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里，李银河是非常特别的。

她经历了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插队、下乡，在物质和精神的沙漠里都受过磨砺。

然而，与那一代很多人不同，李银河没有愤世嫉俗，而是始终平和，热爱阅读和艺术，追求自由和美丽。

在很多人眼中，李银河这位学者总是和敏感话题联系在一起：同性恋、性学、女性主义……

有人对她爱之入骨，有人对她嗤之以鼻。

她的一生，在很多人眼里是惊世骇俗的传奇；然而李银河自己讲来，平平静静，朴实通透。

看完《人间采蜜记：李银河自传》，你会认识到一个真实的李银河——一个可爱的老人，单纯而真挚，优雅而睿智。

独家收录近三十幅珍贵照片，包括童年时期、内蒙古插队时期、与王小波在美国旅游生活照、与现任伴侣“大侠”及养子壮壮的温馨家庭照等，其中不少是首度披露。

《人间采蜜记(李银河自传)》是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自传，坦诚而通透地讲述自己的一生。

《人间采蜜记(李银河自传)》是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自传，坦诚而通透地讲述自己的一生。

李银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她只读到初二就中断学业，参加串联、去内蒙古兵团插队，还在山西农村种了两年地。

李银河和王小波的爱情几乎无人不知，却少有人知道这段爱情是怎样开始的。二十多岁时，李银河已经在中南海国务院工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前程似锦；与此同时，王小波只是个街道工人，二人的地位可谓云泥之别。李银河却毫不在意，幸福地认为：“我和他就是一个男版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来，我的这个灰姑娘天生丽质，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而且还是一个文学天才，早晚会脱颖而出。”正如王小波所说：“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缔结的。”

近期，李银河现任伴侣“大侠”的曝光引发热议。对此，李银河认真地声明：“大侠”是跨性别者，生理女性，心理男性，应该被称为“他”。大侠和李银河领养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一家三口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

李银河本人并非同性恋者，却始终为同性恋者的利益而奔走呼号，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自由的追求和信念。你可以不赞同她的观点，但不得不佩服她的坚持与勇气。

她说：“人间如花丛，我只是从中采撷一点点精华，对其他的一切不去理睬。一生只有短暂的几十年，要好好享用自己的生命。自由奔放，随心所欲。”

名字·学前班

小学·东方红

中学·“文化大革命”

内蒙古兵团·西西弗斯

读书·发现宝藏

沁县·农村生活

工农兵大学·初恋

光明日报·小波

国务院研究室·成名

社会学·入门

结婚·“女共党”

美国·海外生活

回国·博士后

同性恋研究·他们的世界

农村调查·生育

女性·性

小波辞世·爱情回味

虐恋亚文化·剑桥

婚外恋·同性婚姻

性的问题·恐龙

酷儿理论·旧金山

网络·女同性恋

性别问题·后村

一爷之孙·他

小说集·余生

我在七岁之前一直叫李三反。这个名字有两个特别之处，一个是我随母姓而不是父姓，原因在于父母的男女平等地位和观念。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大姐和二姐随父姓，哥哥和我随母姓。说到给孩子起名字，人民日报这种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越轨事件”是比较频发的。父母的一位同事是傅作义的女儿，她跟一位周姓同’事结了婚，生有三个女儿，老大随母姓傅，老二随父姓周，老三索性没有姓了，据说就叫晨风。我们两家住对门，晨风常来我家玩耍，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另一个特别之处是，“三反”典出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父母政治上过于敏感，所以才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记得我们小学同年级的同学里有好几个叫三反的，什么蒋三反啊，陈三反啊，可是我上小学后就改了名字，三反只是小名了。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我哥哥小名叫老虎，有些大人见到我们一家出游总要拿我和哥哥的小名打趣：“三反打老虎，三反打老虎。”我一开始不明白：我没有打过哥哥呀。后来才知道，“三反”运动抓出来的贪污犯都被称为“老虎”，所以这些大人会把我们俩的小名连在一起，叫个不停，乐不可支。

我记事相当晚，六岁以前的事情处于一片模糊的混沌之中。印象最深的只有胡同口那个摆摊卖纽扣的老头。每当阿姨拉着我走过，我总是赖在老头的摊位前挪不动脚步，扣子的形状和颜色让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以致受到老头的申斥：你们老站这儿，我怎么做生意？我这才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走开。

再有一个印象就是妈妈要把我送学前班，我闹着不去，拼命逃跑，绕着院子里一个圆形的花坛，我在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不知追了多半天才捉住了我。反正最终胳膊拗不过大腿，我还是被强行扭送了。

那个学前班是我最早的社会生活，值得写几笔。

学前班是人民日报社办的，在一个旧庙里，叫娘娘庙。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那个学前班和电影《看上去很美》中的场景极为相似，尤其是厕所——不是隔问马桶，甚至不是单个的蹲坑，而是一条贯穿全屋的水沟，上厕所的时候脚踩在两边的砖地上，粪便会被一个水龙头统一冲走。那时我们是那么幼小，上这样的厕所简直成了惊心动魄的冒险。学前班老师不允许起夜，憋尿就成了我生活中的第一个恐惧。同学们也全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临睡觉前，谁都不愿意从厕所出来，好像待的时间长一点就能减少夜里的便意似的。小波的小说中也写过幼儿园上厕所的场景：老师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助小女孩擦屁股，记得原话大意是：谁能想到，这些后来的美女早就被我光顾过屁股呢。其实后来看，要说惊险，这个厕所还真不算什么。我后来在山西农村插队，当地家家户户的厕所都是在院子里挖个一丈深的大坑，直径有一米多，上面架两条木板或者石条，那才真叫惊险，小孩掉进去淹死的极端事件屡见不鲜。

我还留着一张学前班同学的合照，有三十多个人，都是人民日报社员工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被任命为班长。要命的是，班长在老师进教室的时候要喊“起立”，这个差事差点儿要了我的命，我性格中有种极度的羞涩，可能是遗传。每当要喊起立的时候，我心跳剧烈，脸红脖子粗，憋半天才能喊得出来。这种羞涩使我把别人看来轻而易举的一些事情视为畏途，终身不敢沾边。上小学时我被选中参加表演《八大员》，那是个连说带唱的节目，我浑身哆嗦，硬着头皮去表演，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参加工作，在国务院研究室，开联欢会唱歌也是这样，几乎哆嗦得唱不成句。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后来居然当了老师，上台讲课(我讲课从来不能脱稿，我后来执意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想讲课是原因之一)，还不时受邀去讲演。我始终不擅讲演，能逃就逃，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的才硬着头皮上。我宁愿把讲演改为对谈，更喜欢一问一答的表达方式，因为都是驾轻就熟的话题，我是本领域的权威，比别人知道的多，就比较自信，不会过于羞涩了。

言归正传，继续说学前班。学前班的教室设在娘娘庙大殿里，外面有九曲回廊。我们上完课就在院子里玩游戏，或者坐在回廊上听一个叫新华的小男孩说书。这孩子天赋异禀，小小年纪就会讲《三国》、《水浒》、《西游记》。那时候我们才六岁呀，他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的故事，还能那么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呢？新华简直就跟我完完全全相反：他知道那么多故事，我什么故事都不知道；他讲起故事来神态自若，眉飞色舞，我一说话就满脸通红，羞得无地自容。那时候，我对新华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今还记得他讲故事时的一个习惯动作：因为讲话讲得满嘴白沫，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用手背去抹嘴角。从那时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记得一清二楚，足见当时他给我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造成了多么大的震撼。P8-11

五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人开始劝我写自传，我一直推托，说，等退休吧。可是退休两年了，还是迟迟没有动笔。记得那位从五十岁就劝我写的资深老编辑苦口婆心地说：人在五十岁和六十岁时心劲儿是不一样的，因为身体状况不一样，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早写。

好像不幸被他言中了，我五十岁时没写，六十岁时果然更不想写了。原因倒不是身体状况差了——我除了血糖偶尔高些，身体自我感觉跟五十岁时没有什么不同——心中一再推托的原因在于：我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值得写。从年龄组看，我们这一代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正好躲过了战乱，一生平平静静波澜不惊，有什么可写的？从个人的生命历程看，我既没参加过革命，也没参加过斗争，六十年间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与我无关，最多只是一个看客，有什么可写的？

直到看了一九八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作家艾利亚斯·卡内蒂的《获救之舌》，才使我改变了想法。他也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历史人物，也没参与过什么历史事件，写的只是他一生的琐事。原来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可以写的啊。

我这才决定用原本就多到无处打发的时间把自己经历的生活写下来，从社会学的角度，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个案而已，一点也没有代表性，没有推论价值，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对于她经历的生活的不厌其烦的记录而已。

如果有人会通过我的记录对我所处的时代、社会和生活感兴趣，或者是从社会学角度，或者是从历史学角度，或者是从人类学角度，甚至从考古学角度，那是他们的事儿，跟我无关。我唯一的愿望是把我的自传写得像卡内蒂那样兴味盎然，妙趣横生。

在六十三年的生命中，我始终坚持“采蜜哲学”：人间如花丛，我只是从中采撷一点点精华，对其他的一切不去理睬。一生只有短暂的几十年，要好好享用自己的生命。自由奔放，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