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谱《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正义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据天下言之为太平德洽，据王室言之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泽，即是颂声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纣，虽屡有丰年，未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摄政，修文王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毕臻，然后为太平德洽也。《书叙》“既黜殷命”之后，云“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王命唐叔，归公于东。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摄政之初，嘉禾生也。《书传》曰：“三年践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自此之后，无复征伐。《易》注云：“行诛之后致太平，自三年数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营洛，以观民心。”《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书传》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烈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书》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此之谓也。”如《书传》此言，则周公以三年太平即应作礼乐，但为优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礼乐自优游未作，颂声乃人志所为，制礼之前，颂已作矣，故《周礼·太师》“教六诗，六曰颂”。《乐师》“帅学士歌彻”，谓歌《雍》也。制礼之时，得取颂诗为乐，是制礼之前有颂也。制礼之后，民俗益和，明颂声乃作可知，故总云：“其作之时，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传群书称“成、康之间，四十馀年，刑措不用”，则成王终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礼乐新定，其咏父祖之功业，述时世之和乐，宏勋盛事已尽之矣，以后无以过此，采者不为复录。且检《周颂》事迹，皆不过成王之初，故断之以为限耳，不谓其后不得作颂也。故曰“成、康没而颂声寝”，不废康王之时乃有其颂，但今诗所无耳。雅不言“周”，颂言“周”者，以别商、鲁也。《周》盖孔子所加也。何则？孔子以前，六诗并列，故太师教六诗，是六诗皆别题也。《书叙》列《虞》、《夏》、《商》、《周书》各为一科，当代异其第。则《诗》本亦当代为别，《商颂》不与《周颂》相杂为次第也。周诗虽六义并列，要先风、雅而后颂也。见事相因渐为，《商颂》不得在《周颂》之上，闲厕之也。《商颂》自以配乐，当如乐，贵者用前，贱者用后，不可以先伐之颂，在后代之下，必是独行为一代之法。《国语》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若在周诗之中，则天下所共，不须独校于周之太师也，明不与周诗同处矣。商既不杂于周，不须有所分别，则知孔子以前未题周也。孔子论《诗》，雅、颂乃次鲁、商于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鲁谱》云：“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之王者后。”《商谱》云：“孔子录诗，列之以备三颂。”是《商颂》者，孔子列之于《诗》末也。既有商、鲁须题周以别之，故知孔子加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