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重峦叠嶂、群山环绕的山城，我从小就喜欢静静地面对群山，特别是那座巍峨苍翠，蕴藉着贵州丛山之灵的黔灵山！就像幼时已会背诵的李白的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缭绕着云雾的黔灵山就是我的“敬亭山”。我常常凝视着这一片苍蓝，心里想，这山后面是什么呢？母亲说，山后面还是山。那么，山后面的山后面呢？后来，年龄稍长，我才领悟到，其实中国人心目中的山是没有尽头的。它象征着人的眼界和思想境界的不断提升。《孟子·尽心篇》曾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是鲁国人，他曾经登上鲁国的东山，从山顶俯视人寰，这才发现鲁国原来也并不是那么大。后来，孔子登上了更高的泰山，就更感到自己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天下，原来竞如此渺小！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们应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扩大自己的视野。孔子死后一千多年，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杜甫(712—770)步孔子的后尘来到了泰山。当时他还很年轻，他在泰山写下了不朽的名篇《望岳》，这首诗最后的两句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果你来到凌空的绝顶，就会感到足下的大山、小山原来都很渺小。又过了近千年，明代诗人杨继盛(1516—1555)追随杜甫的诗境，又来到了泰山。他写道：“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仰观绝顶上，犹有白云还。”他原想沿着孔子和杜甫的行踪，登上泰山的绝顶，一览显得渺小的群山。但他发现这样的登临是没有止境的，即便来到了“绝顶”，山顶之上，也还有来往的白云。大自然是无法穷尽的。“登高望远”成了中国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母题，永远鼓舞人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众多的这类诗歌中，最著名的一首是王之涣(688—742)的《登鹳雀楼》。鹳雀楼在山西蒲州县的黄河高坡上，它面对巍峨的中条山，下临波涛汹涌的黄河。当诗人在一千多年前登临这座楼时，落日西下，黄河东流的宏伟气象尽收眼底，正是“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但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渴望着更高的立足点，更开阔的视野。随之吟唱出被广泛引用的千古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种以登高望远为主题的诗，在中国可以说不计其数。
那么，这种登高望远是不是真的没有尽头呢？人能够登到多高昵？庄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庄子认为人不能不受各方面的局限，首先是时间的局限，也就是生命世界的局限。例如朝生夕死的小虫，它们的生命只有一天，它们绝不可能既看到月缺，又看到月圆；春生夏死或秋生冬死的蝉类也不可能既看到秋天，又看到春天。庄子说楚国南部有一只灵龟，它以五百年为一春，五百年为一秋；上古时代有一棵大椿树，以八千年为一春，八千年为一秋。只能活百年的人类当然不能和它们同日而语。因此，燕雀之类的小鸟只能翱翔于蓬蒿之间。它们生命的时间决定了它们生命的空间只能非常狭小。而鲲鹏就比它们自由得多了：这种鹏鸟，脊背像泰山一样宽广，翅膀像天边的云，一飞就是九万里！更自由的是一位名叫列御寇的人，他连翅膀也不需要，只要乘着风，就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但在庄子看来，这也还不够自由，列子毕竟还要依靠风和空气，只有他理想中的“至人”，乘天地之正气，把握着“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邀游于无穷之境，那才是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庄子理想中的“藐姑射之山”就住着很多这样的神人。他们“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餐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藐姑射之山”是挣脱了时间与空间局限的神人的住所。庄子通过这样一层层比喻和剖析，就是要让人们明白，人在肉体上不能不受百年时间和一定空间的束缚，但只要能打开思想之门，超越利害、得失、成败、生死等各种界限，就能像姑射山上的神人一样，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
然而，能够打开思想之门，超越界限的人终究少而又少，几乎没有；因此，人们在登高望远之时，总是感到生命的有限和宇宙之无穷，而沉入一种宿命的悲哀。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1673—1769)说：“佘于登高时，每有今古茫茫之感。”南朝诗人何逊(？—518)有“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怅”的诗句；诗人李白(701—762)也说：“试登高而望远，咸痛骨而伤情。”可见，在中国传统中，山，总是和空间的辽阔、时间的永恒相联系的。
从童年开始，家乡的山就深深刻印在我心中，山之灵、山之性、山之美凝结成故乡的灵魂，撒播为故乡的山山水水，融汇在我的血液中，成为最深渺、最神秘的想象和思考的源泉。国画大师刘海粟早就说过：“贵州山水在孕育着交响乐的情绪，当文化积累到高峰时期，一定要出震古烁今的大天才，来吟唱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大悲欢！”我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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