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杨晓编著的《抗战侧影——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以抗日战争发展的历程为线索，循序展开，用19个故事贯穿全书，从纵断面审视这段历史。本书更加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侧面的鲜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以及这些细节对事件发展的关键影响，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更加真实全面地展现这段历史的全貌。本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发掘和采集一些鲜为人知的、生动鲜活的历史事件，通过生动灵动的文笔将其呈现出来。

宋毅军、杨晓编著的《抗战侧影——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是一本让人看到“另一个抗战”的图书，是一本尝试“突破”并已经有所“突破”的图书。全书突出了一个“细”字。细节是历史的灵魂，也是一本历史图书的看点。该书更突出一个“新”字，尽可能地发掘和采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以故事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该书不仅告诉您“历史是什么样的”，还告诉您“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例如：

为什么日军发动侵华事变的时间由原定的“九二八”提前为“九一八”？

为什么说“珍珠港事件”有预演？

为什么日军没有侵占澳门？

为什么“迪克西使团”一定要去延安？

为什么向日本派出中国占领军的事情不了了之？

为什么日本保留的日本投降书是由廉价的黑色帆布制作的？

为什么东京审判中出现了“座次之争”？

为什么头号战犯能够逃脱处罚？

一、《田中奏折》失盗案

二、中国抗战中的纳粹身影

三、从“九二八”到“九一八”：时间提前之谜

四、是谁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五、姗姗来迟的“对日宣战”

六、挑起卢沟桥事变日军的最后命运

七、《论持久战》国际传播的一段佳话

八、声讨海军的风波

九、第88国际旅的由来

十、“八百壮士”的最后命运

十一、帕奈号事件：“珍珠港事件”的预演

十二、“中共谍报案”始末

十三、日军没有侵占澳门之谜

十四、神秘的“迪克西使团”

十五、两份“终战诏书”的风波

十六、发生在“密苏里”号上的秘闻

十七、战后的驻日中国占领军

十八、一场有缺憾的审判

十九、“第一战犯”的脱罪之旅

后记

二 中国抗战中的纳粹身影

中国浴血搏斗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历时14年之久。其问，纳粹德国的身影，徘徊于中国大地，游走于中日之间，最终定格在日本军国主义旗下，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共同敌人。

“广州事件"的阴影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德国恢复和增长了实力，并不失时机地加剧了在中国的政治、经贸活动。他们一方面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各项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与陈济棠、李宗仁、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打交道，向地方实力派们派遣军事顾问，销售军火和军用物资，乃至输出整体的兵工厂，积极从事军事输出活动。德国与中国的这种交往，既换取了战略资源，推动了自身军工建设和军备发展，又增强和扩大了自身在该地区的实力，为与其他列强角逐中国利益占得先机。而那些地方势力，则往往“挟洋自重”，利用德国提供的军事顾问和军用技术、物资，强化其割据地位，并伺机挑战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地位。这进一步促使了德国“两头押注”，在中国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飘忽不定，对中国内部的混乱及中央与地方的离异推波助澜，而德国则坐收渔翁之利，从中得到巨大利益。有名的“广州事件”，就是由德国向广东地方实力派进行军事输出活动所引起的一场政治与外交事件。

1933年年初，德国著名的军火掮客和投机商人克兰开始了一场冒险游戏——到中国广东寻找推销德国军用设备的机会。

经过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商谈，克兰与陈济棠于1933年7月签订了《□口兵工厂合约》。按照合约的规定，克兰将为广东建造一座大型兵工厂，位于清远□江口，工厂内设重炮厂、炮弹厂、防毒面具厂及毒瓦斯制造厂等。这个厂建成后将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兵工厂，也是唯一能制造线膛炮的兵工厂。此外，克兰还同陈济棠谈到了以德国军用物资交换广东的战略原料、在广州建设码头以及为广东物色德国军事顾问等问题。

克兰的广东之行正是希特勒上台前后，其活动及成果与希特勒加快军事工业发展以重整德国军备进而扩军备战的意图不谋而合，因此，广东项目立即在德国国内引起一片叫好声，德国政府更以提供信用贷款的形式，为广东项目尽快上马提供资助。

但是，也有深深忧虑者，主要是一些德国外交官们，他们认定在中国办事必须注意搞好地方实力派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平衡，开拓军火市场最好只跟中央政府打交道。

而事件的发展果然如德国外交官所料，南京的中央政府获悉克兰在广东的活动后，指令驻德国公使馆商务专员谭伯羽向德国提出交涉。

1934年2月1日，谭伯羽正式向德国提出照会，指出“德国军事顾问的选派以及在广东省建造军工企业，必须事先取得南京中央政府的许可”。

为了回应中国政府的照会，2月16日，德国国防军、财政部、经济部、德国银行及外交部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克兰的广东项目。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决定等即将访问南京的塞克特（前国防军总司令）见过蒋介石后再做决策。而此时，精明的克兰则打了一个时间差，他迅速再次来华，并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广东项目，新项目主要涉及双方进行易货贸易，在广东修筑铁路，建造船坞、码头，新兵工厂的建设及□江口兵工厂的扩建等。此举又一次刺激了南京中央政府，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应。

1934年11月6日，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奉命再次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交涉。德国外交部的答复是：“这纯属私人性质的交易，德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表面上看，南京政府的这次交涉又被德国不了了之，但事实上，为了维持与中国的关系，德国外交部还是进一步加大了阻止克兰在广东活动的力度。

1935年2月1日，德国外交部与军方召开协调会。外交部列举了他们对广东项目的不解与忧虑，特地强调“如何解释在广州与南京、南京与日本之间所已引起的非议”。但军方代表对外交部的忧虑不仅不以为然，而且还首次搬出元首希特勒支持克兰的广东项目，强调广东项目“具有关系到从中国南方得到预期的矿石供应的巨大重要性”。

慑于希特勒的最高权威，外交部态度迅速转变，发表声明称“热情支持任何可以增加与中国的货物交换的计划，和每一个用工业产品交换矿产原料的可利用的机会”。

大喜过望的克兰，见机而作，立刻加快了广东项目特别是核心项目——灌江口兵工厂的建设。

德国在广东项目上的一意孤行，彻底激怒了南京中央政府。

1935年4月12日，蒋介石通过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致电塞克特，指出：“克兰到处声称这（指‘广东项目’——编者注）是在我的同意下进行的，这完全不是事实。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从未同意过此事。为了澄清事实的真相，我恳请您尽快将我的意见转达给德国国防军总司令。”

5天之后，4月17日，谭伯羽又致函德国另一位军方首脑莱谢劳，信函复本同时送达德国外交部。

18日，德国驻中国临时代办亦致电德国外交部。

三个举动传递了同一个明确的信息——蒋介石强烈反对广东项目。

作为报复，南京方面威胁要取消与德国的榴弹炮交易。与此同时，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柯里拜尔通过驻华公使陶德曼及德国外交部向希特勒进言，痛陈广东项目的危险性，建议召回派驻广州的德国军事顾问或将之转往南京，放弃克兰在广州的武器和军工贸易，以换取与南京开展更广泛的交易。  蒋介石空前强硬的姿态和柯里拜尔的进谏终于影响了德国最高当局的决策。5月24日，德国外交部通知驻华公使，德国政府已要求克兰逐步中止与广东的军事合作。

P13-15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但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了解还远未结束，那些静默在历史风尘的人和事，依然昭示着那段历史的深邃和广漠，依然在每个纪念节点上展现着抗日战争历史的鲜活生命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将多年来在研究工作中收集的相关文献资料，取其精华，整理成册。我们想以这种特殊的形式，表达对这个伟大胜利的纪念和缅怀。

在编撰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是：高殿芳、沈予、刘建业、邓若华、刘义章、肖自力、赵光强、安悟行、张劲、王建朗、张仲、何立波、刘恩格、范斌、良邑、吴景平、史丁、曾景忠、黄卫东、周军、黄道炫、言均君、安成日、任龙哲、王树荫、沙平、荣维木、蒋文澜、贺吉元、王岚、董文涛、刘继兴、倪良端、彭训厚、俞风流、苏小东、曹锦荣、张瑞生、赵国勤、倪良端、于佰春、汪熙、徐蓝、赵博宇、孟明铭、罗义俊、虞宝棠、丁一、侯风云、袁志学、李浩、梁永康、吕古宸、步平、申晓若、马庆恒、朱启平、彭宁、李东朗、黄敏、郭珊玲、方福枢、金光群、廖季威、赵波、韩文宁、叶美兰、陈锡豪、张量、杜启康、赵军、周德喜、经盛鸿、张宁、于继增、胡兆才、王俊彦、陆茂清等。

本书在使用上述学者成果的时候，与部分学者取得了联系，但仍有一些没有联系上，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编写组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