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国家地理杂志》记者、著名旅行文学作家彼得·海斯勒力作。

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记录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民工到企业家，追寻现代、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本书荣获“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时代周刊》年度亚洲图书”，是“纪实三部曲”系列最终篇。

《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纽约客》、《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国家地理》、《华盛顿邮报》联合推荐。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所发生的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人的经历来展现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历史上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经济实现了腾飞，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个十年。在这十年中，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第一部 城墙

第二部 村庄

第三部 工厂

致谢

资料来源

译后记

中国人申领驾照时，按规定要进行体检、笔试、参加技能课程训练，随后是为期两天的驾驶能力考试。但对于已经持有国外驾照的人，这套程序有所减免。我参加外国人驾驶能力考试的那天上午，十分闷热，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块湿漉漉的绸布笼罩着京城。考官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双白色的驾驶员专用棉质手套，几根手指被红塔山香烟熏得焦黄。我坐进车里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也是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我摸着方向盘，手心沁出的汗液使方向盘变得溜滑。

“发动汽车。”考官吩咐道，我转动了汽车钥匙，“往前开。”

为了新驾驶员的考试，周围几条街道都专门进行了封闭隔离，形成一个好似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社区：街上看不见任何机动车，自行车杳无踪迹，一个行人也没有。甚至连店铺，或者沿街随意摆放的摊位也没有。看不见负重超载的人力三轮车缓缓前行，也看不见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呼啸而过，更看不见出租车飞驰抢客。所有车辆无不在转弯时闪灯示意，所有行人无不在跨下路肩时左右张望。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平和宁静的街道。其后的几个月里，有时我甚至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尽情体会那一刻的平和宁静。但是，只开了五十码，考官又说话了。

“靠边，”他吩咐道，“可以熄火了。”

考官开始填写表格，只见他那支钢笔如行云流水在纸上翻飞。那支红塔山香烟只抽了不到四分之一。最后，他对我说：“车开得不错。”

驾照上登记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有效期六年。为了防止伪造，驾照上面印制了全息图：一个人站在古式的马车上。那人穿着飘逸的长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远方。就在那一年，稍后，我开始驾车周游中国。

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一个北京司机向我推荐了《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这本地图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整个地图册把中国划分成一百五十八个小方格，其中包括了一张台湾的公路图——因为政治的原因，大陆出版的任何地图都会把它包括进去，尽管不会有“中国地图”的用户开车去台北。当然，更不可能有中国的驾驶员开车前往中国南海中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目前，有五个国家为这块领土正争得不可开交。斯普拉特利群岛上没有百姓居住，不过，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对它拥有主权，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因此用一页纸的篇幅，画出这个岛链。只有地图，没有道路，全书仅此一处。

在琢磨了这本地图册之后，我决定往西走。从地图上看，东部和南部显得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城市，以及纵横交错的路网。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政策，自那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非常快。全国上下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开车周游中国的时候，大约有九千万人离开了农村，他们大多数去了东南沿海地区，惯常的农村生活正让位于工业城镇的快速发展。可在北部和西部，很多地方仍旧以农业为主，因此在地图上看来仍留有发展空间，也因此吸引着我。翻到西部地区的页面时，道路逐渐稀少，城镇也逐渐稀少。有些页面差不多一半的纸面上全是散开的小点，用来表示一片片的沙漠。不过，西部省份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仅藏北那一页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在地图上看，这一块跟台湾大小差不多。（P4-5）

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时间，美国青年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先后写作了三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分别是《江城》（2001）、《甲骨文》（2006）和《寻路中国》（2010）。《江城》以作者于1996年至1998年在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涪陵一所大学任教时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内陆城市的人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与希冀；《甲骨文》通过对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甲骨文的命运的描述，力图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寻路中国》则致力于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中国社会的人文、历史与经济，构成了作者的“中国三部曲”，奠定了作者在西方社会独一无二的以写真实中国见长的卓著地位，同时也让他赢得了相当多的中国“粉丝”读者。

《江城》发表已有十年之久，迄今仍旧热销海外，而且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出版，在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上，曾经出现过一行文字：“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选这本吧。”但这本书目前只在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逗得许多只能通过阅读中文来跟何伟沟通的“河粉”心痒不已。而在《寻路中国》的英文版出版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何伟便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拿到了该书的简体中文出版权。这一方面估计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话题非常符合中国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也足见上海译文出版社所具备的专业眼光和敏锐嗅觉。

何伟在涪陵教书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同事和朋友，因此对他的文学创作我可能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2006年，美国查尔斯顿大学(College of Charleston)将《江城》列为该校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邀请我前去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跟他们的学生和社区居民交流对何伟作品的理解。2007年，我在《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论文《何伟：热爱中国的美国文坛新星》，首次向中国的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介绍何伟和他的主要作品。之后，我又在《重庆晚报》等报刊以及网络博客撰写文章，进一步介绍这位美国作家。此外，我还先后在拥有大量“河粉”的涪陵接受电视台和电台专访，与本土读者一起去诠释他的作品。

尽管如此，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他作为作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洞察力大大地超过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这种洞察力使他能够把《寻路中国》写得比《江城》更有时代感，比《甲骨文》更具可读性。也正因为如此，我自觉得要把这本书翻译得“漂亮”一些，否则会感觉到似乎辜负了何伟关于“书写最时新的东西”的允诺。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好在我和何伟随时保持着联系，他的华裔太太及其家人对汉语的把握程度帮了我的大忙。何伟的三部作品的英文书名都只有两个英文单词，River Town和Oracle Bones都很好用汉字加以对应，Country Driving却有些不一样，Country和Driving都是多义词，组合在一起更可以表达多层意思。一方面，何伟是通过在中国北方的乡村地区和南方小城驾车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汽车和道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要确定译本的书名首先成了难题。还好，通过我和何伟本人，以及他的太太和岳母的协商，最终把书名翻译成《寻路中国》。这个书名既与何伟所进行的驾车之旅相吻合，也映照了全书三个篇章一致蕴含的主线。

与此同时，我尽可能地与书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进行了联系，他们是主角，对细节的表述更有把握，更有助于我准确地做好相关内容的翻译工作。所以，我的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次文字的转换过程。我从网络资料以及与郭眯眯的电邮联系中，看到了她教授瑜珈的执着态度，更好地领会了她在文中小主人公魏嘉生病时的全情相助。关于魏子淇开办的“长城驿站”，我是在查阅了大量网络资料后才知道，除了仰仗于他本人的商业头脑和执着态度，还得益于北京市政府有关弘扬长城文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又比如在“工厂”那一部中，不论老板还是打工仔，都喜欢在墙上写上自勉的话语，我因此在“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的公司主页上看到了他的老板季金力手书的“未来震撼眼前……”那一幅巨型标语，以及那些琳琅满目的线缆产品。在翻译极具美国特色的文字部分时，我的几个美国朋友给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说明和解释，使我的译文更符合中国读者的认知心理。而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语和横幅，我一方面通过网络图片资料进行内容确认，同时还尽可能地通过所涉地区的朋友加以确认。尽管如此，对于何伟所引用的很多标语，我还是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原文，只能结合我本人的认识，重构了一幅幅也许并不准确的标语和横幅。

翻译这本书之前，出版社给我的期限是半年时间。在翻译的过程中，何伟说要在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带着他的双胞胎女儿回到涪陵做一次访问。为了争取让译本面世的时间赶得上他来中国访问的时间，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加班加点地做完了全书的翻译和初校工作。其间，初为人父的何伟耐心地解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很多具体问题，使我的工作受益匪浅。为了早一天完成翻译任务，我的家人陪着我挑灯夜战，充满好奇地听我朗诵译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我的同事朋友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阅读我的译文初稿，并进行了认真的校正工作。在此，请允许我向他们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对何伟在涪陵、重庆、乃至全国的大量粉丝和读者来说，我努力地想让这个译本忠实地反映何伟的作品在内容上的精彩和深邃，以及在写作手法上的简洁和干脆，据此领略他对这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的热爱之情。对于其中的谬误和不足，恳请谅解，并不吝赐教。

李雪顺  2010年9月写于“江畔之城”——涪陵

“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柴静（央视记者、主持人）

“毫无疑问，彼得·海斯勒是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他对当代中国的描写，极富人性。”

——《华尔街日报》

“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