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寒冬之夜
曼哈顿，1950年冬。
她是个老妇，热衷于男女之事，花了四十年追寻使之更美好的方式。虽然她的红棕秀发已经灰白，心脏也日渐衰弱，但她并没有放弃。她说，她的诉求反而变得越发强烈而简单：她想要找到一种科学节育的方法，一种可以让女人随心所欲享受性生活，而不用担心怀孕的魔术。她觉得这个要求相当合理。但多少年来，科学家们接二连三地告诉她：不行，这办不到。现在，她已是风烛残年，正因如此，她才会跑到这个位于公园大道的寓所，准备见一见这个有可能成为她最后一丝希望的男人。
这个女人正是玛格丽特·桑格，20世纪传奇式的社会改革家。这个男人则是格雷戈里·平克斯，一位拥有天才智商却名声欠佳的科学家。
47岁的平克斯身高五英尺十英寸半，留着硬邦邦的短髭和向外四射的灰白头发。他看起来既有点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又有点像格鲁乔·马克斯。他会突然冲进一个房间。泛黄的手指玩转着一支总督牌香烟。然后，人们会紧紧围绕着他。听听他又有什么新说法。他并不出名，从未获得任何科学大奖，也从未做出过任何重大科学发明。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遭到科学界的摒弃——被哈佛大学视为激进分子而扫地出门，被媒体羞辱，被逼无奈唯有在一个改造过的旧车库里进行各种有争议性的实验。虽然如此，他仍然自信满满，就好像知道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承认他的杰出。
平克斯是个生物学家，而且可能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哺乳动物繁殖领域最杰出的专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曾尝试在培养皿中繁殖兔子，而他当时所使用的技术，基本上就是数十年后实现体外受精的技术。那时，他年轻帅气，并拥有无限的想象力。记者给他拍照时，他会摆姿势，还对记者们夸耀说，人类繁衍的新世纪就要来临，男女们将可以使用现代的方法来控制造人的过程，科学将大行其道。
然而，当时的美国人还没有那么先进的思想。媒体将他比喻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那是玛丽·雪莱虚构小说中的科学家，试图让死者复活，却意外地制造出一个怪物。哈佛大学拒绝向平克斯授予终身教授的职位，而其他大学也不愿意聘用他。他被视为危险分子。
到了这种地步，谦逊一些的人都会改行，内心不那么强大的人会因为气愤和绝望而一蹶不振。但古迪(亲友们如此称呼平克斯，既显示他的友好天性，又是他中间名的简称①)可不会。虽然平克斯在社交场合颇为热情友好，但引用一位同僚的话，他在工作上是个“会在街上斗殴的犹太人”。挫折只会让平克斯越挫越勇。当哈佛摒弃了他，其他工作又没着落时，他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那是个到处是工厂的小镇。在那里，一位哈佛的前同事给了他一份薪酬少、级别低的工作——克拉克大学的研究员。他在一间地下实验室里工作，附近的煤仓飘来的尘土经常会污染他的实验品。他要求学校给他一间像样的实验室，却被拒绝了。
同样，他完全可能选择放弃。但正相反，平克斯和同事心理学家哈德森．侯格兰德创造了历史：他们开办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心。在伍斯特(当地的乡音为“伍斯嗒”)及周边各地。他们挨家挨户地分发广告册子，向家庭主妇、水管工人和五金店老板募捐，说是多少都不嫌少，目的是建造一个被他们命名为“伍斯特实验性生物学基金会”的新机构。他俩用一起东拼西凑来的钱，在什鲁斯伯里买了栋老房子，平克斯就把他的办公室和实验室设在了车库。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机构极其单薄，平克斯甚至自行清洁动物笼子。更不济的时候，他为了研究精神分裂症，还曾带着老婆孩子，一起住到了一个公立疯人院里。
平克斯听说过桑格。在美国，她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正是桑格，普及了“节制生育”的概念，并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美国发起了一场维护避孕权益的社会运动。她声称，只要女人在性关系中的低下地位得不到提高，她们就永远无法真正获得平等权益。1916年，桑格在纽约布鲁克林开办了全国首家节育诊所，随后还在全世界范围内协助开办了几十家类似的诊所。可是，即便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些诊所具备的避孕用品还是以避孕套、宫颈帽为主，并在有效、实用和易于获取三个方面都不尽如人意。这就好比她一直在给快饿死的人灌输营养学知识，而没能给他们任何健康的食品。桑格告诉平克斯，她就是想找一种便宜的、易于操作的、万无一失的避孕方法，最好就是一种药丸。她希望这种药丸顺应生理需求，让一个女人可以每天早上一边喝着橙汁一边就送服下去。而不需要征求另一半的意见；让她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性爱，而无需事先深思熟虑，或行事时手忙脚乱，更不会在过程中损失任何欢愉；还能让她受孕能力不受影响，日后依然可以生儿育女；这种药应该可以在全世界通行，不论是纽约的贫民窟，还是东南亚的丛林；这种药必须百分之百有效。P1-3
我们现在都把避孕丸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遥望半个多世纪前，那一群勇敢而叛逆的社会异类——桑格、平克斯、麦考米克和洛克——做出的这一创举，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加之，他们的成功既没有得到政府资助．也没有什么企业赞助。确实，有太多种情况可以导致他们的失败了。如果平克斯没有被哈佛解雇，并不迫切要重整旗鼓；如果桑格没能挺过几次三番的心脏病发作，或是在嫁入豪门后没能保持她的狂热不羁；如果凯瑟琳·麦考米克的丈夫没有过世．并把巨额遗产留给她；如果临床测试为时过久，美国公众都听说了沙利度胺的惨剧……那就永远都不会有避孕药了——它被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阿尔伯特·莫勒尔称为继亚当和夏娃的放逐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进步，还被作家玛丽’艾伯斯达特称为我们时代的一大“主要事件”。
1963年，约翰．洛克出版了《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他和出版商称这本书是“挑战并试图解决反复出现的、针对节育问题的宗教争议”。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女信徒忽略教皇的立场，而欣然接受避孕药。洛克相信教会或许会回心转意，并予以赞成。从美国当地的教区到梵蒂冈的最高层，从鸡尾酒会到电视新闻，到处都有激烈的辩论。洛克成了这场改革运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人物。在60年代早期的一段时间里，他的观点甚至貌似占了上风。
在他的书出版后不久，天主教会的最高层便邀请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席到梵蒂冈与他们会面。另外一次有关节育的峰会，则是在圣母大学举行的。1964年，罗马教皇保罗六世要求一个由教会高层组成的委员会重新评估梵蒂冈应当对避孕采取何种态度。该委员会报告的一些内容被泄漏给了全国天主教登记组织，这些内容显示，洛克的论点正逐渐赢得委员会成员的支持，而且该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建议将节育的选择权留给妇女们。然而，教皇并不以为然，继续拖延时间。与此同时，神学家们开始寻找洛克论点中的瑕疵。他们说，避孕丸不是安全期避孕法的延伸和完善，安全期避孕法要求夫妻双方在易受孕期内完全禁欲，但是对服用避孕丸的人来说，完全没有易受孕期的概念，仅此一点便使两者有天壤之别。
最终，在1968年，教皇保罗六世发布《人间通谕》，明确地指出，所有人为的避孕方法都违背了天主教的教义。教皇对该通谕的措辞再三斟酌，无疑是因为他知道若稍有不当，就会显得他脱离了数以千计的已经在避孕的女信徒们。他强调婚姻是为了使夫妻双方合二为一，并将其称为“造物主为了让人类实现他对于爱的缔造，而设立的英明机制”。至于性呢。教皇则写道，它必须是“毫无保留的”——一种“特殊的个人友情，在其中丈夫和妻子彼此慷慨地共享一切……忠贞不渝”。然而。就在一派温情的含糊其辞之后，他直指要害地说，所有交合的行为必，贞“允许新生命的形成”。也就是说，教会不会允许在性交前或后的任何避孕行为。他写道，任何“故意导致不育”的交合行为“本身就是不诚实的”。
保罗六世解释说，如果为了追求欢愉的性爱也得到准许，那么道德标准肯定会有所降低。丈夫会失去妻子的尊重，妻子也会失去丈夫的尊重。夫妻之间互相背信的行为会越来越普遍，婚姻的基础可能会变得极其薄弱。另外，教皇还说，如果避孕方法成为控制家庭规模的工具，残暴的政府或许会用它逼迫家家户户少生少育。
教皇的公告成了一个转折点。有人说教会错过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机会，也有人说教会对于道德和宗教价值观表明了态度。数百位美国神学家联合发布了一项声明，明确表态，教皇的决定并不是绝对正确的，天主教徒有权产生异议。这让洛克得到了一点证明。
1972年，洛克退休了，他离开了诊所，卖掉了波士顿的房子，并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一间农舍住下来。在那里，他在农舍后面的小溪里游泳，在壁炉前小饮马天尼，听约翰·菲利浦·苏萨的唱片。在他退休后，西尔公司每年都向他支付一万二千美金的薪金，那基本上就是非正式的养老金，也是公司感谢他帮忙把恩那维德推向市场的一种表示。他活到94岁，但是依然没有看到教会改变其立场。这成了他那几乎是被魔法保护的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我常常想，天哪，我多么幸运啊。”他在1984年的一次访谈中如是说，这也是他去世之前最后的几次访谈之一。“我应有尽有。我每二十分钟就会感到一阵平静，我不会被琐事干扰。”
……
2010年，英国科学家发布了一场历经四十年的研究的结果，该研究名为“避孕丸服用者的死亡率”。研究显示，服用避孕丸的女性比其他女性死于心脏病、癌症和其他病症的可能性更低。这项追踪了四万六千名女性的研究消除了避孕丸增加癌症和中风风险的顾虑。在这项研究中，服用避孕丸的女性死于任何疾病的可能性比其他女性低12％。“很多女人，特别是那些服用了第一代口服避孕丸的，会因我们的研究结果感到安心。”阿伯丁大学的菲利普·汉纳福特说。
当格雷戈里·古德温·平克斯到伍斯特基金会，在实验室动物身上测试黄体酮时，他在自己居住的社区挨家挨户地筹钱。当他手忙脚乱地通过召集当地妇产科医生的不育病患才凑齐了数十位女性参与试验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为了探究其避孕丸的长期作用，一项临床研究会在数十年间追踪数万女性。
伍斯特基金会继续运作到70年代，其赞助资金部分来自麦考米克留下来的一百万美金。该基金会依然聚焦于女性健康，最终成就抗乳癌药他奠昔芬的早期研究。
平克斯、桑格、麦考米克和洛克所做出的发明，继续在女性健康的研究领域推动重大发展。若他们在天有灵，无疑会对此感到欣慰。然而，少了他们金石为开的劲头，基金会终于在经济萧条时倒闭了，并在90年代被并入马萨诸塞州大学医学院。
如今，基金会的原址基本上是被废弃了，唯有侯格兰德一平克斯会议中心依然被马萨诸塞州大学使用。那里有一块献给侯格兰德和平克斯的匾，纪念他们“在探求知识和……人类进步”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2011年秋季的某一日，古迪的女儿劳拉·平克斯·伯纳德走过这栋布满常青藤的大楼里那些空荡荡的房间。她的父亲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张民觉曾经在那里寄宿过，动物们曾经在那里交配或者是尝试交配，然后又在那里为科学献身。此处已罕有人至，除了在门口一张桌子旁敲打电脑键盘的一位妇女。
劳拉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询问她是否可以到处看看。她爬上一段很窄的楼梯，小心翼翼地游走在那个迷宫一样的阁楼里。那里有塌陷的文件收纳柜、旧桌椅、装满了笔记本的盒子，以及记录了早就被遗忘的实验结果的纸张。那些书桌看上去都是廉价工艺作品——桌面是长条夹板做的，以支撑那些被漆成粉色和浅绿色的合金抽屉。到处都是烧杯和试管——盒子里、桌面上、通风罩下。它们被随意地盖上了铝箔，仿佛刚被消过毒，等着一个科学家回来再使用它们。
看到父亲的基金会如此不堪入目，劳拉有些黯然神伤，但她没有表露出来。她就这样走在吱嘎作响的地板上，踩在实验室的碎石上，灰尘在空中飞扬。外面有一辆校车停下又出发。
奇怪的是，这座老房子比车道另一端的那个会议中心似乎更适合成为一个纪念堂。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候，伍斯特基金会的总部大楼也从来不引人注目。这幢大楼就像基金会本身以及开办基金会的科学家一样，是即兴而作。劳拉以及其他在那里见证了避孕丸诞生的人都知道，这项发明是如此侥幸——成功大部分来源于当事人的勇气和信念。如此伟大的、改变世界的一样东西，却来自如此简陋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1923年5月，凯瑟琳·麦考米克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借口购买“最时髦的”衣物，实则悄悄购买大量避孕膜，然后请当地裁缝把这些避孕膜缝到新买的精致时装里，再精心包装，塞满八大箱子后，踏上归途，一路上小心翼翼，慷慨地用小费打点着各色人等。这个“贵族”“走私犯”“叛逆者”最终乘着出租车来到了桑格的节育诊所，而车后拖着的是全世界包装最精美的一千个避孕膜。
这样的细节乍一看令人忍俊不禁，细一想又让人颇为感叹——那只是避孕丸诞生过程中，无数小插曲中的一段而已。类似的情节在这本书中还有很多。
如今，避孕丸早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使用的药物之一，新的避孕技术也在不断出现。然而，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一颗小药丸，却不知经过了多少曲折，跨越了多少偶然。这本书正是要提醒我们，这颗“魔丸”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诞生着实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举”，而其象征的平等权益和人身保障观念的实现更非一帆风顺——促成这颗“魔丸”诞生的四个主要人物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根本就是“勇敢而叛逆的社会异类”，避孕丸的发明则是他们在政治、宗教等诸多力量交织的背景下，排除万难，实现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互相结合的奇迹。
因为种种复杂原因，大多数中国读者(包括受益于避孕丸之便利的广大妇女)对于本书中的四个主角，也许一无所知。用钱钟书的俏皮话来说：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为什么一定要问这蛋是哪只鸡下的？本书的作者却没有如此玩世不恭，他执意要让人们记住那些历史上曾经造福人类、推动文明进步的人物。不消说，书中这四位主人公各自的人生故事，单独看都可以是一部传奇；而此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原本出身、性格、信仰、身份等截然不同，毫无交集，甚至各自都有些寂寥的四个人，却因为对于一颗药丸的求索，走到一起，达成黄金联盟，并从此名垂青史。拥有天才智商却名声不佳的科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和本已功成名就却敢于挑战天主教会权威的虔诚教徒约翰·洛克医生，共同推进了避孕丸的科学发明和实验上的突破；出身贫寒却充满个人魅力的社会改革家玛格丽特‘桑格，和有着显赫家族背景但个人生活极为不幸的大富豪凯瑟琳．麦考米克，两位各方面都反差极大的女士，又一起为这项技术发明赋予了悲天悯人的公共关怀。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现代科学技术一往无前的力量，即那种被史华慈称作“普罗米修斯一浮士德”式的冲动，能够和锲而不舍的人文精神互相映照，似乎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类文明最理想的结果。然而细思之下，在当时的美国，研制这颗药丸的失败率极高，如果不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成功的希望将无限渺茫。要不是平克斯被迫离开哈佛，遭到主流科学界的唾弃，他不会在政治、宗教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依然孤注一掷地冒险投入避孕丸的研发，也不会与制药商建立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研发和测试必要的药物材料支持。要不是桑格一路狂热不羁却奇迹般地不断得到姐姐、丈夫、情人的帮助，她将无法挣脱贫困的命运，走上推动社会变革之路，更不可能及时制定正确的策略，并觅得所需资源以达成目标。要不是麦考米克为遭受精神分裂之苦的丈夫寻求新的医疗方式，她不会接触到激素治疗法；倘若不是她丈夫早早过世，留下巨额遗产，她也不可能将精力和大笔资金投注于节育运动中，并在桑格疾病缠身后，成为运动的中流砥柱。要不是洛克开办不育诊所，以其虔诚天主教徒的身份和严肃的性格，他绝不会意识到节育的迫切需求，进而开设周期避孕诊所，避孕丸临床测试也不会有第一批试验者，当然也就不会有后面那些波澜起伏的画面了。
除了发生在这四位主角身上的故事，政治、宗教、社会等交织成的大背景里还有着涉及这场改革的无数情节。《反淫秽法》对于美国社会具有长期而广泛的影响，该法将“淫秽”定义得极其广泛，并曾一度被解读为既禁止出售避孕用具又禁止传授关于避孕的知识。尽管美国的法律不断受到释法的挑战，但在20世纪中叶，对任何避孕技术的研发而言，《反淫秽法》都是一道坚硬的壁垒。然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项立法加上天主教会对于节育的坚决反对，反而成就了这四位“社会异类”，他们在没有任何政府资金和企业赞助的情况下，顶住舆论的巨大压力，最终完成使命。这其中虽然有若千偶然因素，但还有一个更广阔有力的历史社会背景：二战之后，人们对于两性平等、性爱和家庭结构的态度正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家庭，而不只是妇女，都有节育的需求。与此同时，婴儿潮引发的人口爆炸也开始成为各国政要聚焦的议题，就像书中提到的，波多黎各、日本等地都在积极采取行动应对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即使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反淫秽法》以及各州政府的相关法案也都在慢慢瓦解。另外，在医学界，一方面。激素研究的进步和人工黄体制剂的发明，使得避孕丸的发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临床实验制度的尚不健全，也让平克斯有机会在相当有限的测试条件下，获得当局批准，从而在另一种奇药沙利度胺的惨剧尚未波及美国时，就打开了避孕丸的市场。
本书作者乔纳森·艾格的过人之处在于，将发生在四个主要人物身上和身外的干头万绪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他明智地将本书分为多个短童，每一章节既有各自的独立性，仿佛多个短篇小说，又彼此相关，积沙成塔般达至最终的高潮。同时，他使用平白、明晰而不乏幽默的语言，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既轻松自然，又丝丝入扣。整段阅读的体验就像这颗“魔丸”的发明过程本身：它并不是科学家或社会改革家一次又一次拍脑袋的结果，而是若干块拼图被无形的手凑在一起，奇迹股地勾勒出一幅美好图景。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英文名是The Birth of the Pill如何确切地翻译成中文，颇需斟酌。口服避孕丸在英语中俗称birthpill(直译出来是“生育药”，而非避孕药)，简称the pill，因而英文书名既简单明了又一语双关。将中文版书名定为《魔丸的诞生》，能体现出这部传记类作品的雅俗共赏。然而，与我们在中文世界中常见的长篇报告文学不同，本书有详尽的注释和摘选书目，这使得它宛如一部严肃的研究报告。作者艾格曾任《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书中的一点一滴都是艾格以其严谨的职业精神，对历史材料加以广泛详细的查证，对故事中所涉及人物的晚辈、遗属、同事、传记作者等进行多次深入访谈的结果。在我翻译正文时，艾格俨然就是个坐在沙发上，叼着烟斗．喝着香槟，向我娓娓道来的小说家；而在我翻译注释和摘选书目时，他仿佛又成了一丝不荀的侦探，书桌上堆满了泛黄且夹着无数标签的书册和手稿，密密麻麻的笔记一本接一本，面前或许还有一块白板，像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案件分析场景，上面贴着许多人的照片，列下了各种人物和线索。
也正是因为艾格如此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样一本涉及严肃题材的传记类作品才显得如此生动而有趣。而类似麦考米克“走私”那样的情节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抗日战争时期，爷爷失业，支撑家庭生活的重担全落在奶奶身上。有好几年，奶奶每天都要把从上海西郊收购的大米等食材缝入自己的棉袄棉裤，徒步穿越大半个上海，更要躲过日本兵的关卡，最终把这些食材送到如今九江路上的一家饭店，以此养育三个孩子。一位普通母亲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一位社会改革家——尽管在社会意义上还有大小之分，但她们同样值得尊敬。更何况，那些推动社会改革的人，那些希望以科技进步带动社会进步的人，不正是为了普罗大众的健康和自由？
这本书属于他们，也属于所有追求爱和希望的人们。
乔纳森·艾格著的这本《魔丸的诞生》讲述了一颗小小药丸——避孕丸的故事。讲述这颗魔丸是如何被科学家制造出来，人们怎么看待它，它到底代表着什么，又是如何改变了世界。
无数人都为避孕丸的发明贡献过心力。如果说避孕药的发明是一部电影，那么玛格丽特·桑格、格雷戈里·平克斯、凯瑟琳·麦考米克、约翰·洛克四位，就是这部电影的联合主演，他们对避孕丸的问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桑格掀起了社会启蒙、麦考米克的资金支持、平克斯的科学攻关、洛克的药品测试。这本书按照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从桑格早年在格林威治村的叛逆时光，到20实际60年代风口浪尖上的性爱革命，四位主人公不懈的努力和他们身后无数支持者的群像，构成这本引人入胜的社会、文化、科学的历史之书。
在《魔丸的诞生》中，作者乔纳森·艾格再现了避孕丸诞生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这本别样的历史作品有着社科图书的严谨缜密、历史小说般的谋篇布局、时代电影式的高潮低谷，它刻画了四位主人公组成的超级英雄式的组合，也把目光投射在其身后默默无闻为魔丸付出心力的普罗大众身上，毕竟，是他们一起，在世俗权力试图遮盖科学进步的光辉时，为人们带来爱、自由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