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著高小勇主编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历史(经济学帝国主义)》通过经济学家深入浅出的讲解，以散文化的讲述，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听经济学家梳理中国历史，从经济学的角度站在更新更广的视野看待中国历史，更新传统的历史观念。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与古代不同了，中国也不例外，但古代那些决定国之大事的经济规律并未完全过时。如果我们把古代的粮食、盐等物资替换成现代的矿产等资源；把古代的铜钱和白银构成的金属货币体系替换成现代以国家信用为依托的复杂的金融系统，那么现代各国政府的家底，其实和古代王朝的家底有许多共通之处。

张五常著高小勇主编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历史(经济学帝国主义)》从钱粮等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希望在历史的王侯将相、善恶忠奸等视角之外，从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出发，提供给读者一些关于历史的新颖解读。本书虽然谈论的是古代历史的钱粮故事，古代王朝的仓廪虚实，并不涉及现代社会，但如果读者能够通过阅读，对理解当今世界经济有所裨益，这会让本书具有了一点点现实的意义，编者也将深感荣幸。

辑一：还历史一个经济学真相

 轻重之说与古代国家“干预”

 中国古代真是小政府吗

 古代吏制中的“经济人”假设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

 交子制度的前前后后

 九品中正制的兴衰

 官商同乐

 《官商同乐》拾遗

 传统契约文书中的产权

 我国兵器发展史上的“李约瑟难题”

 《明史》中的启示

辑二：历史人物的另一面

 “田忌赛马”断想

 从吕不韦寻租说起

 有感于晏子改规则

 杜甫的无奈选择

 北宋为什么变成了南宋？

 崇祯悲剧启示录

 梁启超之公司观

 从王莽、海瑞、吕日周的浪漫说起

 告老还乡

辑三：现实中国的经济学考量

 为什么我们的是大政府？

 没人支付成本的改革

 吕日周：海瑞式的失败

 对吕日周改制命运的思考

 关于“夜经济”的一些话题

 家族式企业：血缘对法制的替代

 南海目击与假设

 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

 南水北调：水权交易市场“官督商办”如何？

 云南之旅的观察

 环境：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制度

 住房：我的面包和盐

 “安乐死”制度缘何难产？

 从渊源与流变看大学改革

 学券制的宪法意义

 善行：另一种非市场配置

辑四：无处不在的经济学规律

 国家谓何？

 选举权中的经济学

 乞丐的存在渊源

 缠足的另一种解释

 两个故事的背后

 税费古今谈

 解析单位制

 当铺的“设置效应”

 再谈“设置效应”

 入世的佛教与出世的经济学

 历史经验：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

 “写条子”的西点军校

 法国“圈地运动”的失败

 布朗故事与民工小学

 从所罗门王的故事到机制设计理论

本文要谈的一个问题是，今天很多学者心中的中国古代政府规模小很可能是一个幻觉，至少笔者接触到的史料并不完全支持这个结论。

在封建社会，“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因而冗官冗吏之灾愈演愈烈。每个王朝初期，官吏相对较少，但到后来无不恶性膨胀。到了王朝的后期，官吏量常常是开国之初的数倍乃至几十倍。

如北宋真宗朝内外官员一万余人，徽宗时增至四万多人，增加了三倍。胥吏增加更为惊人，宋初三班院吏员300人，真宗时增至4200人，仁宗时竟突破万人，增加了三十多倍。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有“经费莫大于禄饷”之说。北宋“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明朝正德以后，领取俸禄的官吏超过百万，累计俸粮几千万石，而当时全国夏税秋粮总计才2668万石，结果入不敷出，“王府之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廪俸”。明末的解学龙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谈到官员的数字：“国初，文职5400有奇，武职28000有余，神祖时，文增至16000余，武增至82000余，今不知又增几倍。”文武官员“岁增日益”，“盖已逾十万矣。是职员之冗，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是供亿所以日乏，民日益困也。”贪官污吏侵吞国家财富的情况十分惊人，严嵩、刘瑾就是历史上闻名的特大贪污犯。到了万历年间，宗室人口“突逾六十万人”。四川巴县的档案表明，晚清光绪时期的巴县在册吏员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认可的“正吏”，其余是地方政府认可却不敢上报中央的“灰吏”，还有一大批给灰吏当学徒的“白书”。1900年，巴县大举裁员，次年在册吏员113人，过了一年，数字反弹到233名。而巴县的白役数字同样骇人听闻。清道光年间的知县刘街说巴县吃衙役饭的约7000人，而巴县的额定衙役只有70人。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我们很难得出中国古代政府规模很小的结论。一个王朝开国，统治者尚知道打江山的不易还知道体恤民情休养生息，但越往后政府规模就越大。如果说是因为老百姓收入增加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需求增加还说得过去，但古代中国几时有人民收入持续增加的案例?最多也只是因战乱平息、官员掠夺减少出现的收入恢复性上涨。生之者少，靡之者众，一遇天灾人祸，革命或暴乱就如星星之火，看似坚不可摧的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中国有多少个朝代，就有多少次这样的轮回，我们始终无法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王朝的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膨胀呢?其实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是很幸运的，如此众多的人口和广袤的面积，一旦成功地夺取江山，其统治成本可以通过统治人口的增加和疆域的扩大迅速收回。如果承认这一点或者说如果承认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具有很强的自然垄断效应，按照经济学上的边际成本定价，可以合理地推测中国古代的政府规模比同时期的世界各国要小得多。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演绎。

接下来，笔者试着借用吴思在《潜规则》中的一个关键词“合法伤害权”来分析古代中国政府规模为什么会越来越大。

首先，依靠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集团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否会自己慢慢演变到只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变成民众的代理人?尽管在欧洲有成功的先例，但西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不可复制的条件。如果贵族的力量不是那么强大，如果没有教皇的限制，如果国王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甚至如果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那些政治先贤的思想，西欧的历史未必会朝限制王权演化。如果统治者事实上拥有的技术条件允许他不受制约，那么以暴力作支撑的权力肯定会得到租金。正如在完全垄断市场上厂商会得到超额利润一样，既然当政者的垄断地位无法打破，那其收入其实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民众为公共产品买单的税收，另一部分就是由合法伤害权换来的权力租金。这个权力租金才是核心问题。统治集团由于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他提供公共安全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但严格来说，由于不存在竞争，我们不可能知道他的真实成本)。

P7-8

高小勇正在为他的《经济学消息报》结集出版精华集，并请我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为题写个序言。，我问：什么是“经济帝国主义”呀?他说：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有一个“学”字。我问：什么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呀?他说：你是这门学问的鼻祖，写的经济散文就是，西方要推贝克尔(G．Becker)了。

孤陋寡闻，没有听过“经济学帝国主义”。两天前在一本英文书中看到ecoflomlc impeerialism这一词，说来自贝克尔1976年的论著。恍然而悟，知道指的是什么。贝克尔是老朋友，早就认识他，但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什么帝国的。我是个老人家，对经济学的来龙去脉耳闻目染，比后生小子知得多一点。让我在这里略说一下吧。

做本科生时听到萨缪尔森(P．A．Samuelson)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queen of Social Sciences)。当时的理解，是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axiomatlc)的。“公理”是指无须证明或不可辩论的出发点，也即是做分析的基础假设(postulates)，是对是错皆要首先接受的。行外人不容易明白。这里要说的，是所有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都是公理性科学(axiomatic science)，但在社会科学中(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因此，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生物、物理、化学等)是完全一样的。

经济学的公理(三至五个，组合不同)是行内一般接受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individual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我俗称之为“自私的假设”。因为是公理，本身无须证明，而更重要的是大家同意不容许有例外。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有时争取极大化，有时不争取；或有些人争取，有些人不争取。如果容许例外，逻辑无从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或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这样，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就不可能有解释能力了。

接受了公理，加上理论逻辑，推出可以被事实或行为或现象推翻的假说，然后验证其含意，是经济学解释人类行为的法门。这与自然科学没有两样，只是经济学解释人的行为，而自然科学则解释物体的行为。现象不同，方法一样。

问题是，人的行为有多种，可以分门别类，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究竟是哪种哪类呢?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一般认为，经济学解释的是起于资源缺乏而导致的资源使用与财富分配等行为或现象。这样处理，经济学集中于市场分析。近百年来，视觉较广的知道，很多起于资源缺乏的现象没有通过市场——无价不成市。新古典经济学的严重失误，是不言而喻地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避去了非市场的分析。科斯(R．H．Coase)于1 937年指出，交易费用导致某些物品没有市价，因而促成了公司组织的形成。该文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1 982年，我指出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有市场，而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而起，把问题增加了深度。

经济学帝国主义起于市场之外的另一面：好些表面看来与资源使用和财富分配扯不上关系的行为，可以同样地用经济理论做解释。这观点起自经济学鼻祖斯密(A．Smlth，1776)，而现代的首要推广人是贝克尔。后者在20世纪50年代的博士论文题为《种族歧视的经济分析》(The Economics of Drscrimination)，顾名知意，分析的是传统市场的题外话。其后贝克尔进军家庭、生育、犯罪、离婚等现象，皆遵守着经济学的公理与逻辑。这些行为在贝克尔之前主要是由社会学处理的。不要忘记，早在20世纪60年代，布坎南(J．Buchanan)与杜洛克(G．Tullock)等人就以经济分析政治行为，与古典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

遵守着经济学的公理与理论，把解释的范围推广至人类的所有行为去，是把萨缪尔森的社会科学皇后提升为社会科学皇帝。这就是高小勇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了。

成功吗?有的，但说不上有大成，因为分析着实不易，而不少参与者走错了路向。大略而言，不成市的行为起于两种原因。其一是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没有市价。原则上可以有价，但没有。政治上的权力，组织的需求， “文革”时搞关系等都是例子。可以有价但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不成价所引起的行为，处理虽然不易，但知道可以有价，知道利益“极大化”要选的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用金钱或财富来排列选择，分析不会太困难。

其二就较为困难了。这是原则上没有市价的“物品”——交易费用如何也是无价之“物”。例如个人的声誉(捐钱可以买一点，行骗可以骗一点，但一般买不到，骗不来)，纯真的友情(李白要以桃花潭水深千尺来量度)，父母对儿女的爱(有些轻于鸿毛，有些重于己命)等，有关的行为的经济分析很头痛。我们还可以加上自杀、恐怖活动等行为，头痛要再加心痛了。经济学公理说，损人不可以毫不利己，但我们有时不知损人的己利何在。

原则上不可能有市价的被称为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s)，贝克尔与阿尔钦(A．A．Alchian)皆认为要以功用(utility，国内译作效用)来量度。这方面，贝克尔的所有分析都用上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个中高手了。但也有不易处理的困难。功用是经济学者的思想概念，真实世界没有功用这回事。说争取功用极大化，是说一个公理，功用本身看不到，从何以事实验证呢?一个人跳楼自杀，说是争取功用极大化，不可能错，但那只是公理划下来的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半点解释力也没有。

功用是抽象之物，真实世界不存在；理论往往要从抽象起笔。然而．可以验证的假说的含义，一定要以两个或更多的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变量从事。功用是抽象之物，我们要怎样把抽象推到非抽象的假说含意去解释行为呢?这是功用函数理论的主要困难，因为一不小心就走上套套逻辑的路。二十多年来，博弈理论的盛行更令我失望。不是说人不会博弈，也不是说这些理论言不成理，而是得个“讲”字，无从验证。

阿尔钦明白功用分析的困难。他说要验证抽象的功用分析，我们要首先知道什么“物品”有功用，又要知道争取这些物品的代价。我的观点，是如果知道了这些，采用抽象的功用理念是多此一举。这是因为非金钱物品虽然不可在市场成交，但原则上可与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s)替换——正如我与儿女之间的爱不可以买卖，但放弃自己的某些金钱物品(例如工作时间)我可以多点与儿女相聚。这替换在边际上可以鉴定，可以观察，于是原则上可以用金钱量度来推出以事实验证的含意，放弃功用分析。

1972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以上述的替换方法，用金钱量度极大化来解释盲婚、缠足、童养媳、妾妓、孝道、伦理、风俗等现象。该文没有受到重视，可惜可惜。那是我知道的唯一以金钱量度来广泛地解释社会现象的经济学文章，前不见古人，今不见来者，是区区在下的帝国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