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并分为81章。

《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老子的《道德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一座彪炳千秋的丰碑，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经（阅读无障碍本）》共八十一章，约五千字，分为上（《道经》）、下（《德经》）两篇。着重“言道德之意”，是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主要经典，内容富赡，思想深邃，说理透彻，思想辩证，文字隽永，堪称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全书虽然短短五千言，却体大思精，胜义跌呈，妙语连珠。

导言

道经

 一章

 二章

 三章

 四章

 五章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章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

 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二十章

 二十一章

 二十二章

 二十三章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二十六章

 二十七章

 二十八章

 二十九章

 三十章

 三十一章

 三十二章

 三十三章

 三十四章

 三十五章

 三十六章

 三十七章

德经

 三十八章

 三十九章

 四十章

 四十一章

 四十二章

 四十三章

 四十四章

 四十五章

 四十六章

 四十七章

 四十八章

 四十九章

 五十章

 五十一章

 五十二章

 五十三章

 五十四章

 五十五章

 五十六章

 五十七章

 五十八章

 五十九章

 六十章

 六十一章

 六十二章

 六十三章

 六十四章

 六十五章

 六十六章

 六十七章

 六十八章

 六十九章

 七十章

 七十一章

 七十二章

 七十三章

 七十四章

 七十五章

 七十六章

 七十七章

 七十八章

 七十九章

 八十章

 八十一章

附录 老子传略

二章

导读

本章按其内容，可以区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前一个层次主要阐述天地万物之间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老子看来，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本质属性，存在或消亡，困难或容易，修长或粗短，高尚或低下，超前或落后，等等，都是通过相互对立、相互比较而得以体现，得以存在的，彼此之间并无绝对的标准，即常言所谓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有一方存在，另一方也得以存在。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这种事物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基本观点，正是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表明老子是以普遍联系、矛盾统一的眼光与方法去观察自然之道，认识社会现象的。这种对立的矛盾统一观，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不是孤立的。如兵家孙子就同样将兵法的精髓要义概括为几个辩证统一的基本范畴，诸如：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迂直、仁诈、利害、全破等等。在此基础上，阐发有关“奇正相生”“攻守一体”“避实击虚”“积形造势”“以迂为直”“杂于利害”“反客为主”“求全知破”“仁诡统一”等一系列的重要作战原则以及方法。

本章的第二个层次是根据“道法自然”的原则，扼要准确地论述了“无为”的社会政治思想，鲜明地表明了老子顺应自然本性，反对好事无为的基本态度，因为在老子看来，追逐名利，是可悲的“妄为”，真正高明的做法是不对事物施加外在的干预，让事物顺应自然自由地发展。由此可见，老子所追求的乃是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上乘境界，“无为而无不为”，“垂拱而天下治”。

老子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与儒家的无为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儒、道都肯定无为的意义与价值，《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区别是儒、道两家实现“无为”的手段、方式、途径、终极目标却截然不同，儒家把“无为”看成是其“德治”的一种表现形态，其方式则为正心修身齐家，从而渐至“无为”；而道家则把“无为”视作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总纲领，其实现“无为”的基本途径是效法自然，顺应大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使人们彻底摆脱名缰利锁，返朴归真，回归到本初的纯粹厚朴状态。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事先给它规定的模式，这是违背事物发展的本性。我看过一个文章，讲中关的教育观念不同，美国的学生是学什么然后考什么。中国人是怎么学呢？是考什么然后学什么。考什么先定一个方法、价值，然后强迫你去学、教你怎么做。这就是考什么然后学什么。所以我们的儿童、我们的中学生年轻时大多是天才，都是国际数学竞赛金牌、银牌的得主，但到最后诺贝尔奖都是花落他家。是华人不能得奖吗？不见得，朱棣文、李远哲、李政道、丁肇中、杨振宁、高锟等人不也得了吗？无非是大陆人没有获得而已。由此可见问题出在大陆的教育体制违背自然，拔苗助长。

建设好的大学，这是强行定下来的目标，口号是十年或多少年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现在北大、清华，还没有进一流呢。可是让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一挑战，还仅仅是招生环节的挑战，就有变成国内二流之虞，且不要说世界一流了。世界一流不是你自己封的，不是订目标来做的，所以现在许多真正有水平的教授不愿意做工程，我们的学术研究叫工程，清史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是设计好了让你去做，典型的“强按牛头饮水”的做法。而不是按照科研自身的规律来做，比如说科研，我有三年一篇文章都没有写，都在读书找资料，但是后三年我写了很多文章并且都发表了，这考核怎么做？按前三年的情况，你考核不合格，你教授就下岗了，或者是降为副教授了，你说这样能真正搞出优秀的科研成果来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总有办法来应付。就炮制几篇文章，或拼凑一本书去交差。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精品，不过是一堆学术垃圾罢了。很显然，这是违背自然的规律做事，是和老子的自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中国人口头上是尊重辩证法，但是真正做起来最不尊重辩证法，完全是人为的、主观的设定。所以我觉得老子自然精神很重要，他的所有理论和观点都是从自然精神派生出来的。

P7-9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过“轴心时代”的概念。他指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古印度这些文明最早发达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类所普遍关切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古希腊，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涌现；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们的登场；在古印度，是释迦牟尼的面世；而在中国，则是老子、孔子、孙子等人的亮相，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地域的璀璨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然而经过历史长河之水数千年的洗礼，它们业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人类一直依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创造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烧起火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全面兴起、高度繁荣、趋于定型的关键阶段，也即所谓的“轴心时代”。其标志就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的先后涌现以及一系列中华元典的纷纷面世。这中间，中华元典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决定着中华文化的基本性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而就诸多中华元典进行考察，又以《周易》《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这四部经典为最杰出的代表。

一

《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之得名缘于书中着重“言道德之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通行本全书共八十一章，约五千字，分为上（《道经》）、下（《德经》）两篇。它是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主要经典，内容富赡，思想深邃，说理透彻，思想辩证，文字隽永，堪称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于《道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疑窦。通行的说法是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代表著作就是五千言的《道德经》，其书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问题出于早在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就已经讲不清老子其人与《道德经》其书的来龙去脉了。按司马迁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共有三个被称为“老子”的思想家，一位是春秋末年曾任职于周王朝档案图书馆的老聃（李耳），另两位便是同时代的楚国大隐士老莱子、战国时期的周太史儋。不过，在三人之中，司马迁还是作出了选择，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他将后两者作了存疑处理，而将笔墨集中在老聃的身上，作为传主加以正面记述。可见，司马迁考证研究的结果，老子很可能就是老聃。

这个学术思想史上的千古疑案，在近现代曾造成一场很大的笔墨官司。当年，许多著名学者曾纷纷撰文就此进行考证，国学大师胡适与梁启超还在北京大学就老子的生平与《道德经》的成书大摆擂台，互相辩驳。胡适认为，老子即老聃，是《道德经》的作者，其书是老聃学说的实录和发挥，其雏形形成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则是在战国初期。近现代学者中，马叙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任继愈等人也持这样的看法。但是梁启超却不同意胡适的意见，他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所谓的老聃即是太史儋、老菜子之流，《道德经》其书也是战国时代的书。梁任公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大学者的赞同，其中包括了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更有一些学者，如顾颉刚、刘节等在疑古史观的指导之下，推断老子实无其人，《道德经》这部书当成书于秦汉之际。

我们认为，胡适等人的观点比较接近于历史的实际。理由是，第一，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关“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记载，以及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如《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多所提到老聃以及引述《道德经》，都不曾对老子其人和他的学说的关系产生怀疑的情况来看，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就是《道德经》一书的作者。第二，《史记》是目前最为可靠的著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学术研究上，说有易，说无难，在无确切材料出土之前，我们应该维护《史记》的权威。学者们力图用“考据学”方法澄清历史真相，但结果却经常让人啼笑皆非，那些看上去似乎“铁案如山”的考证，往往随着地下竹简帛书的出土而突然倒塌。这不是说考据学不应使用，而是说应慎用。不管怎么说，先秦诸子与司马迁距离他们所记载的历史时代，比我们要近得多，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二千多年后出生的人，缺乏理由认定我们的推理比先秦诸子及司马迁的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因此，对先秦两汉古籍中记载的历史，应奉基本信从的态度。第三，孔子曾向老子问学求教，这不但见于《庄子》等道家类著作记载，也见于《史记》《礼记·曾子问》的叙录，而且又有以“孔子问老子”为图案主题的汉画像石大量面世作证，可见老聃任周王室图书馆馆长，略早于孔子的情况，千百年来早已为各色人等所共认。

……

社会是要有欲望，有欲望，社会才有动力，才会进步。但是另一方面，这里还有一些缺陷上的东西，就是太紧张，太累了大家想松弛，那松弛到哪里去找？一方面可能动漫可以、听流行歌曲也可以。但是有的就喜欢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里面最能够起到这方面作用的就是道家的东西。道家特别是道家的祖师爷老子说的那些学说实际上就是人们心灵的港湾，是精神上的慰藉，大家都想寻找避风港，所以这个时候从老子那里可以得到很多的启示。

我们不说老子本身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许多流传的话，实际上跟老子的那种学术精神是一致的。比如说：“烦恼多应常开口，是非皆因强出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也可以看到，地摊上、文物店里面最畅销的墨宝往往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还有就是“吃亏是福”。这些东西实际上和老子的哲学、道家的人生观、价值观非常的吻合，所以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于道教。”他还说过：“懂得了道家，就懂得了中国的大半。”

鲁迅先生这个观点是不是能够完全成立，这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确实说出来一方面的真理。大家都要在文化里面找，道家确实是最合适的对象，中国的文化，非常的丰富，诸子百家都有它的长处，比如说儒家、法家都有长处，但是相比而言，儒家显得太迂腐，有时候太虚伪，有些话说得好听，有时候实际上挂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所以说司马迁讲“迂远而阔于事情”。法家很管用，如商鞅变法，最后统一了六国。但是法家太残忍、太刻薄、六亲不认，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缓解人紧张情绪的东西。墨家好不好？墨家非常好，不过我觉得太天真。墨家有时候像一首歌唱的一样，让世界充满爱。哪里有这么天真浪漫的事情？实际上人人都有计算之心，哪里做得到“兼相爱，交相利”。兵家也是很管用的学问，但是我个人认为，它太阴损，你看三十六计的计策，不是“瞒天过海”就是“借刀杀人”，要么就是“趁火打劫”。如果完全推广开来的话，那就是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大家都用《孙子兵法》，结果是人人都变成小人了。道家主张人和自然和谐，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又提倡人身心的和谐，是一方良药。在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无法依靠别人，谁也不能救我们，只有自己能够救自己。这时候最好的东西就是道家。而讲道家则必须回归它的老祖宗老子。我们认为，这才是使《道德经》走近大众、永葆青春的缘由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