“利禄”，湘军所过之处，如土匪洗劫并无二致，只不过，曾老师喜欢把“利禄”包装在“主义”的盒子了，光鲜些。马新贻被杀，一个主要的可能原因，就是他在秘密调查湘军私分太平天国“国库”的大案。在李鸿章的25年治理之下，天津乃至整个直隶地区，聚精会神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成就斐然，但官场乃至社会的主旋律的确是“一切向钱看”。
大清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认为李鸿章入津，简直就是老鼠掉进了米缸，他在9月28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李鸿章被派到天津了，人们以为不论如何他总会强有力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教案），但是，正如传说的那样，他又在想捞钱。如果受足了贿赂的话，他将不会把问题向解决的方向推进多少。”据赫德自己说，在6年前（1864），当赫德奉命调解李鸿章与洋枪队首领戈登（James Gordon Brown）之间的纠葛时，他不得不“付给李五万多两银子”——这似乎是李索贿，其实，那只是李鸿章借机索要的一笔军费，完全公出公入的，李鸿章再贪，也不敢把这种公开的款项放进自己的腰包。两人之间，其实是权力之争，李鸿章成为赫德在海关内部一手遮天的最大障碍。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5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说：“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孔子，知名度没有超出国界的，但李鸿章就像孔子，恰如最具基督精神的国王路易十五就像基督一样……总督的职务按说是要轮流担任的，但李鸿章却是个例外。他作为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其官职像桥墩一样坚固，任凭潮涨潮落而岿然不动。终身任职的希望鼓励他思想丰富的大脑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改良计划，而一个陌生的流浪者没有勇气这么做。”
此时的李鸿章，自然还没想到自己要做坚固的天津“桥墩”。9月30日，他正式接过了直隶总督关防印信，一个月后（11月4日），他就接办天津机器局。多年拿刀的手，终于握上了机器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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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的晚清
在雪珥看来，历史学就像EMBA课程的案例解剖，所有案例都是为当下而做的。他把洋务运动称为“改革开放”，并褒奖其中的实干派。对体制有看法的人，认为他其实是在维护体制。
见到雪珥，我说他长得像古龙，他嘿嘿一笑说：“我比古龙要帅。”
这倒是事实。古龙有强烈的小说代入感，主要代入的是小说中的“酒鬼”，相由心生么，于是一脸的酒精味，无力、沧桑和邋遢。
雪珥在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历史人物代入感，但他力求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择机平衡，酒不及乱。要照相了，还要摸出一把梳子，理一理本来就挺整齐的头发。
非理性，无以观史；非感性，无以活史。他关于晚清的历史著作中，充满着严谨的活度，理性，但可读。
雪珥是谁呢？做过媒体人、商人和学者，在著作中，这三者的影子都有。他说，如果“学者”用的是词语的本意，那我是一名学者，学习着的人。
坐车经过天安门前，谈话让天安门城楼仅被匆匆一瞥，但这座城楼以及背后的整座紫禁城，对于他的意义是无限的——他用笔解释的，都是身在紫禁城或接近紫禁城的人和事。
又逢甲午，雪珥的生活和心绪，在2014年都很特别。
实干派和扯淡派
4月24日晚上，雪珥要做一场关于乾隆时代的讲座，和主办方几个人一同吃晚饭。
席间，一位企业家得知雪珥重点研究的是晚清，遂发感叹：晚清啊？那是中国最腐朽、屈辱的一段历史。
我看到雪珥没有再接话。他原本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不接话意味着一种礼节，克制的礼节。
果不其然，讲完课，回到宾馆，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提起这个细节。他的“少年狂”一下子冒出来。“什么屈辱！有时候我们是很扬眉吐气的。1911年，辛亥革命都要爆发了，清政府还曾派出军舰，横跨万里，到墨西哥护侨。把炮口对准岸上，墨西哥马上服软！”
“事非经过不知难，不要轻易地去对我们的祖先下结论。”温和的雪珥变得激越起来。这句话是他治史的最根本的原则。
于是你会看到，在他那一大堆“很好看”的晚清历史著作之中，人物的形象相对于刻板的教科书，总是颠覆性的。
比如，恭亲王不像文字描述的那般无能而无奈。雪珥通过广泛查阅外国文献，雕琢出一个彬彬有礼、雍容得体而且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只是他甘于做“老二”，维护大局，才显得施展空间局促。 比如，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其实是康、梁的政治抹黑，事实远非如此。“梁启超后来也说过，当年的文字服务于政治之需，不可作为信史看待”。
比如，庆亲王奕勖是一个巨贪首富，尽人皆知，但他处理国务，游刃有余，“贪墨”仅是为了展示有能力无野心。
他认为大清帝国从来不曾“闭关锁国”，他认为“戊戌变法”盲目而操切。
“其实谈不上颠覆，这是还原。”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对《南风窗》记者说，历史，过去被看得太简单了，雪珥在认真地还原。
雪珥说，许多人看到历史，总是抱持一种“两蛋一星”的简单切割法。国家不强的时代，那些历史人物，不是笨蛋就是坏蛋，人们总是盼望来一个救星，往往盼来的却是一个灾星。
……
有意思的是，他一个外国人，一个传统史观的颠覆者，在官方却很受欢迎，常常被拉去给高级干部们讲课，国家领导人还向干部们推荐过他的书。
对体制有看法的人，认为雪珥的研究事实上是在维护体制。因为主流史家大多认同康、梁以及激进的革命者，而雪珥则相反，他解剖康、梁与革命者背后的暗处，挑亮烛照温和改革派——主要是恭亲王、醇亲王等满清贵族领导下的改革者——人性与行动光明一面的孤灯。
接下来的逻辑推论必然是，雪珥是反对“流血革命”的。不错，在当下，他认为1949年结束的，最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流血革命”。
他说，中国人太不重视自己身上的狼性，在野之时，总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变成道德制高点，但是，权力可以让一切道德控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改革，其实比革命要难。中国是什么土壤，就会长什么树，改良土壤需要很长的时间，好的执政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而是地上长出来的树。旧式革命对改良土壤本身并无帮助，往往是“赶走饱狼上来饿狼”。
所以雪珥对当前政府面对的改革难题，一样承继着“事非经过不知难”的根本态度，提醒“扯淡派”们少说一点风凉话：“别以为天下就你最懂，你以为当政者都不懂，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只是没有时间说。”
媒体人的思维，让他对著作有更多的传播性设计。那就是，写出来要好看，要有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愿意看。
所以读他的书，会发现其中显现着很多“噱头”，比如他把庆亲王奕勖称作“创业股黑马”，他用“庄后有庄”“追涨杀跌”“深度套牢”“政治牛市”等股市语言来分析晚清政局，他甚至用经济学统计方法，绘制出恭、悖、醇、庆四大王爷半世纪的“行情走势”。
讲课亦然，24日晚上的讲座，主题为“乾隆模式”，雪珥声情并茂地展示一种参谋角色。为讲座提供场地的博融文化产业集团总裁朱德付说，雪珥“应该去给乾隆爷做顾问”。
史学，的确是一门需要深潜的学问，但许多人深潜之后浮不上来，憋死在故纸堆中。雪珥不然，他认为史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在他看来，历史学就像EMBA课程的案例解剖，所有案例都是为当下而做的，而不是钻进故纸堆里展示你的考据功夫。
“这种事我不干，谁爱干谁干去。”
凌晨1点多钟，雪珥越说越激动，话语里终于难掩粗俗，性情温厚的那个他，已经没入了北京之夜。
原刊于《南风窗》，记者李淳风2014.5.13于北京
帝国的手术
1
改革的手术究竟要从哪里下刀？
是从脚趾头开始，到天高皇帝远的蛮荒边塞画一个圈，进行试点，成则全面推开，东方风来满眼春；败则当作学费，无伤大局，以收小步快跑稳妥之效？
还是从心脏开始，在最具示范效应的京畿重镇推行，以期登高一呼，天下景从，却要承受破釜沉舟的巨大风险？
这对于1860年代的大清帝国，似乎并非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经受了内忧（太平天国动乱）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考验之后，帝国的中央核心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再不改革的话，等待这个国家，至少这个政权的，只有灭亡的命运。
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心脏手术。
主政的恭亲王当然没有想到，这场仅仅是为了救亡图存的变革，不仅真的在危急时候挽救了大清帝国，而且居然还缔造了一个为期30年左右的“同光中兴”；他更没有想到，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自强”等口号，即便在百年之后，依然是流行中国的关键词。
2
帝国的心脏，就在直隶，那个紧紧包裹着伟大首都的天下第一省。
曾国藩被选中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来蹚改革的地雷阵。在恭亲王这一总设计师眼中，曾国藩身上有着大清官场最为稀缺的两种资源：一是改革开放的经验，这得自于其为了有效应对太平天国而“超常规”进行的一些实践探索；二就是勇气和煞气，这得自于其在战争中杀人如麻而赢得的“剃头”称号。还有一点，他是个汉人，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核心圈，一旦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时，或许更能放得开手脚。
这些稀缺资源，另一个人身上也有。那就是曾国藩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李鸿章。他在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并在这个位子上牢牢地坐了20多年。
从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的那一刻，大清改革将京畿重地作为试点和特区，就基本成了国策。曾国藩上任前，慈禧太后4次接见，频率之高，十分罕见；而在李鸿章时期，其与中央历届核心（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的关系更为亲密无间。
高层的决心与支持，是一种资源，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之下，甚至是至为关键的资源。
3
选择了天子脚下作为特区的大清改革，比起遥远的小渔村来，自然更为艰难。帝国的心脏手术，比起脚趾头手术，对于操刀技术、尺度分寸的要求，自然更高。万众瞩目、千夫所指之下，需要技巧和智慧，更需要勇气和恒心。
可以说，直隶正是晚清改革的主舞台，内政、外交上的几乎所有大剧目，都在这里上演，并影响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这里的土地和人民，也最强烈、最直接地受到这些改革开放的影响，从而在摸索着自己的应对之道。因此，这里是最为前卫的，同时也是最为保守的；这里是最为西化的，同时也是最为抗拒西化的；这里能生产出先进的潜水艇，同时也能大规模破坏铁路和电线；这里涌现了许多“洋务”明星，同时也诞生了无数的义和团……
在直隶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改革故事，对于了解全面剖析晚清改革、全面剖析中国150多年的改革史，具有独特的难以取代的标本意义。
……
7
我的写作，依然还是“传媒写作”，而非“出版写作”。几乎所有文字，我都是安排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先行发表，然后集结整理成书。因为媒体动辄数百万发行量（流量）的传播效果，是目前混乱而无序的出版行业绝难企及的。一个思考者，除了希望让自己的思想心得与更多的人分享之外，还期望什么呢？
“中国改革史”系列中，前三本《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和《辛亥计划外革命》，前后在《中国经营报》连载了两年：而这本《天子脚下》则从2011年年初开始，在天津的《新金融观察》报上连载。
在连载的过程中，我得以与读者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反馈和帮助。其中，来自政界和商界精英人士的大力支持，令这些专题连载的影响力得到大大的提升，进而激发了更多读者的参与，也令我得以不断更新对于中国改革的第一手资讯。
这本《天子脚下》，以我为《新金融观察》撰写的专栏《天子脚下的特区》为主，结合了我在别的媒体上撰写的有关直隶改革的内容，整合而成。这册内容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从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开始，到1880年代中期，事件跨度约15年左右。还有更深的改革、更多的人物（如袁世凯），还在继续写作、定期连载之中，等待陆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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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感谢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津渡先生及天津的其他官员，他们以开明的姿态接纳并鼓励我将这个选题安放在天津的媒体平台上；也要感谢《天津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张颖女士、《新金融观察》报主编刘韵涛先生、副主编刘宏伟先生及编辑李香玉女士，通过他们苦心运营的媒体平台，我得以与“直隶”诸多精英人士相互砥砺。同时，也要感谢搜狐财经频道、《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朋友们对这个选题的大力支持。
一如既往，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两个女儿：BeralI和Ceri。希望还在读小学的她们，今后不仅能读懂中文，更能读懂中国。
雪珥 2011年8月7日@澳洲春雨之中
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之《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精）》，从帝国权力核心边缘的天津切入，再现了晚清政治、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这里是晚清政治的主舞台，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上的大剧目都在这里上演，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这里，是最前卫的，也是最保守的；这里，是最西化的，也是最抗拒西化的；这里，生产了中国第一艘潜水艇，也烧过教堂，杀过洋人，大规模破坏过铁路和电线……
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政经改革，其深度、广度、力度，前所未有。与我们一般以为的情况不同，晚清最后6年，尤其是1909—1911年宣统朝的3年，国家并非每况愈下，政治、经济乃至国防都在不断进步。1908年，清政府财政收入史无前例地突破白银2亿两的大关。1909年，除新疆之外，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地方议会，对地方政务实行非常有效的监督，也是史无前例。但是，这样的帝国为什么又突然崩溃了呢？
作家雪珥，媒体称其为“历史的拾荒者”，以对一百多年前晚清时期中国那一场改革历史研究出名。“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从年代、人物、区域、事件等不同的剖面，重新勾勒描绘了一幅大清改革的路线图，可谓从19世纪到20世纪近代中国大转折的一部断代史，其中风潮迭起，波诡云谲，凝结了太多的中国人的命运。百年前那场改革过程中的创新、突围与纠结、困顿，通过作者极富当下感的笔触，生动如在眼前。丰富的海外资料分析也使本系列独具慧眼，对人事的观察与结论，突破了以往许多陈词滥调。作者也毫不避讳其“以史为鉴”的写作使命，目的在于让历史照进现实，思考当下，如何才能避免改革中的不折腾？改革之难之重之关键在哪里？鉴古而知今日，为今天中国的大改革多层思考，呐喊助威。
《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精）》从一个区域切入：再现了活色生香1860年至1890年的晚清经济改革场景。直隶是晚清改革的主舞台，内政、外交上的几乎所有大剧目，都在这里上演，并影响到全国乃至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