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玉涛所著的《百年回眸老通辽》是一部讲述百年小城通辽的来龙去脉、市井人文、逸闻传说的作品。在历史长河的变迁轨迹中，有着丰富文化遗存的老通辽的文化构成，既有游牧民族和汉民族个体的文化形态，又有多民族长期融合的呈现方式，兼容并蓄。作品能够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老通辽的文化变迁和魅力。

这是一座有着丰富文化遗存及百余年历史的城市，这是一片充满着温暖与自在，易生发乡情的土地。据说，一片土地会自动选择自己的代言人，替自己言说生命的故事，《百年回眸老通辽》的作者王玉涛，就是这样一位深爱着通辽城及科尔沁历史文化的老先生。他以平实的手法，纯粹的文字，带您走进老通辽的世界，了解当地的历史民情，感受当地的人间气象，共叙这座北方城市的旧时光。

历史篇

 卓王出放巴林爱新荒

 话说卓里克图亲王

 “采哈新甸荒”引起的事端

 赵尔巽与通辽城

 改变了通辽城格局的小人物

 “通辽”释义与老城壕

 泱泱大水漫通辽

 通辽曾有个二道壕

 话说马道尹府

 通辽城的老房子

 老通辽的胡同与阳沟

 老通辽的渡口与码头

 话说通辽铁路

 私塾与新式教育

 老通辽当铺

 三畲堂·长麟堂·溪水堂

 解放前老通辽商业的兴衰

 老通辽人的“奉天情结”

 从“吴俊升修建姑子庵”说起

 圆通寺与两个和尚

 话说通辽卍字会

 通辽老爷庙¨

 龙王庙与文庙

 日本神社与大蒙古忠魂塔

 “监绳”魏德富传奇

 通辽“万人坑”到底在哪

 南坨子“碉堡”留下的历史疑问

 末代皇帝到通辽

 老通辽解放前夕几段轶事

 老通辽解放初期几则老兵轶事

 文化名人与通辽

 老通辽历史上的“第一”

民俗篇

 淡出通辽城的交通工具

 老通辽的花街柳巷

 闲话老通辽澡堂子

 老通辽招幌

 漫话老通辽大车店

 老通辽早年的茶馆与茶俗

 老通辽当年的“五行八作”

 老通辽的老旱烟

 老通辽居家必备的物件

 老通辽的坛坛罐罐

 女人的活计

 小城叫卖

 老通辽过年那点事

 老通辽的年

 老通辽的“说道”

 老通辽的“姑奶子”挑理

 远去的童趣

 老通辽八景

 老通辽乡音锁谈

后记

卓王出放巴林爱新荒

1912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延续了近300年的大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大事，以致在北部边陲发生的卓王“出放”巴林爱新荒这件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巴林爱新荒是科尔沁草原科尔沁左翼中旗的一部分，位于西辽河南岸，属卓里克图亲王的领地，也是这里的蒙古人赖以生存的草原。那么，卓里克图亲王为什么要将草场卖掉呢？说来话长，这里既有重要的历史原因，也有卓王的无奈。

首先，是由外因造成的。自满人人主中原，就对蒙古人采取了圈禁政策，将蒙古人划为若干个旗，每个旗都有固定的驻牧地，相邻的几个旗为一个盟，以便于加强统治与管理。

自甲午战争之后，清王朝愈见式微，接连不断的巨额战争赔款，造成国库空虚。日本、俄罗斯加紧争夺我国东北，日本更是将所谓的“满蒙地区”划人自己的势力范围，誓欲侵吞。《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露骨地说“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中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争夺东北筑路权的同时，日、俄不断派特务以“游历”为名进入蒙古草地，进行拍照、测绘。

日、俄两国如狼似虎，野心勃勃，引起朝野上下的担忧。提出诸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修筑铁路等种种对策，但都远水不解近渴，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内蒙古草原地广人稀、难以防御的难题。为此，有人提出“移民实边”“借地养民”的政策，即把山东、河北等地的灾民迁移到内蒙古草原，用以充实边疆，并成为清末的一项国策。

此外，蒙古王公终年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源自朝廷薪俸及草场收入已无法满足需要，很多蒙古王爷债台高筑，无力偿还，只好趁着朝廷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出卖草原。

进人中华民国以后，东北军阀对蒙古王公拥有的大片草原垂涎三尺，以贪婪的手段巧取豪夺。

在这个大背景下，自1851年起，科左中旗先后进行过七次“放荒”，即郑家屯、白市荒，采哈新甸荒，洮辽站荒，巴林爱新荒，河南、河北荒，东夹荒，西夹荒（架马吐）和辽北荒（舍伯吐）。七次“放荒”总面积达12870平方公里，比现在科左中旗总面积（9811平方公里）还多3059平方公里。

巴林爱新荒的开发，正是在清王朝刚刚结束，中华民国建立的历史时刻。也正是这次出放草原，使自明代起一直是蒙古人的牧场，有清以来成为蒙古王公封地的科尔沁草原变成了阡陌纵横的沃野农田。（P3-4）

序 那些逸闻 那些历史的细节　　王玉涛先生是我在2013年的春天才开始得知其名的。　　说来惭愧，我在通辽生活快二十年了，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对社会交往这一项极不上心，和许多当地文人都不怎么熟悉。忽然有一天，我看到《科尔沁都市报》上有一篇连载，“回眸老通辽”，一个固定的栏目。那一篇好像是写“监绳魏德富传奇”，写了当年给蒙古王爷们放荒的一个小人物的事情，读来文笔不俗，尤其是他笔下不是令人心生反感、高大正统的议论，也不是枯燥的学术研究，更不是简单传播无见解、无感受的那些百度来的信息，而是像小说一样充满了历史的细节一　　“巴林爱新荒‘行绳丈放’，就是说开始丈量土地，编号待售。当时没有皮尺之类的工具，丈量土地一靠大绳，二靠地弓。因此，荒务总办一千人马里，就有了绳工、监绳一类人员。绳工，没有什么技术性，靠的是两条腿，手拉着大绳，用脚步丈量土地。每丈量一段，都要记载清楚。为确保不出差错，避免丈量时徇私舞弊，专设有“监绳”。就是专门司职查看丈量、记录是否准确。”——这些细节让如今的我们听来十分神奇，只寥寥数语，即情景再现，把通辽小城最初那种天地初开的氛围一下子拉到了近前。这种有生命力的文字，让我不觉心生赞叹。顺手攒起来，见一期留一期，逐渐进入老通辽的世界里，也逐渐明白了我目下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各种由来。不由得生出许多亲近，不似以往难于进入的感觉了。

看得越多，越发觉得王玉涛简直就像是这一片地域的土地爷，这已百年的通辽小城的来龙去脉、家长里短、逸闻传说，他好像全知道，大到放荒的缘起、鼠疫的灾难，小到女人们炕上的日常物件、老旱烟、“老姑奶子挑理”，闲到过去的烟花柳巷、澡堂子、大车店、茶馆茶俗、五行八作、土匪、张作霖，还有那些街道是怎么歪过去的，阴沟、阳沟，有些什么庙宇和僧人等等，笔下都是人间气象。

我私下里对写作者有个自己的判断标准，我觉得能够游刃有余地描写市井人文是一个写作者达到了化境的一个标志，这是比较高级的写手才会拥有的才华，我在通辽还不多见。印象中天津有个林希，写天津旧社会写得极是精彩，比如《找饭辙》；北京还有个邓友梅，写的《烟壶》《那五》也是极富功力，再早点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这些善写底层小人物的作家都是人情练达、懂各种江湖世故的达人，不是什么稍会码字的一般文艺男女可比的，我心想这王玉涛是什么人呢？对我来说简直就如横空出世一样。

后来在通辽市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我终于见到了王玉涛先生。原来是个已经花白头发的清瘦的老者，烟不离手。这个状态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倒是可信的，因为这是有阅历的人才能把握的东西。在会上我表达了见到王玉涛先生后的惊喜，让他很不好意思，想来他从来没把自己当专家。  都说文人相轻，其实并不确实。文人之间的互相欣赏才是更常见的，我们一聊就知道，这是自己路上的朋友，于是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印象深刻的一次长谈是我请他第一次来我家喝酒，我们夫妻俩和王老师一起从中午11点一直聊到晚上9点，喝了两顿小酒，一个话题连起另一个话题，连绵不绝，提起那些故人，竟都是相熟的。

原来王老师开始写作还真是早，80年代初就开始了，而且是那拨文学青年里最有才气的一个。他们之中不乏白雪林这样在内蒙古文坛占一席之地的大家，王老师没出来，除了际遇使然，显然也和他这样散淡的性情大有关系，不说他视名利如粪土，起码也不是那类对名利苦心钻营的人，否则可能我们不会读到这样纯粹的文字。因为他活得自在安详，舒服坦荡，即便是当年给盟委看大门儿也不低气，反而以一个写作者的角度观察着各种人生，听他讲起那些故事来的确都是好小说的素材。

我头一次觉得活得久并不是一件悲哀的事，原来经过这样岁月的沉淀，生命可以似陈年老酒般的甘醇。大概一切皆有天意吧，我一直很相信一个说法，是一次听课时记下来的，就说一片土地会自动选择自己的代言人，替自己言说生命故事，这不是什么部门命名的，这是各种际遇时事乃至个人的性情一起造就的。王老师一直默默无闻，仿佛是在等待着通辽小城到了一百年的这一天，他的阅历、眼界、文笔、心态一切都达到了最契合的时辰，于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记录下了这片大地的生命记忆，因为相隔不远，他的笔下满含着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亲式的情感，虽然是不动声色的描述，但却能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他对故乡的热爱，他是在用自己的文字抚摸着自己的故乡。

我在通辽生活近二十年了，一直都听政府在提倡一个“打造科尔沁文化”的说法，但什么是科尔沁文化也一直是众说纷纭，没有一种准确的描述。直到读到了王玉涛的“老通辽系列”，我觉得他仿佛是找到了“科尔沁文化”的真正腔调——那就是草原的游牧文明随着蒙古王爷们的放荒开始，逐渐进入到农业社会，科尔沁这片大地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带来的各民族的各种影响，五方杂处之后杂糅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通辽这座小城的大街上，奶茶馆和杀猪菜馆可以并存，通辽是炒米的主产地同时也是玉米黄金带，牛肉干十分风行，荞面饴铬也深人人心……如果再往远一点说，东北这片广袤的大地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交融之所，那些北方游牧民族在这片大地上征伐、生息，像一台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大部分出自这里，比如东胡、比如契丹、比如蒙古、比如女真，等等。在通辽吐尔基山出土的大辽陈国公主墓，完全可以说明这里还曾经是辉煌一时的辽国的土地。如果更早一些，和那些在这片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早期人类文明的最早生活的族群——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殷商文化先祖们相比，游牧民族又是更晚一些来到这里生息繁衍的，无论哪一个民族在这里处于主导地位，都体现出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多民族的融合，这片土地也因多民族的融合而生机勃勃。所以我私下认为“科尔沁文化”里也应该包含这种多民族融合后的文化似乎更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当占据主导地位的蒙古族在这样由游牧转向农耕之后，百年过去，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的方式，这就是如今的现实，是我们生活的当下。当我们听着科尔沁蒙古人说自己的母语时，已经夹杂了太多的汉语词汇，即便是不懂蒙古语的我，在听一个科尔沁蒙古人流利地说母语时也能猜个大概。我曾经和内蒙古大学的策扎日嘎拉教授(汉名刘成)交流过这个问题，是为此感到警惕还是应该怎么办，他给了我一个极乐观的回答，他说东部区的蒙古人由于接受汉文化比较多，词汇更丰富，容易出小说家，而西部区蒙古族传统保存得比较好，容易出诗人，那是蒙古语的音乐性使然。

可见文化的交融并不完全是那么悲哀的事情，各有各的优势和独有的特点。恰在这个当口儿，王玉涛记录了这一切，仿佛是一个见证人一般。这个见证不是普通的见证，他记录的是一个地域在发生改变的一种渐进的过程，尤其是那些历史的细节，那些逸闻更是无以伦比的，带着人间的温暖，也带着心灵的热度，俯向这片火热的大地。他给百年通辽小城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往事记忆，一个有自己独特记忆的城市才是使生活于此的人感到温暖的、有着强烈归属感的城市。

如果追求写作利益的最大化，无疑拥有了这些材料，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似乎更是一个小说家的追求。王玉涛没有这样做，他只选择了平实地记录，为这片土地立传，为此，时阅数载，他开始被人另眼相看，获得了迟来的尊敬。

在这本美好的岁月之书就要付梓出版之际，王老师嘱我给他写序，作为晚生后辈本不应由我来评说他的成就，但是他坚持要我来做这个介绍人，实在让我诚惶诚恐，为了王老师的这份信任，我勉为其难第一次给人做序，实在羞愧难当。

2015年岁初

苏莉

后记

《百年回眸老通辽》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应该是我的第四本书，阴差阳错，它后来居上，成了第三本。

说起来，我从年轻时就写小说，只是中间曾有一段时间写过《通辽城建志》，或许正是这段不算太长的时间，对我以后的写作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写人写事，莫名其妙地喜欢追根问底，务求其本源。这一点，在我五十岁以后写作的散文里表现得尤其突出。我的《老爷庙》《听取蛙声一片》《祭古寺》《清河寻梦》《遥望霍林河》等篇什，似乎在有意无意间记录着我亲身经历过的往事和已经消失了了的家乡景物，或感伤，或缅怀，无不寄托着内心的怅惘和失落。

世上的每一个人，他所经历过的、感受过的，都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性，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的内心里都会装着一部与众不同、不可替代的历史，如果有幸把它记录下来，就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我生在辽宁，却有幸在一个叫作“通辽”，仅仅有100年历史的城市里，生活了六十多年。从蹒跚学步，到满头染霜，我早已经深深地融入这座边陲小城。我在散文《故乡的河流》里曾经这样写道“故乡的含义是什么？有一种解释说是出生或长期生活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应该有两个故乡。第一个故乡，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那里度过了不谙世事的童年。年轻时也曾回去探望过，如今，年代久远，在我本来就模糊的记忆里就更加模糊，模糊得只剩下梦中的那条小河；我的第二故乡，就是我现在仍然生活的地方。六十年，几乎是我的整个一生。她的每一丝变化都装在我的心里，我熟稔这里的一切，就像熟悉自己的一双手，就像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上学、工作、出嫁、做母亲。”

我曾经到过很多地方。年轻时，每到一座大城市，心里都会对自己所生活的显得破败贫寒的小城感到些许自卑。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不知不觉的，这种自卑感越来越淡漠，相反，对自己能拥有这样的故乡产生莫名的自豪感。我在一篇短文中曾写道：“年轻时心野，脚也野，喜欢到处走。退休了，行走的范围越来越小，像是一个不断缩小的圆圈，逐渐接近故乡这个圆心。这时才觉得，原来家乡是这么精彩，大半生到处疯跑竟然没有留意。”这段话或许能说明我近十年来的心态，它对我近些年的写作方向具有导航作用。

近些年来，我几乎走遍了科尔沁草原，走遍了我所居住的科尔沁区所有乡镇，越来越觉得有一种表现家乡的欲望。这是一种从内心涌动出来的激情，是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一样的情感表露。

这些年来，我总会遇到一些“贵人”，这些“贵人”引领着我走进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在惊讶的同时，又渐渐着迷。于是，笔下就有了写不完的题材。几年来，我在用大量的篇幅歌颂家乡山水风物之外，还撰写了很多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我在行走范围越来越小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母亲的心脏，得以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她怦然有声的心跳。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同样得到了很多“贵人”的帮助，他们从各个角度为我搭建平台、提供素材，在精神上、物质上提供种种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在本书付梓之际，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

通辽建城，准确地说应该在1912年。这一年不仅有了“通辽”这个名字，而且按规划好的街道旁盖起房子，像模像样地开起了买卖。1914年稍具规模，正式建镇。我认定，1912年应该是这座城市的出生年。

不论是一个人的百年，还是一座城市的百年，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的大事。生于斯，长于斯，本应为她做点什么。一介书生，且垂垂老矣，没有别的本事，写一点文章总该是分内之事。正在踌躇间，有人向我伸出橄榄枝。朱晓芳时任《科尔沁都市报》副刊编辑，我在她那里发表过多篇散文。同时，她还负责“科尔沁往事”版，刊登与科尔沁历史有关的文章。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问我能不能写一点这方面的文章，要有连续性、可读性。这真是“想睡觉，枕头就来了”，于是，老通辽的话题就浮上水面。我们一起确定了文章内容、风格。2012年新年伊始第一篇文章在“老通辽百年回眸”的总标题下，以专栏形式刊登在《科尔沁都市报》上，先后历时两年多，共三十五期。

第二个为此开辟专栏的是《通辽日报》。在此之前，副总编辑郝文秀先生就多次要我写一点老通辽的掌故轶闻，他看到我写的老通辽，随即在《通辽日报·晨报》连载，每期一千字，还像模像样地配以我的头像的刊头。

之后，《通辽广播电视报》《印象科尔沁》《科尔沁文艺》《红枫》《晨报》《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科尔沁文史》多家平面媒体先后连载或转载，同时多家网站也选登部分篇章。

文章的发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失联”多年的老朋友、素不相识的读者不时打来电话；刚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八十多岁的退休教师为一件史实的事发地点，拄着拐杖特地爬到都市报社四楼，指着（他）画着红杠杠的报纸和编辑发火；一位离休老干部打来电话约我见面，手里捧着的是一套纸页发黄的通辽历史资料；经常在一些会议上遇到市、区领导询问什么时候结集出书……感动之余，也常常想，为什么各个层面的人都对这些历史尘烟里翻找出来的故事感兴趣？和文笔、结构是否精致，角度是否新颖有关系吗？都不是！（让他们感兴趣的）是真实的故事、详实的出处，这些文章的内容不仅勾起了老人儿时的记忆，也激发了年轻人对通辽历史的兴趣。

回顾历史，首先离不开前人留下的资料。老通辽写作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料的占有量。这本书写作之初，就本着一个“真”字，不夸大其词，不故弄玄虚，让文章中所涉及的每一件事都有出处，不戏说，不演绎。在引用资料时要慎之又慎，甚至学会怀疑，不盲从，不囿于现有的资料，从而使得老通辽系列文章在具有故事性和趣味性的同时，更具可靠的资料性。在讲述历史、整合资料的同时，做一点“纠史之偏，补史之缺”的工作。

在我早年写《通辽城建志》的时候，听到过一种说法，叫“文人不宜写史修志”，恐怕是搞文学创作的人习惯了形象思维，容易天马行空，但在此后的阅读和实践中，觉得这种说法也不尽然。在不脱离事实、不虚构的前提下，写史也应该有“形象思维”的一席之地，把文章写得好读一点，通俗一点总不是坏事。易中天讲三国空城计一节时，说诸葛亮在城楼上唱“卡拉OK”，有人非议，我倒是觉得非常好。好就好在他的率性而为、恰到好处，一句轻松的调侃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感。只可惜，我做不到。《史记》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明它既是志书的范本，但也不乏精美篇章。试想，在细节描写时，在没有录音、录像资料可参照的年代，司马迁是怎么知道该时该地那个人物的眼神、手势和心理活动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应该是写通俗历史的一个原则。《鸿门宴》的关键是项羽最终没有借机杀了刘邦而酿成千古遗恨，至于项庄怎么舞剑，樊哙怎么吃肉，并不重要。

花费两年时间写成的五十多篇文章，最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感谢著名作家苏莉为该书的出版做出的努力并为本书写序，感谢王金先生、崔焱天先生、李庚文先生为本书提供珍贵的历史照片，感谢为本书写作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