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星编著的这本《大师的巅峰时刻（文学家卷）》选取10位古今中外的著名文学家，截取其人生最辉煌的一两个瞬间，力图以优美的文笔、精彩的构思、生动传神的故事讲述，艺术再现这些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人生巅峰时刻，介绍他们的历史功绩和人生奋斗历程。

刘金星编著的这本《大师的巅峰时刻（文学家卷）》，顾名思义，收录的是文学大师们的人生巅峰故事。内含：与司马迁一起面对黑暗；曹雪芹的人生悲情；鲁迅先生的风雨人生；与卡夫卡一起拥抱孤独；一生遭禁的劳伦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苦难；与海明威一同走过爱与恨的战场。

翻开本书，品味大师们的精神智慧，感悟不平凡的人生旅程，激励自己，燃起希望；照亮生活，引领未来……

灵魂的战车——与司马迁一起面对黑暗

梦里不知身是客——曹雪芹的人生悲情

无处安放的灵魂——鲁迅先生的风雨人生

寒鸦为谁鸣唱——与卡夫卡一起拥抱孤独

幕布为什么撕开——一生遭禁的劳伦斯

记忆是时间的俘虏——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苦难

文学硬汉的悲歌——与海明威一同走过爱与恨的战场

司马迁出生的时候，父亲司马谈还未出仕做官，在芝川镇以耕牧为业。但司马祖先毕竟是书香门第，世代为官。他的远祖在周代为史官，七世祖司马错为秦国蜀郡太守，五世祖司马靳为秦国大将白起的都将，四世祖司马昌是秦皇赢政主管冶铁的大臣，曾祖司马无泽是汉初长安市长，祖父司马喜官至五大夫。到了父亲司马谈，虽说尚未出仕，却学识渊博，立志出任史官，献身于史学事业。这就不同于一般的农耕家庭。司马喜耕牧之余，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势必会对童年时代的司马迁产生重大影响。汉书《司马迁传》说他10岁通古文，的确不假。

司马迁天资聪颖，6岁入学之前，在父母的精心授教下，就具备了相当牢固的古文基础。人学后在课堂上所提问题老师常常不能作答。两年后，在全县五所书院考生会考中，司马迁一举夺魁，名列榜首，得奖银二十两。司马迁不仅过目成诵，能记善背，而且文思敏捷，出口成章，令人交口称绝。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童司马迁的名气，很快传遍了芝川镇、夏阳县，乃至龙门山。但司马谈对儿子寄予的希望还不仅限于此，他希望司马迁学富五车，将来继承祖业，出任史官，为史学事业做贡献。因而在司马迁很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教授他学习以历史为主的知识，如《左传》《春秋》《国语》等古代史籍。在汉朝，想步人仕途，不仅要能背诵一些制度条文，能理解、发挥这些条文的意思，而且还有严厉的文字制度，会八体的书写，这样才具备推举做官的基础。父亲的言传身教对司马迁的影响日益加深，尤其司马谈后来所著《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言简意赅、见解精深的评述，为司马迁日后献身史学研究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司马谈做了太史令后，很快把儿子接到长安求学。汉朝经历高、惠、文、景四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强盛。都城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区中部和南部为宫殿、官府和贵族官僚的“北阙甲地”，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部为工商业区，有东、西九市。北边的一部分是一般居民区。“北阙甲地”宫殿耸立，鳞次栉比，金碧辉煌。尤其是长乐宫、未央宫、桂宫，还有正在修筑的北宫、明光宫、建章宫、武库以及上林苑、昆明池，都显示出汉朝的强盛发达。最重要的是京都长安，文化名流云集，还有“金匮石室”的国家图书馆，馆藏古往今来大量图书和秘籍，可方便拜师请教和查阅典籍，这一切，无疑为司马迁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司马谈清楚，要想使儿子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就得敦促他多读书，学会读书。学会读书，就必须有名师指点。因此，司马迁来长安不久，便带他先后拜访了董仲舒和孔安国，后正式加冠拜师。

董仲舒为一代儒学大师，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说，正与坚持黄老思想的司马谈观点相左，却要让儿子拜他为师，由此可以看出太史令司马谈的眼界和心胸——学术和政治（统治阶级思想）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他在整理古籍古史过程中，常感叹自孔子之后，史事零乱，无人著述，因而著述历史逐渐成了司马谈最大的心愿。尽管自己思想上与统治思想相悖离，也并没有使司马谈放弃献身史学的理想。他相信儿子，希望儿子向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在史学上有所建树。

作为学生的司马迁自然会耳濡目染接受董仲舒的一些思想，但是并没有在他心中占主要位置，乃至在他后来的著作《史记》中，也只把《董仲舒》归入《儒林列传》中；而鲁都曲阜人孔安国，是孔子第十二世孙，也是经学大家，以今文校读《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闻名。现奉诏作《书传》《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等书。司马迁主要向他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

几年以后，在良师的指导下，勤奋刻苦的学习，使司马迁的古文治学日渐精进，学术功底日渐深厚，并很快远近闻名，成了都城长安年轻博学的才子。少年得意，年轻气盛，也多少有些自负。有一天，两位经学大师当着司马谈的面一番夸奖之后，少年才子司马迁自负的心里有些膨胀：“自拜二位鸿儒为师，重新学习了《春秋》与《尚书》之后，犹若井蛙见天，豁然开朗，随之也就野心勃勃起来。于是我想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可与《春秋》齐名，可与《尚书》相提，书名姑且叫《史记》如何？”

司马谈立即打断儿子严肃地说：“乳臭未干，好不狂妄！”随后又说：“潜心研史是对的，欲写一部有价值的史书，单凭读万卷书，远远不够，有道是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还必须考信核实，具体实践！”

董仲舒和孔安国十分赞赏太史令的见解和主张。最后三人商定，让司马迁走出书斋，漫游山河，采集民风，搜求遗史，广开视野，体察民情，考信核实，以求知行合一。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仲春，20岁的司马迁暂时停止了对古文、经传的攻读，告别亲人，走出家门，开始了历时两年多遍访名山名川、考察风土人情、搜集史料的漫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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