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著的《沙滩上的足迹》是在2010年写的，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灾难频仍的年头：坠机，翻车，沉船，水灾，旱灾，地震，泥石流，森林大火，火山爆发，恐怖事件，踩踏事件，超级细菌，受污染鸡蛋……夏天又有一股股热浪袭击北半球，整个7月份北京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桑拿天气。这本自传快要煞尾时，经友人安排，我到一条沟壑迂回、峰峦叠嶂的大峡谷附近去清凉了几天。这是一个土地瘠薄、水源枯竭、缺乏人类必要生存条件的贫困地区。在这里，我目睹了那些农民在这里种植粮食和榨油用的小向日葵，又看到那些皮肤黝黑、肌肉隆起的工人在烈日下开凿隧道，修筑公路，深感推动历史前进的其实是这些不会写自传、也不可能出版自传的人们。跟他们相比，所谓名声、成就、地位……其实都不过是灵魂的赘物。

陈漱渝著的《沙滩上的足迹》分为八章，分别是家世与童年；求学生涯；粉笔春秋十四载；吃了三十二年“鲁迅饭”；作协花絮；走一走，看一看；“位卑未敢忘忧国”：我的十年政协生涯；退休，人生掀开新一页。本书是作者的自传，通过该书读者可以从一个小人物的经历中看到一个大时代的投影，对于其他学人而言，更能从中获取中国当代学术转型期的一些历史资料——特别是当代鲁迅研究史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941-1945）

 第一节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我呱呱坠地

 第二节 钟灵毓秀凤凰城

 第三节 外公王时泽与辛亥革命

 第四节 命途多舛的母亲

第二章 求学生涯（1945-1962）

 第一节 从三一小学与会春一小

 第二节 雅礼中学的“丑小鸭”

 第三节 南开回忆三章

第三章 粉笔春秋十四载（1962-1976）

 第一节 走出寒夜，当了中学老师

 第二节 王震夫人王季青

 第三节 梦魇般的“文革”岁月

 第四节 《南开大学学报》

第四章 吃了三十二年“鲁迅饭”（1976-2008）

 第一节 我调到了鲁迅研究室

 第二节 鲁迅研究室老主任李何林

 第三节 鲁迅研究室的顾问们

 第四节 我所了解的《鲁迅研究资料》

 第五节 我与《鲁迅研究月刊》

 第六节 我的短文上了“新闻联播”

 第七节 我编的书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第八节 一个艰苦浩大的文化工程

 第九节 怀胎30多年的《鲁迅大辞典》

 第十节 风波迭起的中国鲁迅研究会

 第十一节 “予岂好辩哉？”

第五章 作协花絮

 第一节 我参加作协的三位介绍人

 第二节 从贝尔格莱德到黑山

 第三节 塞纳河的记忆

第六章 走一走、看一看

 第一节 “寻找面包，得到蛋糕”

 第二节 六赴扶桑结文缘

 第三节 我当了一天“倒爷”

 第四节 一次夭折的国际学术交流

 第五节 美国访学杂记

 第六节 狮城访史探幽

第七章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的十年政协生涯

 第一节 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二节 两次人民大会堂发言

第八章 退休，人生掀开新一页

 第一节 告别鲁迅博物馆

 第二节 家，避风的港湾

 第三节 难离不弃的书房

 第四节 学术上的新开拓

 第五节 我的这五年

结语：“看天空，飘着云，还有梦……”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附：陈漱渝主要作品目录

第三节 外公王时泽与辛亥革命

外公对我恩重如山！我从小被父亲遗弃，出生之后一直在外公家长大。1957年，我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外公兴奋极了。他不顾71岁高龄，亲自送我远行——坐火车从长沙到天津，一直坐着硬座；由于那时武汉长江大桥还没建成，到汉口之后还改乘轮渡过江，转了一次车。1962年夏天我将从大学毕业，外公盼我回乡探亲。为筹措路费，他卖掉了家中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书桌。令我痛心的是，那年正月初八他刚刚参加完湖南省省长程潜举行的一次春节宴会，初九早晨就无疾而终，享年76岁。

外公喜爱说话。但在家里，他的话却很少有人聆听，原因之一是我辈后人大多年幼无知，他讲的那些事情根本就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二是因为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讲的不少事情都犯忌，搞不好随时都会惹上麻烦。直到60年代初，湖南省文史馆广泛征集文史资料，派了一位叫毛居青的工作人员找他聊天。外公一开口，毛居青就连说：“有史料价值，有史料价值！”劝他马上动笔写下来。毛居青走后，外公得意而幽默地说：“原来我一肚子都是史（屎）呀！”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才知道，毛居青之所以能成为我外公的“伯乐”，因为他本人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撰写的《黄兴年谱》就是一部力作，曾受到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好评。

外公的一生就是一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在亲朋好友中，他最引以为荣的是跟秋瑾烈士缔结了姐弟缘。

那是在1904年。这年年初，外祖父随湖南第二批官费留学生由长沙经上海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班，开始是自费生，靠刻蜡版谋生，后来才补上官费。当年7月，秋瑾也冲破家庭樊篱东渡日本，在东京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办的日语讲习会补习日语，老师就是先后教过周恩来、鲁迅等人的教育家松本龟次郎。据松本先生回忆，秋瑾肤色白皙，柳叶眉，身材苗条，穿着日式黑格子单衣裙，梳着日本式的发髻，因缠过足而显得莲步蹒跚。她每天上课从不缺席，思路敏捷，回答问题清楚正确。又据秋瑾的日本发人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常着蓝色西式男装，衣袖偏长，仅能看到一点从袖口露出的手。一顶同样是蓝色的鸭舌帽横戴在头上，半遮住耳朵，胸前系一条绿色领带。皮靴是茶色的，手上还拄着一根细长的手杖，显得苗条而潇洒。秋瑾不仅相貌英美，而且娴于辞令，常常高谈雄辩，语惊四座。在实践女学校速成师范科，她的国文程度最高。秋瑾不嗜洒，但能饮，酒后感时忧国，不禁击节悲歌，拔剑起舞，并撰《宝剑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因慕朱家、郭解的游侠风，秋瑾还常着马靴练习马术。

秋瑾祖籍浙江绍兴，留日期间常参加浙江同乡会的活动；又由于她1896年奉父命跟湖南王廷钧成婚，曾在湘乡、湘潭、长沙、常德等地生活，故也参加湖南同乡会的活动，很快跟外祖父结识。外祖父说秋瑾比他大9岁，实际上是大10岁。外祖父生于1885年，秋瑾生于1875年。内于两人都有拯救民族危亡的拳拳报国之心，又都有反叛封建伦理道德的性格（外祖父少年时就因反叛旧教育而被长沙“善化学堂”开除），故志趣投合，以姐弟相称。  1904年7月初，秋瑾转东京实践女学校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该科在赤坂桧町十番地授课，校长是秋瑾久慕其名的下田歌子。为了在一年内快速培养出女学教师，该校要求甚严，每周授课33小时，学习期间不允许学生擅自外出，不经保证人担保，也不得跟外人见面。秋瑾被编入该校湖南班。当年湖南班学员有20人，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才17岁。巧合的是，外祖父的母亲王勤当时也是该班学员，时年43岁。

外祖父回忆说：“秋瑾见我母亲到来，热情接待，态度和善可亲。她对我母亲多次谈到男女平权，女子教育等问题，鼓励先母留在日本和她一道求学。恰好其时湖南选送的官费留日女生许黄萱祐等20人也都进入师范班。同乡人多，又有秋瑾力劝，我母亲就决意留在日本读书了。我母亲的年纪比较大，身体又不大好，秋瑾对她照料很周到，遇剑劳动的事，总是抢先代做，尽力而为，不让我母亲操心费力。我母亲多次向我谈到，秋瑾在校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完功课，人家都已熄灯就寝，她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待到我母亲再三劝导，才停笔上床。现在收入《秋瑾集》的诗词文稿，有许多就是这时期写的。”（P10-12）

中国文史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政协委员文库”丛书，因为我担任过十年全国政协委员，2011年又在东方出版中心出过一本自传——《沙滩上的足迹》，便建议将此书修订再版。鉴于原书排印有若干错讹，距今又逾五年，内容可作增补，我便欣然应诺下来。

记得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了《儿时》一文。他认为生命没有寄托的人，才会觉得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的经历格外宝贵，这种罗曼蒂克的回忆并不是他发现了童年时期的特别价值，而是感觉到了人过中年之后的衰退。言外之意是，回忆往昔反映出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萎靡。

我今年七十有五，各种器官的衰退成了生活中的一种新常态，但精神并未萎靡，所以并未整天沉湎于回忆，也做一点带开拓性的事情。

又有一篇短文，名为《年轻》，作者是德裔美籍人塞缪尔厄尔曼，文章说：“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我认为这是为励志而采用的一种文艺性表述，并不完全属实。如果把人分为精神和躯体两个部分，那人躯体的衰老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自然现象，而人的精神则可以因理想支撑而永葆青春。我之所以在古稀之年鼓起勇气撰写自传，既不是想从往昔的经历中寻找些微的慰藉，更不是缺乏自知之明，觉得自己的生平有什么可以炫耀于人之处。在中国古代，除开司马迁、柳宗元等少数人外，历代史家大多为帝王将相作传，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中国的“人之子”开始觉醒，普通人才名正言顺地步入了传记创作的殿堂。比如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就亲自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李超立过传，因为在胡适看来，“小我”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不朽——我的宗教》）。我是一个普通的“小我”，一个普通的“学人”，还是一个社会转折时期的“知识人”。所以，我的这本自传既可以作为一滴小水珠，多少折射出一点时代的光辉，对于研究鲁迅学的学科史和跨世纪知识人的心灵史也许多少会有些裨益。

人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人类演进经历了200万年的漫长历程。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他们懂得了协作，然而充满障论的是，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之间又一直充满了竞争，其中有些竞争是正当的、积极的、良性的，成了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而另一种竞争却是悲劣而残酷的，就像鲁迅所言，一只猴子想直立行走，其他匍匐着的猴子就想群起将它咬死，这就是所谓恶性竞争。这类竞争反映了人性的丑陋面，损人而不利己。我自传中的个别章节，就是通过平心静气的事实陈述来彰善抑恶。这是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来的。

若干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约我写过一篇短文，叫《挺直你的脊梁》，因书籍文稿杂乱无章，一时找不到了。记得写的大意是：我的脊梁和腰椎受过三次挫伤。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前带学生下乡秋收，那时叫作“抢收”。在“抢”的过程中垛麦垛，用木叉不停地把多捆麦秆垛到比我高出两个头的麦垛上，扭伤了腰，好几天趴着，动弹不得，下炕只能直身滚下来。后来卧床加治疗得到缓解。第二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位15岁的红卫兵女将拿着军用皮带狠狠抽我，那皮带特别宽，大铜扣，铜扣准确无误地落在我的尾脊骨上，让我受了内伤。一个原本温婉腼腆的小女孩，一夜之间人性完全被兽性淹没，这应该是她自己和未经历过那种特殊岁月的人所难以相信的。第三次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把失去的那些黄金岁月夺回来，我常去当时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北街的北京图书馆报库查阅资料，我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低头看卡片，不料整个人都掉进了一口井里。那井盖被撬开摆在路边，井口跟我的腰一般粗，正好把我卡住。原来园林工人打开井盖取水浇树，浇完在附近的草地上抽烟喝茶，没有及时盖上井盖。他们见我直通通地卡在井口，既未幸灾乐祸，也未伸以援手，任我狼狈地从井口爬出，连半句道歉的话也没有。那次之后，我的腰伤就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退休后到医院做核磁共振，发现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又长了骨刺。理疗无效，缓解方法只有手术。我不愿承担哪怕只有百分之五的风险，采用了保守治疗，而所谓保守就是卧床平躺，外加吃止痛药。

然而，已划入“极高危人群”的我并不甘心从此趴下，也不愿整天猫着腰过日子，我还要尽最大努力挺直我的腰板。这不仅是为了尽晚年余力继续写作，也是为了在各种现实的压力和诱惑下堂堂正正地做人，不屈服于金钱，不屈服于邪恶，不屈服于病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中国古人崇尚“但立直标，终无曲影”“磊磊落落，日月皎然”的“直道”，认为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应该正直如矢，像箭一样挺立；又如琴上的朱弦，玉壶中的冰块：“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鲍照：《代白头吟》），即使不容于时也不改变初衷，直到临终仍像《离骚》所说的那样，“伏清白以死直”。我想，即使我最终仍未能攀登上这种境界，但向往之心则是永恒不变的。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