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麦卡锡编写的长篇小说《记忆残留》讲述了:
因为天上砸下来的意外,他得到八百五十万英镑赔偿金,却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时刻感受到与整个世界的脱节──他得先在脑中想象出每一个环节,光是前进一步,就有七十五道程序,他得专心一意审视自己每一个行动:注意膝盖如何弯曲、手臂如何摆动,重心如何前倾,然后才能起步。
某日,他在友人家中浴室看见墙上裂痕,脑中闪现意外前的片段记忆,在这段记忆中他是“正常人”,不必刻意“思考”每一个动作,于是他决定“重现”这片段中的分分秒秒,不惜重金买下大楼修整成记忆中的空间,并雇用“重演者”反复演出相同行为,让他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分毫不差的自在行动。赔偿金让他随心所欲不断建置、重演各种场景,甚至跨越他的个人世界,延伸到街区枪杀、甚至银行抢案,以及濒临失控的“完美终极计划”……
一起从天而降的神秘意外为他带来巨额赔偿金,却也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后遗症。从昏迷中醒来的他深陷无法掌控自身所处空间和时间的挫败感。为了追踪真实,他耗费重金重建记忆中的特定时刻,反复演出相同行为,不断“重现”特定的记忆残片。从市区大楼延伸到机场仓库、街区枪杀,甚至银行劫案,直到濒临失控的终极“真实”计划……
《记忆残留》以独特的冷峻视角揭露了我们栖居于自身的内心隐秘世界,以及来自外界的干预力量会如何操控我们的记忆和所谓真实。汤姆·麦卡锡以异乎寻常的想象力与精准诡谲的文字风格引领读者与主人公一起陷入幻想和现实交织的边缘地带。
“我想我们要说的差不多都说完了啊,”他说道,“去来杯香槟庆祝下吧。明早十一点见。”
他挂断了电话。我觉得自己有点傻。其实我没必要再打给他的。更何况,我现在要赶紧到机场去了,还是先不去想这八百五十万的事了。我走出电话亭,想象着凯瑟琳的飞机现正飞在欧洲上空,朝着英吉利海峡俯冲而下,往英格兰飞来。我沿着同样的路线,第三次走回住的地方,然后带上外套和钱包,再次出门,正走到“包围区”和电话亭中间的一个轮胎店附近时,突然想起来我把写着航班号的那张纸条落在厨房里了。
我再次转身,但是马上又停住了,因为我想到可能我并不需要知道航班号:我只要去看下抵达航班表,看哪个航班是从哈拉雷飞来的就行了。这种航班同一时间应该不会超过一个。我又转回去,正要继续往前走,突然又想到我不知道要去哪个航站楼。我到底还是得回去拿那张写有航班详情的纸条。但是我刚掉头要往回走,马上又想到皮卡迪利线的地铁车厢里都会贴着一张表,告诉你各个航班对应的航站楼。于是我再次转身。有两个男人刚从轮胎店隔壁的咖啡馆出来,正盯着我看。我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在来回转身,就像一个劣质播放器里的卡碟画面似的。我看起来一定很奇怪。我感到有些不自然,有点尴尬。我决定还是回去取那张纸条,但仍继续在原地站了几秒钟,假装正在心里权衡几个选项,然后做出终于下定决心的样子。我甚至伸出右手食指比划了一下。这些都是做给那两个盯着我的男人看的,好让我的举动显得更真实。
我就这样来回绕了四五次圈子,每次走的都是同样的线路:沿着垂直方向的路出来,然后再从平行方向的路回去,甚至每次过马路都选在同一个点,经过同一个废料桶旁,或者从同一个窨井盖边走过去。当我终于走出怪圈,往左一转,沿着柯德哈勃街往布里克斯顿地铁站走去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从今往后我不用非得在陆地旅行了。我已经有钱到可以直接叫一架直升机,让它降落在罗斯金公园,如果它不能在那着陆的话,就让它盘旋在屋顶上空,然后放一根绳子下来把我拉进机舱,就像海上营救时那样。然而我还是在地上走着,就像盲人阅读布莱叶点字法那样,聚精会神地用我的双眼去阅读我前行的道路:关注于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屈膝,每一次摆臂。这就是那次事故以后我做任何事情的方式:先得理解,然后才能去做。
后来,当我坐在地铁里时,像每一次搭地铁去安吉尔时一样,我抑制不住地去想象疾驰的车厢一路上所经过的景观。不是地下的隧道和站台,而是伦敦地面上的景观。我还记得大概是在事故发生两个月后,我从第一家医院被转往第二家医院时的情况,那真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被平放着,只能看到救护车里的场景,那些护栏和管子,以及一抹天空。我觉得我错过了整个场面:救护车在车流中穿梭,逆着车流行驶,狂奔过各种信号灯和交通管制区,诸如此类。不仅仅这样,那种无法掌控我们正穿越的空间的挫败感让我感到恶心。我在救护车上甚至都吐了。坐在去希斯罗的地铁上,我隐隐地又感到了同样的不安,同样的恶心。为了抑制这种感觉,我告诉自己,这些铁轨是和某些金属线相连的,而这些金属线又和地面街上的亭子以及其他金属线相连,这就把我们和别人、我的公寓和机场、电话亭和多邦尼的办公室联系了起来。在去希斯罗的路上,我就让自己一直沉浸在这个想法里。
一路上基本都在想着。还有一个奇怪的小插曲。这件事在你们看来可能不值一提,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我记得很清楚。在格林公园站我得换乘另一条线。要在格林公园站换车,你得坐扶梯一直升到接近街面的高度,然后再坐另一个扶梯下去。当我坐扶梯上到地面的大厅时,我看到了自动门外的那些电话亭,以及一幅巨大的街道地图。我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着——它们的外观、它们四通八达的联络——禁不住就把车票塞进闸机,穿过自动门朝它们走去,这时我才想起来自己还要再下去换乘。更麻烦的是,我的车票没有被吐出来。我呼叫了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并对他说我需要拿回我的票。
“票应该在里边,”他说,“我帮你打开门看看。”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闸机的集票箱,拾起最上面的一张票。他仔细看了看。
“这张票只能坐到这站。”他说。
“那就不是我的票,”我说,“我买的那张是到希斯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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