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使李鸿章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样也是因为外交，李鸿章在国内遭到严重的诽谤。总体而言，李鸿章的一生，有一半的时间用在外交上。要想评判和断定他一生的功绩和罪过，不能不把外交当作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在这些事情上必须特别留意，需要展开叙述。
天津教案是李鸿章办理的第一件外交事务。当时，太平洋和捻军叛乱刚刚平息，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刚刚解决，突然发生天津的百姓杀死传教士、焚烧法国领事馆的事件（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法国人以此为借口，联合英、美两国逼迫清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发生这一事件时，曾国藩刚刚就任直隶总督，深知中国在这件事上属于理亏的一方，问题是法、英、美的得理不饶人，提出的要求很过分。曾国藩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与对方进行巧妙的周旋，一方面镇压天津闹事的百姓，处死八个人，依法治罪二十多人。尽管如此，法国人还不满足，非要巨额赔偿，还要治罪天津知府和知县。曾国藩为了应付外国人，已经显得很疲惫，朝廷内部有些人借此攻击他，说他是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写的匾烧毁，就是这个时候），弹劾他的奏章纷纷摆上皇帝的案头，全国上下好像都想置他于死地一样。在全国上下一片喊打声中，通商大臣崇厚担心事情闹大了，也上奏章请求皇上罢免曾国藩，由李鸿章接替他的职位。同治九年八月，朝廷下圣旨让李鸿章到天津任职，这是李鸿章走向外交的一个重要开始。
当时的李鸿章，如同天之骄子一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办得顺风顺水，上天似乎专门为他设立一个成名的位置。就在他刚担任直隶总督时，普法战争爆发了，法国人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匆忙回国，欧洲其他国家也因普法战争，忙得不可开交，不再去理会天津教案这样的小事。在这种大背景下，天津教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的中国人，对世界局势一无所知，对像普法战争这样的大事，根本不清楚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法国人不追究天津教案，他们天真地认为是李鸿章的威望和谋略起到了作用，于是很多人就认为他比曾国藩要高明很多。正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李鸿章在朝廷中的声威陡增。
天津教案以后，与日本交战以前，李鸿章先后办理十余起涉外事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国安南之战、日本朝鲜之战。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法国在越南挑起争端，他们的真实意图不是侵占越南，而是把越南作为跳板，继而把贪婪的魔爪伸向我国，想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此前，法国与中国已经签订了条约，他们就找借口撕毁条约，于是中法战争拉开序幕。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战争，法国水师提督格鲁比事先就制订好了战略计划。他们的计划是：海军方面，先攻取海南，再占领台湾，然后进攻福州，消灭我国驻防在那里的海军舰队；陆军方面，从越南北部地区出发，攻打云南和贵州。照这种计划，海军和陆军必将大获全胜，法国在中国的势力，与英国就不相上下了。格鲁比一方面将战略计划电传给本国，请求增派军队和物质；一方面趁福州防备松懈，炮击我船厂，破坏我战舰，同时派陆军在越南北部集结。当时中国南方的天地间，呈现出一派惨淡萧条、人心惶惶的景象。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李鸿章采取软硬兼施的措施，让英国和德国出面牵制法国。曾纪泽是中国驻英国公使，接受这个使命后，就从中极力斡旋，虽然没有办成，但法国却因此对英国有所忌惮，向中国增派军力和增加物质的议案，在议会上遭到否决。这期间，格鲁比正率领海军攻打台湾的淡水，战争没有想象得那样顺利，淡水牢牢地控制在清军手中；陆军方面进行得也不顺利，被抗法名将刘永福的黑旗军所阻挡。当接到议案被否决的消息后，格鲁比大发雷霆，活活被气死，法国只好主动向我国提出议和。李鸿章通过外交阻止了法国入侵我国的阴谋，他的外交手段，开始引起欧洲人的关注。（P79-81）
他(李鸿章)势气的阔大，规模的弘博，却竟有点像李世民与忽必烈，虽未及建国立业，其气势与规模已足以骇人了。
——作家、学者 郑振铎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着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国学大师 粱启超
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之人无地自容。
——当代学者 童立凡
李鸿章传（白话文）
一、本书完全模仿西方人写人物传记的方式，记载李鸿章一生中的重要事迹，并且在写作的过程中加以评论，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他。
二、中国沿袭千年的旧式文体，在记录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时，不是用“传记”的方式，就用“年谱”的方式，要么就是“行述”的方式。这些写法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一般不对人物进行评论和褒贬，即便有，也仅仅是附在文章的末尾。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实际上源于大史学家司马迁，他的《史记》中就有多篇，例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均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范例。后世史学家们在写人物传记时，往往缺乏独到的见解，故而就不愿意采用司马迁的夹叙夹议方式。我才智疏浅、生性愚钝，同时又羡慕太史公的这种写法，所以便“盗用”他的写法来写这本传记。
三、晚清的近四十年来，中国发生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几乎都与李鸿章有关系。基于此，必须用近代史的笔法和态度为李鸿章写传记。我对时局多少有些见解，但不会胡说乱说，写这本书的目的前人是无法看到了，而是给后人看的。只可惜写作的时间比较仓促，身边又没有可供参考的书籍，因此在这本书里难免出现纰漏或错误，我也知道这难以避免，只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进行重新修正。
四、关于江南之战，记录湘军的事迹占相当大的篇幅，看起来好像跑题，实则不是。湘军与淮军的关系十分复杂，不这样写就无法使人充分了解当时的发展形势，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五、《中东铁路合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全文先后转载出来。原因是李鸿章的许多生平事迹，都和这些公文有很深的关系，宁可让文章显得拖拉，也要把它们选录进去。
六、国人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相当的多，我和他政见不同，在政治上是对手，私下也没有什么交情，写作时肯定不会有意为他辩护。在这本书中，为他脱责辩护的语言有相当的一部分，甚至有些部分与大家公认的看法相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保持一颗公正、公平的心去写，不然的话就是对被记述者的不负责，会招来他人非议，说我罔顾事实。格林威尔是英国著名的首相，曾对为他画像的画家大发雷霆，说：“不要美化我，要画出我的真实面目，不要让我的相貌失去真实性。”我写这本书，当然也不希望遭到格林威尔的呵斥，李鸿章本人要是看到了这本书，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微微一笑，说道：“还是你这小子真正了解我。”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记
梁启超著，左岸译的《李鸿章传》突破中国传统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写作模式，而“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李鸿章是怀着忍辱负重、死而后已之心为清政府“修修补补”。本书指出李鸿章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受制于那个时代，又不由让人感叹“以一人而敌一国”的无望与悲恸。
梁启超在叙述李鸿章生平事功的同时，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加富尔、伊藤博文等人做了比较，对于李鸿章的才华、功过和地位进行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读来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既是了解李鸿章的经典读本，也是解读近代史的一把钥匙。
欲了解近代中国，不可不了解李鸿章！
梁启超著，左岸译的《李鸿章传》被誉为20世纪“四大名传”之一。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一个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被视为“再造玄黄”的中兴名臣，却为一个没落的王朝背上了黑锅。
国学大师梁启超以“常带感情”之笔，描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功业与悲情！
《李鸿章传》这部书让人耳目一新，开一代传记写作之新风，成为人物传记的典范之作。
翻开本书《李鸿章传》，看李鸿章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守住底线，突破困境。
为官从政、为人处世必读传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