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所著的《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上下)》写作时间跨越二十年，市场上少有的来自中国学者解读纳粹文化的重磅力作。

罕有地全面、深入、立体研究纳粹文化的方方面面，糅合文学、文化、哲学、政治、历史、艺术、社会学等多种学科，从细节阐释希特勒和大屠杀及纳粹文化。

读懂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的可靠文化指南与导读手册，二战研究者、爱好者必备。

朱学勤、刘擎、丛日云、许章润、童世骏、欧阳哲生等名家联袂力荐。

单世联所著的《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上下)》上卷分析希特勒的个性、理念、行为与结局，通过希特勒与其身边大小人物的关系，尤其是他与德国国防军及一些知识人的扭曲关系，展现纳粹运动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后果。

下卷以集中营为中心，探索大屠杀的起源、方式与程序，分析受害人、施暴者及相关人的心理模式与行为风格，重点讨论“奥斯维辛之后”的精神状况。全书综合使用回忆、著述与创作等各类材料和方法，融历史叙述、理性反思与情感体验于一体，寓细节排比于宏大叙事，是中国读者认识纳粹文化的可靠指南。

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第一篇 希特勒其人

 一、希特勒五章

1 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2 崛起：魏玛民主政制及其瘫痪

3 壮岁：军事家？艺术家？

4 自杀：失败抑或成功

5 遗产：理想主义还是虚无主义

 二、希特勒的选择

1 政治取向：左右之外

2 军事战略：从闪击战到总体战

3 冷战预言：西方对东方

 三、希特勒身边的大人物

1 沙赫特利用希特勒？

2 爱动物与反人类的戈林

3 希特勒后面的鲍曼

4 施佩尔的暧昧

5 把一切献给希特勒的戈培尔

 四、希特勒身边的小人物

1 他们知道他

2 他们不知道他

3 他们被他催眠了

第二篇 希特勒在德国

 五、希特勒的群众

1 革命后的两种人

2 有动机与无动机

3 乡村警察的制服与灵魂

 六、希特勒的新人

1 重新造人

2 成功的典型

3 不成功的原因

 七、希特勒无所不在

1 在语言运用中

2 在新问候语中

3 在日常笑话中

4 在柏林生活中

 八、希特勒与陆军的斗争

1 合作与冲突的变奏

2 陆军的失败

3 上校登场

4 职责之上的良知

 九、希特勒该不该杀？

1 隆美尔：没必要杀

2 古德里安：不应该杀

3 邓尼茨：当杀而不该杀

 十、反希特勒的三种间谍

1 左尔格的悲情：不合上意

2 克里斯蒂娜的悲凉：不堪平庸

3 科尔贝的悲愤：不被理解

第三篇 希特勒与知识精英

 十一、昨天与今天：施特劳斯的悲剧

1 投机、顺从还是无奈

2 昨天、今天与自由的丧失

3 自觉逃避与不自觉的介入

 十二、指挥贝多芬的权利：富特文格勒的分辨

1 “艺术只有好坏之分”

2 “我不后悔留下来”

3 “音乐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十三、里芬施塔尔电影的“纳粹性”

1 相互利用

2 并不客观

3 美化权力

 十四、1941年秋夜的海森伯

1 说不清的当年事

2 “测不准”的戏剧化

3 分不开的物理与政治

 十五、海德格尔的错误与他的学生

1 老师抱负本无限

2 学生的为难

3 要不要“说清楚”？

 十六、阿伦特的爱与思

1 不平等的爱

2 阴影中的爱

3 反政治的爱

第四篇 溯源大屠杀

 十七、大屠杀是一种文化

1 反犹文化的后果

2 文化分析的不足

3 纳粹反犹的新义

 十八、大屠杀是现代事件

1 作为必要条件的现代性

2 技术/组织的理性化

3 行为的非人格化

4 理性之外的德国性

 十九、大屠杀是原始行为

1 东部犹太人

2 一个村庄的嗜杀

3 党卫军的文明？

第五篇 集中营世界

 二十、为什么是奥斯维辛

1 集中营、灭绝营与奥斯维辛

2 “死亡工厂”的关键词

3 “杀人机器”的结构与流程

 二十一、罪犯的抱负：种族与乌托邦

1 希姆莱的迷狂

2 海德里希的工艺

3 门格尔的实验

 二十二、囚犯的信念：只要活下去

1 不信上帝

2 “我不绝望”

3 苟且偷生

4 因为爱情

5 全是偶然

 二十三、囚犯经验的多样性

1 达豪之歌

2 华沙谎言

3 米斯堡的生活小品

4 地窖中的上帝之光

5 悲歌同性恋

 二十四、囚犯文化的多歧性

1 涵养人性

2 记录真相

3 粉饰暴行

4 配合恐怖

 二十五、恶时代的善

1 辛德勒不止是善人

2 “施梅尔特组织”及犹太人领袖的双重性

3 与凶手做交易？

第六篇 奥斯维辛之后

 二十六、党卫军本性难移

1 继续随大流

2 依然听朗读

3 由暴力而金钱

4 由纳粹而后现代

 二十七、幸存者依然不幸

1 集中营没有过去

2 “我不要活下去”

3 “我不要孩子”

 二十八、文学奥斯维辛

1 把人“集中营化”的奥斯维辛

2 把奥斯维辛“正常化”的小说

3 记忆如何可能

4 在孩子的眼中

 二十九、政治化的代沟

1 女儿质疑：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

2 母亲无悔：我还是原来的我

3 父亲理智：你应当走出去

 三十、新生三部曲

1 40年代：孤独的自我反省

2 50年代：同时代人的馈赠

3 60年代：告别纳粹与后纳粹文化

 三十一、“奥斯维辛之后”的诗

1 阿多诺的判断

2 策兰的探索

3 策兰、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及政治

 三十二、“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化理论

1 启蒙倒退为野蛮

2 文明与暴政共生

3 意义的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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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从五十周年到七十周年

希特勒是德国纳粹运动的创始人和纳粹德国的核心，没有希特勒，就没有德国的纳粹运动和纳粹国家。所以纳粹党领导人的口号并不全是夸张：“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希特勒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独特的。权威传记《希特勒传》的作者费斯特认为：“属于德意志特色的最为重要的、无论作何种评价都不会过高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所有惊人的、从历史和社会那儿学来的超凡总揽能力和分辨能力，最终归属于他这个人，也不能不考虑他个人的一生，是他的一生给了众多的事件以决定性的推动。在战争间隙的这段时间内，在同样遭受类似喧嚣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在演说才能方面能与希特勒一比高下的领袖人物，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具有相似组织能力和战术天赋的这样一个男人，也没有谁像他那样的极端和激进。”②因为希特勒的种种独特性，史家们也喜欢说：“希特勒这个现象使一切理性分析无能为力。这个人物使德国历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使理性分析无能为力，并不是阿道夫·．希特勒具有复杂的性格和深刻的思想——这两样，他都不具备——，而是由于一个更难理解的、更重大的问题：这么一个既平庸又邪恶残暴的人物，怎么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足以使自己成为德国的偶像化的领袖，然后又几乎成为整个欧洲的主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希特勒之后，后人一直在艰苦地描绘他的形象，许多重要环节仍不清楚，这里只提示几个重要方面。

1．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早期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一生，取决于个体的性格。绝大多数人都在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与时俱进，与世沉浮，也有人能够坚守自己的禀赋，特立独行，较少妥协。对于像希特勒这样的人间异数来说，了解其早期生活和性格当是走近他的第一步。以理想和主义为标榜，动员人民为集团利益和领袖私欲而奋斗、牺牲，是20世纪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希特勒之所以成为这种潮流的代表和推动者，在于他利用了、强化了、改造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文化，给纳粹德国赋予了鲜明的个人意志。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有一句坦白的交代：“我敬畏父亲，但爱母亲。”母亲克拉拉死后，希特勒终生带着她的照片。每年8月12日是他母亲的生日，希特勒将之定为“德国母亲荣誉日”，其理由是“她为德意志民族生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希特勒有理由不爱父亲。阿罗伊斯·希特勒(Alois Sch。icklgrubei‘)是一个私生子，性格生硬严酷，一生以服从为美德。在海关职员的岗位上干了40多年，最后成为林茨的海关税务员，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发迹后的阿罗伊斯剪一个短短的士兵式板寸头，眉毛浓密，还精心蓄起和奥地利皇帝一个式样的胡须。他身着笔挺的制服，显得威风凛凛。”严整其外，放荡其内。阿罗伊斯婚前就有私生女，36岁时与一位上司50岁的女儿结婚。随着妻子健康状况的下降，他又与一个小他24岁的名叫弗朗西斯卡·马策伯格(昵称“芬妮”)的姑娘来往，并又生有一个私生子。

P2-P3

本书是对希特勒与大屠杀的一种文化阅读。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希特勒其人，二是大屠杀其事。在过去了七十周年之后，纳粹德国依然有无数问题吸引着学者和读者，但我相信，这一人事肯定是中国读者最想了解的。

希特勒是谁?

二战后的德国人在提到希特勒的时候，有时会说：他不是德国人，他是奥地利人。希特勒确实是奥地利生人。1923年发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判5年监禁；1924年12月2日提前出狱；1925年4月因为违反禁止公开演讲的禁令，希特勒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他立即赶到出生地林茨，要求废除其公民权。考虑他已经是德国居民，也在德军服役过，政府予以同意。1932年初，希特勒想竞选德国总统，这才又想起自己还不是德国公民。党的二号人物戈林(Hermmann Goring)替他出了一个主意：借着不伦瑞克政府里两个纳粹党人(总理和内政部部长)的帮忙，希特勒被任命为不伦瑞克驻柏林公使的政府顾问，这就自然获得了德国国籍。2月24日，希特勒拿到任命书，2月26日宣誓就任；3月4日，他提出辞职。通过这不到10天的转换，希特勒成为了德国公民。而在此之前，希特勒有7年时间是无国籍之人。

公民身份之外，希特勒的文化身份似乎也与德意志的骨干普鲁士无关。一位重要人物说过：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对普鲁士王国的报复。古老的普鲁士恰恰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反命题。在他的最初的10个同伙中没有一个普鲁士人，但是1944年7月20日刺杀失败后被处决的反叛者当中有75％是普鲁士人。④纳粹德国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埃里希·曼施泰因(FritzEz4ch von Manstein)元帅也认为：“希特勒虽然经常强调他的军人观，喜欢谈论他在前线时所获得的军事经验；但事实上，他在本质上与军人思想和军人的情感相差太遥远了。同样，他的纳粹党的所作所为与普鲁士作风毫不相干——而他常常乐于自诩普鲁士的风范。”①类似的观点，在有关希特勒与德国历史的研究中几成主流。

当然，奥地利也是德意志的一部分。希特勒不是普鲁士人，却是德意志人。而且早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前，若干德意志人似乎就在呼唤希特勒式的人物出现了。下面是几个著例。

1921年春，还是慕尼黑大学学生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听了希特勒一次讲演，当时即对同去的女友说：“你必须与我一起参加民族社会工人党的集会。我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的元首，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元首……但是他是能让我们从《凡尔赛和约》中解放出来的惟一的人，他将为我们夺回我们失去的祖国的荣耀。”②也就在这个时期，赫斯写了一篇后来获奖的论文《怎样才能使德国重振雄威?》。按照赫斯对希特勒的认识，这篇文章对这个将要使德国重振雄威的“元首”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元首应该是一位无情的、粗暴的、残忍的独裁者。“独裁者原来在广大群众中扎根愈深，他就愈了解掌握群众的心理，反过来，工人对他也愈少误解，他也能从人民群众中最有创造力的阶级那里获得更多的拥护者。然而他本人同群众毫无共同点，而是具有伟大人物的气度……在困难面前，他决不会退却，不怕流血牺牲。重大问题经常需要用铁和血来决定……为达目的，他不惜踏着他最亲近的朋友的躯体前进……一位以令人敬畏的不屈不挠精神挺进的立法者决不会在死刑面前退却，他对一切事情的处理能够刚柔并济，能屈能伸。”③当赫斯将此文送给希特勒并说明文章所描绘的形象就是他时，希特勒受宠若惊，不但反复阅读，而且在此后的演说中多次使用“令人敬畏的不屈不挠精神”这类词。……

惟有当人们去研究这部黑暗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才能阻止类似的、更黑暗的一幕在未来重演。谁不去努力地反思纳粹主义和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能够发生，谁就会轻而易举地将这些不同寻常的重大事件作为无法解释的事故抛在一边。然而，谁轻而易举地忘记这一切，谁就会对未来政治上的诱骗者以及他的思想缺乏抵抗力。难道我们今天能够肯定，到那时我们就不会属于作案者之一吗?

这黑暗的历史发生在德国、发生在西方，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属于全体文明人类。在全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首并反省这一黑暗历史，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让我们严肃地面对它。

开始是偶然。1990年初的一个盛夏，我到广州小巷深处的一个朋友家里做客，身边的人在高谈阔论，我和他们不是太熟，主人便给我一本书打发寂寞，我刚好也看进去了，因为它颠覆了我此前对纳粹德国的一些初步印象。比如这本书告诉读者，纳粹德国并非极权主义国家，而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幅讽刺画。希特勒固然是最高领袖，但他并不召开内阁会议，其决策往往是心血来潮的产物，既不以命令形式公之于众，也未达及国家的各个领域，所以纳粹德国并非希特勒或中央政府全面动员、集中掌握的国家。而且，希特勒的领导艺术特点，是在其亲密战友之间经常变换权力中心。他不允许出现任何可能限制其行动自由的体系、制度、机构和法律，所以纳粹德国又是核心人物持续变化的多中心专制体制。即使以党卫队这最令人生畏的严密组织来说，它也不是铁板一块。不但内部充满斗争和对立，而且也不是人人都效忠希特勒，甚至还有人参与了反希特勒的种种密谋。所有这些都似乎表明，即便是希特勒和纳粹，也难以在西方世界建立真正的极权体制。我当年读到这本书，就是德国学者海因茨·赫内的《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的。

“文革”结束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多有“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提法，这或许是我最早对纳粹产生兴趣的原因。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我对纳粹的最初了解，来自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此书中译本问世时，正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时刻。但直到读完《党卫队》一书后，我才萌生了这方面的写作冲动。1995年，国内有不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言论与活动。那时我已经有“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的研究计划，正力图收集、阅读德国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著作。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德国或纳粹史方面的专家，但尽可能多地认识、理解德国文化以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之借镜，却是可能的。也就在这一年，我发表了《奥斯威辛的追问——从传统向现代转进中的德国悲剧》一文，其中较多地使用了《党卫队》一书中有关大屠杀的材料。在此前后，我还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南方周末》等写了若干有关纳粹的书介、书品、书评类文字。前一文已收入《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后面的文章就是本书的缘起。当时的想法是积累了一定数量之后，以读书笔记的形式整理出版。2008年上半年，稍有时间，遂翻出积稿，根据我当时所认识到的若干重要问题，边整理边补充，形成了本书的初稿。次年，我转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文化理论、文化产业研究成了我的重点，此书则被搁下。2010年底《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出版后，本书又提上了日程。在2011年的酷暑中，再次加写有关篇目，并将本书扩展为“希特勒”与“大屠杀”两部分。2014年上半年，《文化大转型：解释与批判——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研究》初稿完成，于是从暑假开始，我根据2011年暑假的计划，补充、修改、完善成现在的样子，希望能赶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文化大转型：解释与批判——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研究》以及本书，是我所写的全部论著中篇幅最大的三种，每本均在100万字上下，我不敢说写得多好，但确实费力费时甚多，也确实想在其中表达一种时代经验和个人体会。

从五十周年到七十周年，此书写作持续二十年。在此期间，关于德国、纳粹，关于希特勒、大屠杀，我们有太多的书籍可以阅读，一个非专业的中国作者，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本书就是我在阅读中的若干读书笔记。基于我的专业关系，本书主要是一种文化的阅读。所谓文化的阅读，就是我比较关心希特勒与大屠杀的文化方面。这不只是说，本书涉及纳粹德国的一些文化人物和文化行动，也是指本书留心的是与希特勒、大屠杀相关的行为风格与思维方式。美国哲学家罗蒂(Riehard RoIty)在谈到“文化”意义时，区分了这个概念的a、b、c三个意义，其中“文化a仅仅是一组共享的行为习惯，一组能够使单个人类共同体的成员和睦相处并和周遭环境和睦相处的行为习惯。在该术语的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兵营、学术部门、监狱、寺院、农村、科学实验室、集中营、街市和商社都有它自己的文化”①。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文化”、“大屠杀文化”、“集中营文化”等，也是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当然课题。

本书之所以取文化的视角，也是基于对德国文化思想史的一些认识。在德意志现代观念中，“文化”是德国人内在的精神，“文明”是西方人外在的装饰；“文化”是精英的教养，“文明”是平民的粗俗。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西方“文明”，“文化”是反西方、反民主的。从1813年的解放到1871年的统一，普鲁士一德意志的崛起满足了德意志的民族优越感和复仇欲，“文化”一面转向政治民族主义，一面与普鲁士军国主义结合，把文化与强权结合起来，强化了普鲁士一德意志是最纯洁的、最具精神性的文化国家，注定要“拯救西方”的幻想和使命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一批精英分子提出了以“1914年观念”对抗法国大革命的“1789年思想”，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国家权力及其扩张主义正当化。辉煌的精神文化堕落为权力工具，德意志文化与德意志强权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以至于尼采在《偶像的黄昏》等论著中一再批判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意味着政治权力压倒哲学与诗；而后来担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而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杀害的拉特瑙1918年干脆提议在德语中删除“文化”一词。②在这个思想传统下，当代德国学者桑巴特指出：“区分‘文化’与‘文明’……是在面对‘1789年思想’的泛滥而表达的德国精神之一种的‘种族基本教义’，一种由德意志民族上升至种族主义的自我认识，并僵化成在第二及第三帝国主导内政及外交政策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个学科被列入‘1914年思想’的神圣行列中。只要是德意志的就是‘文化’，不是德意志的便成了‘文明’，亦指革命的法国、自由主义的英国、人权和民主的美国，概括而言，就是‘世界性犹太教’。德国在对抗整个世界，对抗世界文明。”③希特勒与大屠杀本身就是德意志“文化”的结局之一。

纳粹要员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的绞架下面，说了一句名言：“千年易逝，纳粹罪孽难消。”生活在全球化、消费化、网络化和娱乐化的当代，重温这一历史的黑暗时刻，当然有吸取历史教训、分析“文化”功过的考虑。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波旁王朝复辟，一个自由派贵族在1815年维也纳舞会上，对那些翩翩起舞的权贵们喝道：“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每当我阅读纳粹德国时，这句话总时时回荡在我的耳边。忘却过去就是背叛，但记住了过去就能克服过去吗?历史一再表明：人类似乎很少从过去的灾难中学得聪明一些。比如种族屠杀以及其他类型的屠杀就没有随纳粹远去。纳粹当然代表着历史的“黑暗”，却不是历史中的“唯一”。但如果说希特勒与大屠杀都是“正常的”，显然又违背了我们的常识。究竟如何看待七十年前的纳粹德国，我并没有确定的看法。因此也希望以此书与读者们一道继续思考。

但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我们确实应当在另一种意义上把“文化”与“文明”做一区分。“文明”与自然、野蛮相对，是人类摆脱动物状态(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甚至也不可能完成)后的理性、规范和教养，“文化”则是文明的载体与样式。这又是桑巴特的观点：“在地球上有无数分散各处的文化，有存活的，也有消失的，有文明进程略过的，也有文明进程以不同程度渗透而入的，并成了文明进程的载体。文化构成了自己基础的社会结构，但在文化的结构中，文明进程也起了共同作用。文化植根在自己的过去，在其自我认知中，基本上和过去脱不了关系，传统、血缘、土地、起源、基础。而文明进程相对而言，总是未来取向的。如果未来的概念不是末世论的话，在此便找到其务实的意义。文明进程是种发展现象，其终结目标是制造‘一个世界’，并将人类想法落实在将不同物种聚成一个全球公社上。因此，文明的进程是普遍的及全球性的。”①

七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它足以使作为一种“文化”的希特勒与大屠杀成为过去，仿佛已很遥远。纳粹罪孽千年难消，我们需要面对、需要应付的问题太多了；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希特勒及其制造的灾难，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教训的事件太多了。但除了专业学者或对这段历史特别有兴趣的读者，大多数人都不会开口“希特勒”闭口“大屠杀”。今后我或许还会再写作此类文字，但已经不为了纪念多少周年，而只是一种个人兴趣了。

以“黑暗时刻”作为书名，本意是指这里所述的人、事、物只发生于纳粹德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之中。这当然不错，但也包含了一些陷阱：似乎暴政和邪恶只是个别的、非正常的，似乎可以把人类的历史一分为二地切割为“黑暗”和“光明”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似乎人类已经把这样的事件有效地阻挡于眼前的时间与空间之外，似乎人类已经走出了黑暗进入光明，等等。所有这些“似乎”其实都不可能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纳粹时代确实是历史中的黑暗时刻，希特勒与大屠杀有其独特性。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不可能通体光明，但希特勒和他所主导的大屠杀确实不大可能重演。这是值得庆幸的，人类“文明”已越来越多地融化、渗透到各种“文化”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黑暗时刻”已经过去，各种文化都在日益文明化。

2014年11月1日

校后补记：1995年开始写作本书时，我在广州受到几位记者朋友的鼓励，还曾与其中一位深入交流过，情景仿佛就在昨天。2009年我离开广东时，本书已大体成形，虽然后来有过较大篇幅的修改和补充，但我一直将之看作是广东岁月的产品。2015年春节前夕，我为本书出版而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卢家明、倪腊松、余小华、陈娟、梁茵、钱丰等新老朋友欢聚，肖风华副社长、古海阳编辑为此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响必应之与同声，道固从至于同类。”我为本书在广东出版而高兴。感谢朋友们多年来的高情厚谊，祝愿广东人民出版社兴旺发达。

单世联2015年春雨夜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