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众城著的这本《此邦犹是旧山河--浑源近代轶事》全景式地展现了人物的主要事迹，不溢美，不隐恶，客观冷静地呈现出事件的时代背景和来龙去脉，极少有主观推测与评判。作者文风严谨，史料翔实，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结果都交待得非常精准，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文笔流畅，通篇没有艰深僻涩之语，不至于让人看不懂或产生歧义。

韩众城著的这本《此邦犹是旧山河--浑源近代轶事》以清末民国时期浑源文化、商业名人的成长及经历为主要内容，辅以浑源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再现乡贤风范，敦实地域文化。既是当地文史资料的重要补充，也是对浑源乡贤文化的诠释和传播，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序一／李锐锋

序二／王继武

序三／荣友书

第一部分：人物传记

 光绪进士孙秉衡家族佚事

 清代遗老——赵国良事略

 清末侠商赵子青掠影

 民国浑源的著名缙绅——张官

 说不尽的田应璜

 声名显赫的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

 山西近代文豪郭象升

 郭象升和浑源之缘

 风雨飘摇史标青

 于润沧院士侧影

第二部分：栗毓美家族纪事

 河帅栗毓美纪事

 清代大教育家常安世老夫子事略

 栗毓美和恒麓书院

 栗毓美之死

 拂去历史尘埃后的栗耀

 民国风云人物栗逎敬

第三部分：王荩臣家族纪事

 清末名儒王尊贤事略

 浑源最后一位进士——王荩臣

 浑源县民国教育家王亲臣纪略

 发明家王道平

 著名经济学家王大用

 王荩臣和郭象升的交往

 王荩臣与李庆芳的交往

 王荩臣和元音琴社

 王荩臣和于右任的隔空之交

第四部分：史事钩沉

 顺治年间的浑源屠城事件

 民国元年“铁锹会”暴动始末

 浑源义和团运动纪实

 新学堂和“旧浑中”

 恒岳显灵的陈年旧事

 国民军和晋军在浑源征战始末

 奉军和晋军在浑源征战始末

第五部分：遗迹探幽

 浑源的“灞桥”——摩天锥

 双松寺寻古

 恒山的《北岳全图》碑刻

 一通珍贵的重修悬空寺碑

 梁思成的悬空寺之行

 一幢特殊的古建筑——晴远楼

 远去的地标性建筑——烈士塔

附录：他坐在轮椅上写下近500篇民国史博文——记浑源历史文化的研究人士韩众城《山西晚报》记者梁成虎

跋

光绪进士孙秉衡家族佚事

有清一代，山西大同府共取录科举进士30人。其中，大同府城考取了9名进士，遥遥领先，其他名额被下辖的8个州县瓜分，浑源州考取了6名进士(宣统年间新学进士未列在内)紧随其后。由此可见，浑源州在大同府中是仅次于府城的文化重镇。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王朝，进士和举人的多寡代表了地方的文化发达程度，塞北大同属文化欠发达地区，浑源州虽仅考取了6名进士，但与周边州县相比，已经是独领风骚，傲视一方了。浑源这6位进士，上启道光二十一年的常山凤，下止光绪二十一年的孙秉衡。在本文中，笔者仅就了解的一些史料，对光绪进士孙秉衡及其家族作粗略记述。

孙秉衡(约1873-约1945)，浑源城关(一说浑源花疃)人。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孙秉衡赴太原的山西贡院应乡试中式，获授甲午科举人，乡试同年有著名乡贤田应璜。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孙秉衡与同乡举子张官、田应璜、王暨和、柴淇、栗国聘、傅倬等人赴京应会试。会试由礼部在顺天贡院举办，共考三场，分别是三月初九、十二、十五共三日，阅卷时间定为一个月，四月十五日公布录取的贡士名单。

会试结束后，18省举子在北京等待发榜，中日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突然传至，应试的举子群情激愤。其时，有正义感的京官纷纷组织赴京会试的本省举子联名上书，经都察院上呈光绪皇帝。据查，这个时期的上书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各省举子多达1555人次。

在这次上书潮中，山西籍京官在山西会馆组织了本省举子的上书活动。在支持维新的朝廷大员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举子的影响下，在户部主事谷如墉等山西京官的组织下，住在山西会馆的山西举子们聚而议之，推谷如墉代为起草条陈，上书以谏和议。

此次山西公车(公车为举人别称)上书，名义是由山西崞县举人常曜宇发起，奏折名为《常曜宇等山西举人条陈》，联署的举子多达61人，其中就有孙秉衡、傅倬、张官、田应璜、王暨和等浑源籍举人。这份呈文由省籍京官指领，上递到都察院，再由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领衔呈递给光绪帝。

呈文的具体内容为：

山西举人常曜宇等呈文具呈：

山西举人常曜宇、贾大中、陈运丙、曹佐武、张宪文、丁体仁、张綮、刘汉阳、傅倬、傅侃、传枚、马蕃、张朴、解宝树、魏宇、王祝三、丁士廉、丁伦、张官、田应璜、王暨和、柴淇、孙秉衡、栗国聘、王藻虞、荀友楷、宁绳武、崔养锋、崔养锐、展成章、冯文瑞、粱志仁、李鉴堂、王守让、王绍珪、王建官、李希愿、吴文吉、冯俊卿、牛凌霄、李树峤、黄鋆田、庞映青、孟庄、籍兰溪、刘廷钧、胡玉堂、陈裴然、张贯文、张三铨、梁克缓、王发源、王学会、常麟书、任浩、岳亮采、刘学易、孟步云、申应枢、乔佑谦、王芝兆等，为和议未可遽定、机宜未可少失，恳请代奏事。窃闻倭夷就抚，中国于所失之地概置不问，赂以巨款、复割台湾一省畀之，不胜骇异。旋闻台湾臣民执“效死勿去”之义，俄、英、美三国亦有助我剿倭之请；此诚难得之时、可乘之机。若察之不真、赴之不速，祸变之兴亦有旋至立睹者，不可不熟思而审处也。

请先就台湾论之。唐景崧之忠、刘永福之勇、林维源之义，久为中外所共推；而不知三人之情势，固自不同也。唐景崧以儒臣膺疆寄，所欲忠者国耳。朝廷允其所请，竭股肱之力为国家效命，其素志也；即不允其所请，亦惟有奉身而退已耳，甚则赍志以殁已耳，无他恋也。刘永福以中国流氓据越南尺寸之地，与法人血战累年，未经败衄；泰西各国，目为奇人。其慕义来归，亦欲为国家效鹰犬之力，稍抒其胸中奇略耳。熊虎之姿，其能一日忘搏噬哉！然地非久处、兵非旧部，受诏而归，仍不失专阃大员。唐景崧素得其心，断不至遂成决裂。所最难措置者，独林维源耳。以彼族大宗强，膏腴数百里，子弟、族姓、家仆、佃户数千人，将令其携眷而归耶，彼将仰食于何所也？将令其裂冠毁冕而为异域之民耶？无论谓他人父、谓他人母，断非林维源所甘心；恐倭人亦未必能容之也。P2-4

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韩众城的遭遇。看到他一直进行家乡浑源历史的研究工作，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真的很不容易。如今，他将近年来撰写家乡历史的文章结集，邀我为之作序。盛意难却，简单地写些文字，嘉许一下这位在历史研究道路上笔耕不辍的年轻人。

浑源在晋北是个大县，清朝、民国期间，出过栗毓美、田应璜、荣鸿胪等历史名人，在山西政界有着一定影响。他们大都是杰出的浑源乡贤，曾经在历史舞台上演绎过精彩的篇章。由于年代久远，他们留给世人的印象并不清晰，有的人甚至已被遗忘，实在令人遗憾。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的挖掘整理，是地方文史研究者的义务和责任。韩众城酷爱历史，尤其对近代史情有独钟，他将家乡近代史作为研究方向，几年下来，汇集了四十多万字的手稿，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说：“时代的转变愈快，被人们忽略的史实愈多。若当时的人不予以记载，则后起的人更无从知道，无从了解。这种忽略和遗忘都是人类很大的损失，因为在不断的历史的过程中间，以往的经验，正是后来的教训。”历史的记录大都由官方机构来做，但一些伏身于民间的人士借地利之便，凭着自己的兴趣铢积锱累，往往有不俗的表现，成为研究地方史学的重镇，韩众城就是如此。

我是晋东南人，却与浑源有一定的渊源。我们家在“文革”时被下放在大磁窑村，在那里度过3年多时间。我的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70年7月下放到位于大磁窑村的恒山电厂。我家除我在外当兵没有去浑源，弟弟、妹妹4人全部随父母去了农村。父亲是恒山电厂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但并没有什么特权，指挥部在大磁窑村找了个破庙让我家人住。那个庙破败不堪，四面透气，1972年秋天下了一场雨，发大水，居然将庙后墙冲了个大洞，幸好破庙没有倒，人没事，把全家人吓得够呛。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1973年，父亲调到大同；1975年，父亲调回省委宣传部，结束了下放生涯。

2011年3月至8月，我率领山西省委巡视二组在大同市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巡视工作。在此期间，我去大磁窑村特意看了看那座破庙，还是那么破烂不堪，村容村貌甚至还不如七十年代，基本上没什么发展。那也是我最近一次去浑源。

“文革”的下放，使得我家和浑源有了特殊的机缘，我也对这个塞外名县多了一份关注和兴趣。这次，看到韩众城写的《浑源近代轶事》，勾起了我心里埋藏的陈年往事，就此记录下来，权当对浑源的纪念。

将日常琐事关联在一起，可以组成一幅丰富的历史画卷，发见一个时代的众生影像，反映一个国家及地方的重大变迁。韩众城的撰述便是这样。他用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将掌握的历史材料进行分析汇总，客观地陈述浑源过去发生的事件，探索人物的发展轨迹，力求呈现历史的原貌。这是难能可贵的。

搜集资料不易，撰书成文也难，可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记述，来感受隐藏在文字里面的历史律动吧。

李锐锋

2017年6月于太原寓所

(李锐锋：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山西省农村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2014年的一天，我与父亲在家中闲谈。父亲无意问说的一句“赵国良写大字，圪溜把弯有劲气”引起了我的兴趣，经询问得知，赵国良是清末民初浑源的书法家，有“小军机”之称。从那时起，我开始以研究的角度留意起浑源近代的历史人物，以及浑源古城的建筑遗存。

浑源在清代为州，民国为县。清代、民国时期，浑源最后一部地方志《浑源州续志》由知州贺澍恩于光绪七年(1881)编撰，从那时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浑源因朝代更替和战乱的影响，再没有修过州县志史。好在光绪七年距现在仅130多年，年代相隔不是太远，一心一意挖掘浑源旧事，倒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

此后三年间，我追寻乡贤的遗迹，撰述家乡旧事，累积了40余篇相关文章。我一直埋头于历史研究之中，及至探出头来，看到篇目数量如此之多，自己都觉有些吃惊。有朋友建议说，为了方便阅读，应该将这些撰述结集出版，也可作为笔者这几年研究成果之总结。初闻此言，我并未在意，讲同样话语的朋友多了，觉得应该郑重面对，这才有了出书的打算。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外忧内患不断、国内战争和抗击外侮不断的特殊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先后有清室覆亡、民国肇建、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浑源发生过什么事情，经历过哪些变化，浑源的乡贤们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一直是我思索的问题。于是，我将家乡近代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浑源有关的人和事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故书名日《浑源近代轶事》。

在我所写的乡贤人物中，绝大多数都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王荩臣(字念祖)无疑是最为典型的一位。在家乡，有关念祖先生的事迹流传甚广，但我限于准确资料的缺乏，一直没有成文的打算，直至在网络中偶遇念祖先生的嫡孙女王静若女士。王姐是位有心人，她对祖、父辈的遭遇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保存了很多富有价值的家族资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微信上讨论她祖父的人生经历、亲人故旧、学问诗文、胸次抱负，我们一起为她祖父感叹、忧伤乃至流泪，常常恍惚间回到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

在王姐的鼓励下，我试图将念祖先生的一生客观地记录下来，以纪念这位乡贤大儒。在写念祖先生的小传时，我们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王大年先生、张德恒先生、王道圣先生、王元春女士等人相继提供了《王念祖诗集》、《请奖奏折》以及家族资料方面的帮助，使我获益匪浅，特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感谢。念祖先生是一位有着多重身份的历史人物，为了呈现他的真实形象，我先后将他的小传大修过4次，小修则不计其数，足以见成稿之艰辛。在数次增修删改的过程中，王姐始终是第一位读者，她不但提供了很多珍贵回忆和实物资料，还提出各种见解和修改建议，王荩臣系列文章的最终完成，至少有一半功劳要归之于她。

田应璜是清末民初时期声望最高的浑源籍人物，他与“山西王”阎锡山的关系非常密切，是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领袖，一度权倾朝野。可是，田应璜的生平事迹在《浑源县志》(1999年版)中记载寥寥，与他显赫的身份极不相符。有鉴于此，笔者从网络上探幽索微，爬梳出不少与他有关的历史事迹。感谢晋宏志先生，提供了《田应璜祭文》等珍贵史料；感谢田应璜曾孙田时隆先生，提供了外人难得知晓的家族信息。多方资料的汇集，搭建起《说不尽的田应璜》的骨架，再经过笔者的分析归纳加以提炼，田应璜的形象得以较为完整地呈现。

清末民初，田应璜是走出浑源的声望最隆者，张官则是留居浑源的声望最隆者，也是浑源乡绅的代表性人物。在那个社会急剧转型的年代，几乎与浑源有关的任何重大事件，里面都有张官的影子。“公车上书”，他曾为倡导者；“义和团”运动和“铁锹会”暴动，他是参与者；“旧学”改制“新学”，他是策划者；“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建立，他是必邀者。可是，这样一位名震浑邑的乡绅，在浑源的志史中居然没有他的人物条目，委实令人遗憾。如今，我将他的事迹整理出来，借以了解那个时代家乡的社会形态。感谢张官后人张友君先生、张顺先生、张耀辉先生提供的家族信息，尤其感谢恒麓小生提供了家传藏品——张官墓志铭文。

恒麓小生的祖父是浑源名画师耿建瀛。耿建瀛善绘事，喜收藏，与浑源书法大家赵国良亦师亦友。赵国良与张官是莫逆之交，又是张官墓志铭文的书丹者。耿建瀛可能因为仰慕赵国良精妙的书法，顺便拓了张官的墓志铭文。耿建瀛于1966年去世，时逢“文革”，耿家人怕受到连累，在夜深人静时将家里的书画藏品偷偷烧掉。每天烧一些，连烧了20多天，几乎将大书房里的东西烧了个精光，仅留下为数不多的几幅，就有张官的墓志铭文。如今，蒙恒麓小生不吝见示，此珍贵的墓志铭文得以重见天Et，实属万幸！在此谨对恒麓小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类似的感人事件，不一而足。比如，栗毓美后人栗永德先生提供的家族信息，孙秉衡后人梁艳萍女士提供的家族信息，赵永江先生提供的李庆芳资料，刘飞先生提供的史标青资料，均给予我巨大的支持，特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历史是继续的，本书虽以近代史为重心，但难免有上延或下伸的部分，这一点希望读者给予理解。栗毓美是浑源大名人，其生平事迹属于近代史的上延部分，因栗公名气太盛，固将他与他家族的一些往事载人，以方便读者了解。

此外，我还将一些单独阐述某些历史事件和遗迹的文章，汇编成“史事钩沉”和“遗迹探幽”两个部分，以求对浑源历史作另一种形式的解读。

感谢我的爱人和儿子，他们在生活上的支持，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使得我能够心无旁骛，专心于喜爱的历史研究工作。

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没有他们在背后默默地大量付出，就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父亲退休前在浑源教育界和县政府多个部门工作，曾任过数届县政协委员，参与过一些浑源志史的撰写和编辑工作。父亲一生未离家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浑源历史耳熟能详，几十年来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为我研究浑源近代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父亲是我最忠实的读者，我每写一篇有关家乡历史的文章，他必精研细读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让所用语句尽量符合当时的语境，所阐述观点鲜明且具有普遍性。我在文章中写历史人物时难免有对政治运动的记载，比如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王家祖宅被征用为“大食堂”，念祖老夫妇搬至对门院的两间房子居住，我用了“勒令搬出’’的字样，父亲坚持说应该用“按大队的指示搬出”，让我不要偏激失言。父亲反复要求我要有大局意识，不要跟风乱说，落笔要谨慎，写历史必须客观，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对文字的把握要求。

父亲出生于1936年，已是一位耄耋老人，但他为我这部书稿所付出的辛苦，不亚于恪尽职守的值班编辑。在书稿校勘时，他将全部文章逐段审查，将需要修改之处用铅笔标出。第一次校稿时，他发现了100余处舛误，然后守着打字员一处一处地改正，打印出来后再进行第二次校稿。两个月来，经过三四次这样的反复检查，基本上再看不出什么了，父亲这才稍感满意，同意打印几册样书出来。父亲的大力扶持，帮我完成了不少本该我做的繁琐工作，使我得以轻装出发，稳步前行。感谢卫洪平先生、杨志文先生、王茂盛先生、李淳先生、张德恒先生、张富先生、晋宏志先生、吴宝华先生给予的关怀和资料方面的帮助。

感谢王海生先生、姚瑶女士、常永霞女士，他们不畏繁琐，用专业的眼光对本书精加校勘，攻讹伐错，保证和提高了拙著的质量。

感谢李锐锋先生、王继武先生、荣友书先生精心作序，感谢王震南先生题写书名。你们的诚挚眷注和鼎力支持，使得拙作为之生辉，更给予我极大信心，衷心铭感，何敢言忘。

感谢张继红先生的深切关怀和殷殷厚望，先生对三晋文化的使命感、担当感，令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谨在此表达对先生由衷的谢意。

本书在付梓印行之际，友人提议应将“浑源近代轶事”作为副书名，另置一个主书名以适应出版发行的需要。经多方斟酌，我决定将“此邦犹是旧山河”作为主书名，行之于世。

“此邦犹是旧山河”出自于念祖先生的《赠故人程砚秋》一诗。诗中写道：“一别金台又几春，重闻法曲若通神；坐中纵有三千客，谁识何戡是故人。汾水西风日夜流，灯前一曲小梁州；恍如白发谈天宝，零落人间麴部头。此邦犹是旧山河，檀板无妨十日歌；若问当年曾顾曲，贞元朝士已无多。”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京剧名伶程砚秋一行赴太原进行赈灾义演，观者空城。孰料演出之际，“事变”起矣，当局震惊，恐影响防务，严令将程驱逐出境，程砚秋一行遂借道大同辗转回京。念祖先生与程砚秋从前在北京有旧，此时又在太原相见，正值形势突变，感慨万千，遂有赠诗之举。

我在本书所写均为“旧山河”之事，“此邦犹是旧山河”又是念祖先生之诗中佳句。反复吟诵，格外喜欢，故取而用之，当作书名。

韩众城

2017年7月8日于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