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早年学思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晚明以降以至于明清之际可以说是继先秦、两宋之后的又一座高峰，而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又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农历八月初八，黄宗羲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黄竹浦。为家中长子，其父黄尊素(1584—1626)，字真长，号白安，母姚氏。黄宗羲七岁时，父亲黄尊素中进士，次年授安徽宁国府推官，后任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他的少年时代，基本在宁国、京师等地的随父外任中度过。少年时期的黄宗羲并没有在事关举业的“正经功课”上表现出太多过人之处，相反倒是对小说演义等“闲杂之书”表现出浓厚兴趣。黄宗羲晚年回忆，其时年十四随父在京时，“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熟睡，则发火而观之。”孩子的一举一动自然逃不过细心父母的眼睛，“一日出学堂，忠端公见其书，以语太夫人，太夫人日：‘曷不禁之’？忠端公日：‘禁之则伤其迈往之气，姑以是诱其聪明可也。’”父母的开明，给了少年黄宗羲充分发展自身才智兴趣的空间，而这也对他未来的思想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无忧无虑的少年岁月转瞬即逝，黄宗羲十七岁时，重大的家庭变故在风雨如晦的时代中骤然来袭。明天启五年(1625)，东林党人在与魏忠贤阉党的政治斗争中失势，作为东林重要成员的黄尊素亦被削籍罢归，次年被捕入京，下诏狱，六月被害。天启家难，虽是黄宗羲一生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却也在无形中对其学术路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黄尊素被执入京前，遗言嘱咐黄宗羲须多读史书。天启六年(1626)，黄尊素罹难于诏狱，门生徐石麒渡江来吊，教以读史之法，日“学不可杂，杂则无成，毋亦将兵农礼乐，以至天时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以佐庙谟、备掌故者，随其性之所近，并当一路，以为世用张本。”父亲与师长的教诲，使得黄宗羲改变少年时代泛滥驳杂的读书习气，开始系统研读历代史书，“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
天启家难带来的另一学术因缘是黄宗羲与刘宗周的结识。黄尊素被逮临行前，命其师事同乡挚友、理学大师刘宗周(1578—1645，字念台，号蕺山)。这段师生缘，将对黄宗羲后来的学思历程产生深刻塑造。刘宗周的学术思想一方面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另一方面也对阳明后学末流的玄虚、情肆之弊深有反思，主张以慎独、诚意之学修正良知之教。在挺立个体精神的同时维系道德价值。不过，心性之学的深微显然不是初谙世事的少年黄宗羲所能充分领会的，只有在经历了人生的磨砺之后，老师的道德性命之教在他那里才完成了从“闻见之知”向“德性之知”的转化。不过，刘宗周对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却并不是在桑海之后方才发生的。
崇祯七年(1634)，黄宗羲服侍刘宗周从嘉禾经水路返回杭州，在这段旅程中，发生了一件令他终生记忆深刻的故事：
陈畿亭以《与绍兴守书》呈先生，先生览毕付羲。其大意谓：“天下之治乱在六部，六部之胥吏尽绍兴。胥吏在京师，其父兄子弟尽在绍兴。为太守者，苟能化其父兄子弟，则胥吏亦从之而化矣。故绍兴者，天下治乱之根本也。”羲一笑而置之，日：“迂腐。”先生久之日：“天下谁肯为迂腐者？”羲惕然无以自容。
少年意气的黄宗羲，此刻对于道德性命之教当然难有深刻体认，故不免对此付之一哂。陈氏之论固不乏迂阔，然而刘宗周的用心显然不在就事论事，而是意在点拨青年弟子留意天下治乱兴亡背后的道德人心之本。作为在崇祯一朝三起三黜、位列七卿的重臣，刘宗周对于大明王朝社会积弊的复杂性显然有着深刻认知。此番提点对于年轻气盛的黄宗羲而言实有棒喝之效，以至我们看到，这段故事在多年之后仍被其反复提及。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