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故事著的《正午(4我的黎明骊歌)》是《正午》系列的第四本,精选自界面新闻旗下的非虚构平台“正午”。“特写”栏目,本期推荐叶三写的李志小传。《盲女毒枭》说的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真实案件。此外,还有一则非常清新好看的鸟类故事,北京的雨燕。在“随笔”栏目,推荐淡豹的《在棚户区》。正午的老朋友袁凌带来一篇《乡村命案》,记者罗洁琪写了她的逃霾故事。我们请小转铃和金宇澄围绕《繁花》一书,谈文学,谈上海,以及上海的男女关系。此外,我们也以一篇郭川的口述史,纪念他的航海故事。在“视觉”栏目,正午的图片编辑朱墨带我们去探索北京的“鬼市”。本期的两篇长故事由正午两位记者贡献,分别是李纯的《火星招待所》以及张莹莹的《老邬想建一座油坊》,前者写了一帮诗人,后者写了长江边一位想做电商的普通人。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财富和成功。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正午故事著的《正午(4我的黎明骊歌)》所收录的这些特写、随笔和访谈,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李志的身材不高,圆脸上五官分布得平和。2016年,他发胖了,脑袋、手腕、臂膀和腰腹都往浑圆形发展。所幸,并非人到中年那种疯狂的膨胀,而是带点锋芒尽藏的松懈劲儿,好像第二泡的茶叶,正在开水里舒展。这使他看上去颇为和善,像个业务一般的程序员,或者脾气不错的公务员,也像个工程师,还有点像个生意人。总之,如果纯从外表判断,李志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个歌手。
2016年6月22日下午2点半,南京太阳宫演艺广场地下一层的欧拉艺术空间,年轻的服务生和志愿者穿着欧拉Live house的T恤穿梭往来。在过去的一年中,从设计、施工、装修到试运营,李志一直在为欧拉忙活。
这一天的凌晨3点,李志从机场接到来演出的歌手老狼,送到酒店,回家睡了几个小时,又赶来欧拉。下车进场前,他在车上呆坐了30分钟,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5个小时后,欧拉的第一场开业演出即将开始,500张门票早已销售一空,然而李志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空调坏了。
盛夏的南京潮热难忍,李志把脑门前的头发扎了个辫子竖在头顶,像个忘了剃额发的月代头武士。好几个服务员也是这个造型,让这个团队有了迎战的气势。
武士造型的李志正在拖地。李志拖地像他小时候插秧,从酒吧区的这一头横平竖直写到另一头,收住。水泥地散发出新鲜的潮气,上升到半空成为热雾。坏消息传来,今晚空调修复无望。李志没露出着急的样子,他利落地将拖把收好,安排员工去搬大风扇和冰块。踏过一尘不染的地面,李志脚上还是那双球鞋,一个多月前北京的“降噪”专场,在一片“逼哥牛逼”的叫喊声里,他曾脱下这双鞋,盘腿坐在椅子上,抱着吉他唱“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李志踱到舞台前,听老狼和乐队调音,同时掏出手机打开微博,为坏空调向观众道歉。和着汗,他的T恤贴在身上,勾勒出肚腩。台上的老狼在唱:“这冬季的校园,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老狼大李志10岁,李志说他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十几年前,还在家乡时,李志对大学校园的想象来自老狼。
1978年,李志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小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是插秧的季节,地犁一遍,人们捆着秧苗弯着腰从田的一边插,对齐插满一行,再后退。李志插过秧,干过所有的农活。小学一年级暑假,爸爸带他去了趟上海,住在爸爸打工的工棚里。开学后,他给同学们讲上海有多大,火车是什么样子,电梯又是什么样子,没人见过,没人相信他。那时候李志的理想是“长大了不种地”,就像他奶奶说的:“想不想以后穿皮鞋?那就得好好念书。”虽然也没人知道念书能念出什么来。 1995年,李志买了第一把吉他和《刘天礼吉他教程》。上高中之前他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后来上了高中,他意识到自己很一般。“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局面”,直到今日,他还是这观点,“我不是多聪明,只不过我的同行太懒了”。1997年,李志高考,村里没人懂志愿怎么报,他随便填了一个,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
那一年的南京,长江上只有一座桥,每天的交通都是堵。东南大学的浦口校区在长江北面,很新,最粗的树还没有李志的胳膊粗,像个漂亮的工厂,完全没有老狼歌唱的浪漫。
第二年冬天,李志摔得粉碎的吉他挂在桃园6舍230门口。被检查卫生的阿姨当垃圾收了走。在《98年周围的浦口的那些弹琴往事》一文中,李志说自己是“一个19岁的愤青,一个内心极度自卑又极度安静的愤青”。如文艺青年的标准出厂设置,他听Nirvana、Dire Straits、Pink Floyd……谈恋爱,弹琴,大规模读书,喝酒抽烟,忧伤。
大二快结束的夏天,一个极为炎热的中午,李志在校园里奔走,到各个部门盖章,办理退学手续。系主任告诉他,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都是人家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想把子女安排进来,“你是第一个自己要退学的,不可思议”。最后一个章在校长办公室,一幢苏联式建筑中。层高,空旷,午休的人们趴在桌子上。寂静里,一个工作人员拿着钢印,“砰”,当头砸下来,整个房子震了一下。“疯狂不见了,恐惧出现了。”(崔健《缓冲》)
烈日照着学校的大门。李志迈出第一步,慌了。该往左还是往右?他觉得自己像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
退学是因为年轻气盛,无法忍受学校和老师,李志在多年后总结。那之后的几年,李志靠同学救济生活,他们在学校旁边的村子里合租了一间房,房租80元一个月,后来涨到120。房子十几平方米,一床一桌,大小便要去公共厕所。
2004年夏天,李志去银川找大学同学玩,看出租车司机罢工,顺便看“贺兰山摇滚之路”音乐节。看完唐朝和崔健,他们又去了西夏王陵。
戈壁滩无垠,盛夏阳光下,李志走了很长的路,然后呆住了。延绵的贺兰山下一个土丘,一代枭雄李元昊埋在这里,孤零零,少人问津。“他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军队,西夏王,那么大一个国王,到最后就剩个土丘。现在的年轻人里,有几个知道李元昊是谁啊?”他又想,如果有一天死了,“我能留下什么?什么都没有。”李志在王陵前拍了张照片,白T恤蓝牛仔裤,背把吉他,表情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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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执拗的低音
《正午》创办的时候,媒体正四处唱着哀歌。在政治、资本的意志下,纸媒关闭、紧缩,新媒体看似时髦却总是焦虑于盈利模式,媒体人纷纷转型,更常见的词是,创业。频繁变动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临时状态:走一步,看一步。如今这种状态更为焦灼。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午》存活下来,并赢得好评,实在很难说清多大程度上是读者厌倦了喧哗,因此辨认出了一个“执拗的低音”?
创办《正午》的几个编辑、记者,之所以留在媒体的逆流,除了别无所长,还因为我们都着迷于非虚构叙事这门技艺——在现实生活、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文字的场,三者互相牵引,紧张又优美。这一制造的过程,从发现选题、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到面对读者,现实感和创造性融于一体,很有挑战,也很有乐趣。
由此产生的文体,我们简单地称为非虚构,而不再缠绕于此前的纷繁命名,纪实、特稿,等等。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事实层面的虚构,只要是好的写作,不拘任何形式。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你为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寻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而情书、墓志铭、学术散文、一次谈话、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满理解力、感受力,在宽广层面的非虚构写作。
这种命名也解放了媒体逐渐建立起来的选题等级: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者是“不像新闻”。尽管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尽管写作者对题材充满感情,但是因为不“主流”,就有不被讲述、进而被遗忘的危险。历史的书写,从来如此。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正午》郭玉洁
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人应该是个正直的人,有缺点有优点,你可以去努力改缺点,但是不能为了塑造一个所谓的形象去说谎、去否认——我们不是那么牛逼,那么干净的。
——李志
城市像是一座森林,如果从一个作者的眼光来看,不是从道学家、所谓某种知识分子的眼光分析这个社会,等于一个小动物进入森林,根本看不清楚。譬如说,办公室一男一女挺融洽的,下了班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作家要代入进去,虚构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不懂,根本就不了解这些人,很多虚构因此很可笑。
——金宇澄
现代艺术家,我们谁敢用维特根斯坦那样一个毋庸置疑的口气说“艺术是一种永恒的方式”?我们根本不可能给出这样的定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片断的,短暂有效的。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辛迪?舍曼有一些东西肯定具备所谓的艺术价值,也就是关乎我们本性的东西,人和世界的关系。未来在回望这个时代的时候,她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觉图像标本。好的艺术家、好的作品是能劈开时间的。
——向京
那是一段精神生活特别丰富的日子。音乐、电影、聊天,看着颓废,但也挺积极的。那时候我喜欢玩,喜欢跟朋友们交流,对未来没什么设想,反正觉得这样饿不死,没有太多压力。生活很充实,充实到觉得物质生活可以舍弃。
——黄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