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军著，王春法、张藜主编的《至纯至强之光(高伯龙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为高伯龙学术成长传记，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一种。传主高伯龙，1928年出生于广西南宁，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激光陀螺研制领域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取得了重大进展。本书详细叙述了高伯龙院士的学术成长历程，史料丰富，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王晓军著，王春法、张藜主编的《至纯至强之光(高伯龙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讲述了高伯龙扎实深厚的理论物理学养，在我国激光陀螺研制领域无出其右者。激光陀螺研制每取得阶段性突破和进展，高伯龙都要对实际研制工作进行深入的理论总结，并对下一步研制以及遇到的技术难关进行理论探索，从而确保了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制始终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进行，这也是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制得以不断推进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追寻高伯龙学术成长的历程，可以发现，高伯龙参与激光陀螺研究其实有着十分偶然的因素。同时，高伯龙一直以来的学术志向，也并非应用物理，而是他始终醉心学习钻研的理论物理，如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等，并期望在量子场论方面有所建树。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简介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导言

第一章 少小坎坷求学路

 幼年生活记忆

 辗转各地的小学学习

 自修初立志

 亚姨龙瑞瑛

 考取汉民中学

 父亲去世

 汉民中学学习生活

 短暂从军

 上海中学学习生活

第二章 清华园里的高才生

 甫入清华

 受教名师

 发奋学习

 政治风云

第三章 早期工作多磨难

 在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

 调到哈军工

 教员中的佼佼者

 与钱学森的“学术争鸣”

 所谓“高伯龙路线”

 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结婚成家

第四章 投身激光陀螺研究

 初到长沙

 卓越的理论建树

 讲学

 研制成功DF透反仪

 研制成功原理样机

 成立208研究室

第五章 艰辛备尝铸辉煌

 研制成功实验室样机

 镀膜攻关

 研制成功工程样机

 一举拿下“检测之王”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永不止息的科学探索

第六章 严字当头育英才

 在科研实践中培养人才

 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

 严师出高徒

 学生眼中的导师

第七章 科研历程探微

 自主攻关与对外协作

 经费问题

 打造一流科研团队

 实现一流工艺技术

 拼搏奋斗的楷模

 与疾病长期抗争

 个性与品格

结语

附录一 高伯龙年表

附录二 高伯龙主要论著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此后，高致嵩继续战斗在江湾、闸北一带，身先士卒，不幸腿部中弹。1933年伤愈后任湖北省保安团营长。1934年任浙江省保安处补充团及第三团团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高致嵩奉命率领浙江省保安处所属三个保安团驰沪参战。后该部改编为陆军八十八师二六四旅，高升任该旅少将旅长，负责保卫大场、江湾一带防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街市战、肉搏战，将日军击溃。10月，高率军转守北站一带，对敌实施夜间突袭，击毙日军甚多。11月他奉命退守南京，参与南京保卫战，防守中华门外雨花台左翼阵地。12月7日，日本侵略军第九师团挟陆空军优势火力向该防地猛攻。12日晨，日本侵略军集中飞机百余架、重炮数十门分三路进攻。高率所部奋勇冲杀，反复肉搏，终因弹尽粮绝，外无援兵，该旅官兵6000余人皆英勇殉国。高致嵩牺牲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追晋为陆军中将。1986年3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高致嵩将军为抗日战争革命烈士。”

另据《岑溪高氏族谱》记载，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岑溪高氏一族多有热血青年勇赴疆场，荣立战功，为国捐躯。

高伯龙之父高元勋亦为岑溪高氏一族引为骄傲之杰出人物。据《岑溪市志》“人物·传略·历史人物”记载：“高元勋(1896—1942)，字赞侯。归义镇谢村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曾任广西省立工程专门学校校长职。30年代初广西当局在柳州沙塘创办广西农村垦殖试验区，他负责建设施工及垦务劳动。民国24年试办区奠定规模后，他任黄绍弘秘书，先后到浙江、湖北工作。民国29年回柳州与中专学生杨绍霖合股垦办大同农场，开垦荒山造林种果，开广西知识界办农林实业的先河。”

而高伯龙院士更是近年来岑溪高氏一族口口相传的楷模人物，成为高氏一族的莫大骄傲与荣光。

回头看岑溪高氏一族的始居地、发祥地谢村。村落前临义昌江，背靠九龙山，周围田畴平沃。所谓九龙山，即九条山脉，谢村如龙口之珠，自古人称风水宝地。

据《岑溪市志》“大事记”记载：顺治九年(1652)，县内土镇张隆称宁西军门，据连城；陈选称武卫将军，据西乡、南乡；宋相国、陈奇策称总兵，分据永业、义昌(当时属藤县)。县官走避归义谢村。

据谢村老辈人介绍，当年岑溪知县因地方叛乱避居谢村，在此办公四年，并有移县址于谢村之想，乃兴土木筑墙建城，初建东西南北四门，于村内设市贸易。后形势好转乃返岑溪原县衙。故谢村格局不同于普通乡村，颇具规模。一条条用青砖和石板铺就的狭长小巷蜿蜒村中，小巷两边是高低不一的清代民居建筑，且多有雕梁画栋的豪宅大院，屡见其门楣之上有“进士”“文魁”、“兄弟拔元”的牌匾，可想见当年谢村文风之盛且多有出类拔萃者。今虽古建筑多已残损，荒废无人居，但当年气象犹存。村内保存较为完好之建筑为高大夫庙，此为高氏一族纪念入岑二世祖高熊徵所建。现为岑溪市文物保护点。高大夫庙占地近八百平方米，建筑宏阔，气象庄严，为三进大厅，第三进神厅供奉高熊徵画像牌位。其后相连有张外祖祠、御书楼等建筑。高家旧居亦谢村当年颇具规模之建筑。今高氏族裔仍有近三千人居谢村。而开枝散叶于国内、海外之高氏族裔则难以计数。

谢村村口有一小学，出入必经其侧，琅琅书声犹如天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焉知今日之童稚学子将来不亦如先贤而成为国家之英才栋梁乎？

幼年生活记忆

广西岑溪是高伯龙的祖籍地，但因为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等原因，幼年的高伯龙并没有回过老家，故对岑溪没有什么印象。高伯龙1928年6月29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市，后到梧州上小学。高伯龙记得那时他和母亲及姨妈龙瑞瑛一起住在梧州。（P12-13）

高伯龙是我国激光陀螺研究领域卓越的开拓者、杰出的领军人物，这已为我国激光陀螺界所公认。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高伯龙，我国激光陀螺研制的成功很可能还要探索更长时间。

陀螺的基本功能是敏感角位移和角速度，以陀螺和加速度计为核心，构建惯性导航系统和定位定向系统，具有不依赖于GPS、北斗系统等外部信息的纯自主导航、制导、定位、定向和姿态控制功能，应用于各种军用和特种民用运动载体。

激光陀螺是一种以Sagnac效应为基础的光学陀螺，与传统的机电陀螺相比，具有快速启动、全固态、抗冲击振动能力强、动态范围大、精度高、寿命长、可靠性好、动态误差小等显著优点，已在陆海空天等很多领域取代机电陀螺，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1960年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诞生。美国在1962年即开始激光陀螺相关研究工作，世界各国群起跟进。中国激光陀螺研究始于1963年。因激光陀螺研制涉及多项先进工艺技术，难度极大，最终世界各国均以未得到激光陀螺信号而告终，纷纷下马，只剩下美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和少量科研人员还在努力。时至60年代末，美国在激光陀螺原理和工艺研究上取得很大突破，为激光陀螺研制指明了方向，也引发世界上新一轮激光陀螺研制热潮。中国多家研究机构也重启激光陀螺研发工作。高伯龙正是在这一时期投身激光陀螺研究。

常言道，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中外历史上每一位杰出人物的产生，更有其独特的复杂的内外因素。像高伯龙这样杰出的科学家，有着曲折的求学和坎坷的人生经历，所以很难依照固定模式加以复制。但探求其学术成长历程，深入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必然会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这也是撰写本书的初衷。

高伯龙于1928年6月29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因随家庭迁徙及战乱，小学频频转学，分别入读广西、浙江、湖北等地的八所小学方完成小学学业。后又先后考取广西汉民中学和上海中学，崭露学习天分，理科尤佳。1947年在上海中学仅就读一年(高二)，即参加高考，并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录取，于当年9月入学。四年学习期间勤于读书钻研，打下了扎实的理论物理基础。因学业优异，毕业时被评为物理系该届两名优秀学生之一(另一名优秀学生为周光召)。1951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54年9月调到哈军工工作，在物理教授会任物理教员，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有口皆碑，曾于1955至1961年为物理教授会举办的青年教师进修班授课，讲授量子力学、统计物理等课程，是进修班主要负责人。其讲授的许多理论知识均为自学钻研所得。

1970年7月，高伯龙全家随校南迁长沙。1975年学校基础课部撤销，当年5月被分配到应用物理系激光教研室，从此参与激光陀螺研制工作，并开始激光陀螺理论研究。由此开启了高伯龙此后半生研制激光陀螺的征战历程。当年11月，高伯龙抱病在激光陀螺长沙会议上作激光陀螺专题学术报告，介绍国外研究进展情况和激光陀螺基本原理及有关工艺技术问题，由此确立了高伯龙在我国激光陀螺研制领域的理论权威地位。1976年1月受邀赴京在中国计量科学院讲学，随后与清华大学、中国计量科学院开始联合研制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并在讲学的基础上，撰写《环形激光讲义》(又名《激光陀螺的物理性能》)，由中国计量科学院印行全国各研制单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激光陀螺的理论经典著作。1976年研制成功测量镀膜质量的关键仪器“DF透反仪”，先后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一等奖、湖南省科学大会奖、湖南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发明奖。1978年1月，研制出第一代外腔式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当年9月研制出第二代实验样机，性能出现飞跃，并在一系列单项实验的基础上作了理论总结。1979年研制成功第三代激光陀螺原理样机。当年7月赴京参加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的全国惯导与激光陀螺会议，当选会议领导小组副组长、激光陀螺分会议主席。会议确认了国防科技大学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原理样机的领先地位。1979年晋升为教授，为研究生开出“激光物理…‘激光陀螺”等课程。当年12月，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实验样机赴京表演展出一个月，钱学森观看表演并给予勉励支持。1981年9月，参加激光陀螺苏州会议，担任会议主席。会后即赴京为国防科工委全体干部作激光陀螺学术报告。当年10月，经钱学森作出专门批示和校党委批准，环形激光研究室由应用物理系204教研室分出，组建环形激光研究室(208研究室)，翌年2月校党委任命高伯龙任该研究室主任。1982年招收军用光学专业第一批研究生，担任导师。1984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军用光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担任导师。当年，激光陀螺性能样机通过国防科工委组织的专家鉴定。1986年向航天部三院提供3个外形缩小了的外腔型整体化四频激光陀螺样机，被三院制作成一台捷联式惯导系统，在三轴摇摆台上实验性能良好。

1991年11月，“863”主题专家组在国防科大召开“内腔式四频差动激光陀螺立项评议会”，对208研究室激光陀螺研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建议立项，给予经费支持。这次会议是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团队的重大转机，科研条件全面改善，研制进度明显加快。此后仅一年时间，激光陀螺攻关即取得显著进展。随着一系列工艺技术获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镀膜攻关成功，高伯龙所率领的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制团队，在经历了近20年的艰难曲折、困难重重的攻关后，终于收获了丰硕的果实。1994年10月，全内腔绿(黄橙)光He-Ne激光器通过鉴定，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第三个掌握这种制造技术的国家；当年11月，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鉴定。这两项重大科研成果于1995年分别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

国防科大校报原总编、编审王晓军应邀加盟，主要负责访谈和研究报告撰写。课题组除在本校开展有关工作外，还前往高院士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广西岑溪、桂林、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学校、科研院所、地方档案馆，进行知情人采访和各类资料采集，尽力详尽搜集有关资料。此一过程的具体情况，后记中有较为详尽的介绍，恕不在此赘述。但最大的缺憾是传主本人对“树碑立传”之事素不热心，仅允准采访两次，不足10小时。却也因此造成了本传记的一大特点，即更多地依据知情人访谈、各类档案史料和有关公开出版物等翔实的材料，梳理传主学术成长经历，展示其主要学术成就和品格精神，而非主要凭借传主本人的回忆讲述，从而体现出更强的客观性。这也是书后所附“参考文献”中档案类材料达60余份之多的原因。

经过多方努力搜求及一些幸运的偶然，对高伯龙人生各阶段均获得了相关档案史料和知情人访谈等重要采集成果。其中相当多的内容，传主本人在有限的访谈中并未提及。正是这些采集成果支撑了研究报告的撰写。如档案中传主本人写于1952年的自传，对其时传主24年的人生经历作了较为详尽的回顾和介绍。而在广西采访时所获得的《高氏族谱》《岑溪市志》和《任中敏与汉民中学》忆文集，在上海采访时所获得的两本上海中学校友忆文集，在清华大学采访所获得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物理八十年》《春风化雨——百名校友忆清华》等书，以及档案中有关传主在中国科学院、哈军工工作期间的若干重要史料，为撰写引子和前三章提供了弥足珍贵且真实可信的依据。访谈当然也是本书内容的重要来源之一。访谈对象除传主外，还有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制团队主要成员、高伯龙的学生、早期合作者等共30余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朱起鹤，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莪，清华大学教授张书练，国防科大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秦石乔教授，该院激光陀螺研究所所长罗晖教授、高级工程师丁金星等高伯龙历史和科研情况的重要知情人。访谈录音经整理总计27万余字。可以说，所有访谈都是极其重要的，对全面了解各个时期高伯龙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长情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息。尤其必须提及的是，有关激光陀螺研制科技档案的获得，为撰写本传记相关章节(第四至第七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其中包括项目申请书、开题报告、攻关实施方案、科研合作协议书、研制报告等。经筛选整理，本书所涉及的科技档案材料共60余份，近19万字。细细爬梳这批科技档案，已然隐现激光陀螺研制的历史脉络。且多份档案材料由传主亲自撰写，其中不乏具体生动的研制过程介绍，极大地弥补了传主访谈之不足，故而尤其珍贵。当然，要把这些档案材料所提供的信息有机融入各章，还需要下一番梳理斟酌取舍的功夫。随着资料采集工作和研究报告撰写的不断深入，我们仿佛一步步走进高伯龙的坎坷人生奋斗历程和内心世界，对高伯龙院士的景仰之情更为强烈。

本传记共七章。主要按照传主人生经历的时间线索构建写作框架(第一至第五章)，同时辅以专题研究(第六、七章)。这样的框架形式是在撰稿过程中不断思考斟酌形成的。主要的考虑是，这样更便于全面地充分地展现传主在科研、学术、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业绩和特点，使各章内容更加眉目清晰、重点突出，同时能深入探究传主科研历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本传记严格按照采集工程“内容真实、论从史出”等写作要求，摈弃所谓文学性的想象和描写，所述内容均严格依据史料和访谈。这一点，前面已有所提及。而作为我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史论结合”方法，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各章均有所体现。而所论者，主要是分析史实所透露出的信息，阐发其意义和价值，使读者更加明晰地了解传主的价值取向、学术造诣、人生追求和杰出贡献。限于篇幅，恕不在此举例说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会有所体悟。

承蒙高伯龙院士所在国防科技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领导的信任，邀我执笔撰写高伯龙院士学术成长传记。初接该学院领导约我撰稿的电话时，并不知有“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此一浩大之举，更遑论知其重大意义和具体要求。及至2012年11月参与上海会议，经现场观摩聆听该工程首批结题单位之汇报答辩、专家组各位专家的评审意见，方知其要求之高、难度之大。如今回头一想，若事先知其轻重深浅，或不致贸然应承撰稿之事。

自上海会议后，心情便沉重紧迫起来。而负具体组织筹划之责的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徐晓林同志亦多次召集采集小组工作会议，具体研究部署校内外采访、各类资料收集整理等工作。至此，各项工作始进入紧锣密鼓实施阶段。而传记的撰写则必须以资料尽可能收集完备为前提。大致结束校内采访之后，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政治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和旭同志带领采集工作小组部分同志王晓军、徐玉海(摄像)、赵志鹏，于2013年1月14日启程赴广西岑溪谢村高伯龙院士老家采访，后至桂林，采访高伯龙院士曾就读的中学、小学及中学校友，并于桂林市档案馆寻得若干资料。3月12日，刘和旭复率采集工作小组成员王晓军、周升、周富敬(摄像)往杭州、上海、北京等地采访。此次采访成果更丰。于杭州天长小学、上海中学、上海市档案馆等处皆得重要史料，而在京有幸采访到朱起鹤院士、何祚庥院士等高伯龙院士的多年同事、大中学校友多人，亦于国家图书馆查得有用资料。清华大学宣传部、物理系、校史馆均热情接待，并提供珍贵史料。在湖南图书馆亦查得相关史料。加之校内采访及高伯龙院士前任学术秘书张梅博士提供的电子版、纸质档案材料，撰写传记之前期准备工作大体就绪。虽仅得允采访高伯龙院士两次，不足十小时，却亦更显珍贵。

然撰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自始至终未有一蹴而就之快意。因撰稿者究非激光陀螺研究中人，其曲折历程、其艰深理论、其复杂工艺技术等等终觉隔膜，更时受资料匮乏之困扰。好在近半年终日钻研资料，细读访谈，浸润其中，虽多遇阻滞，亦能有机连缀成篇，间或据事有所阐发。查日记所载，4月2日始动笔写第一章，12日毕。14日撰第二章，5月10日毕。其后作资料准备，至5月24日始撰第三章，6月9日毕。此时从张梅处再得极为珍贵的电子版及纸质科研档案资料，皆为后面各章撰稿所需。乃一一清理归类，纸质者且需一字一字录入电脑。此资料整理工作竟费去50余天功夫，录入电脑者达20余万字。暑假期间碌碌于此，身心俱疲，且染荨麻疹，又逢50日无雨酷暑，甚苦。然亦为后面各章撰写奠定了扎实基础。8月1日始撰第四章，11日毕。16日始撰第五章，其间该章结构亦作变更，将其中一节扩为第七章。第六章反是最后写成的。全稿初成后又从头梳理，各章皆有增删改动。大致定稿已至10月12日。延宕数日始撰结语、后记，后又充实修改年表，选配图片。至此，承担的工作基本完成。虽不敢言“殚精竭虑”，然亦确常“寝食不安”。且愈近终稿，心愈忐忑，因不知能达要求否。若非，则有负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领导之信任，有负采集工作小组之期望，亦负撰稿者本人半年孜孜之劳碌。

回顾历时约两年的资料采集工作，课题组曾数度向采集工程专家组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聆听专家意见，不断改进完善有关工作，并于2013年11月如期通过专家组的结题答辩，获“良好”评价。至此，高伯龙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也算较为圆满地完成了采集工程所赋予的任务。在此，要衷心感谢组织策划、采访事宜协调、提供资料、据采访录音整理出文字稿的诸多同志。如丁金星等多年跟随高伯龙研制激光陀螺的团队成员和秦石乔、罗晖等高伯龙院士的学生以及校外诸多老同志欣然接受采访，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回忆资料；如刘和旭为两次校外采访做了大量联系协调工作，并在率队外出采访期间根据情况变化果断作出调整安排；如激光陀螺研究所协理员滕庆华，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政治办公室干事马金铭、赵志鹏，均为校内采访做了大量计划、协调、联系事宜；如高伯龙院士的前任学术秘书张梅博士提供了大量档案资料；如高伯龙院士的现任学术秘书饶谷音博士撰写提供了高院士论著内容简介和高院士部分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摘要；如高伯龙院士的学生王国臣博士、袁保伦博士分别撰写提供了高伯龙院士研制空间四频激光陀螺、旋转式惯导系统等有关材料；如国防科大研究生院吴丹同志提供了高院士历年培养的学生被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名录；如何思洁、孙亚莉等同志分别承担了将采访录音整理成文字稿的工作。另外，国防科大校报编辑部的张龙同志也在资料收集等工作中提供了支持帮助。没有上述各位领导和同志的具体支持和帮助，仅凭撰稿者一人之力，断难完成如此繁重之任务。

此次参与高伯龙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的工作并承担研究报告撰稿任务，收获体会良多。而最大的感受乃是由对高伯龙院士目渐加深的了解，进而对他的学问、品格、贡献产生由衷的景仰。唯愿中国科技界涌现愈来愈多像高伯龙院士这样学问精深、矢志报国、始终不渝的一流科学家。如此，中国立于世界科技发展潮头之日可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可期。

王晓军

2013年11月30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