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福楼拜是与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齐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是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全译插图本)(精)》以极其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幻想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的现实生活。他笔下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个章节、每一句话语，都是他千锤百炼的结晶。他甚至宣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比其故事内容更为重要。他要求小说语言具有音乐的优美节奏，这使他对语词的甄别和取舍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福楼拜著的这本《包法利夫人(全译插图本)(精)》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的代表作。这部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小说，通过外省农村少女爱玛在修道院受到与自己出身完全不相称的贵族教育后，又受到消极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在嫁给平庸无能的乡村医生包法利做续弦后由失望逐步陷入堕落的泥潭，最后在高利贷逼迫下服毒自尽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法国19世纪中叶恶浊的社会现实，被公认为巴尔扎克之后法国第一部杰作。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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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个没穿校服的新生，还有个校工端着张大课桌。打瞌睡的同学惊醒过来，大家起立，像是正用功被打断了似的。

校长做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身对学监小声说：

“罗歇先生，交给您个学生，先上五年级吧。功课、操行都好的话，再转到高年级，按年龄他该上高年级了。”

新生在门后墙角，我们几乎看不见。他是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个子比我们谁都高。头发沿额剪齐，很像乡村教堂里的唱诗童，样子懂事却很局促。肩膀不算宽，可是那件黑扣绿呢外套，抬肩处紧巴巴的，人不太自在；袖口开衩的部位，露出裸惯发红的手腕。浅黄色的长裤用背带吊得高高的，穿蓝袜子的小腿露了出来。脚上穿一双结实的皮鞋，擦得不亮，钉了好些钉子。

大家开始背书。他竖起耳朵听，专心得像在教堂听布道，不敢把腿架起来，也不敢把胳膊往桌上支。到两点钟，下课钟响了，学监不得不提醒他一声，让他加入我们的队列。

我们进教室有个习惯，就是把帽子往里扔到地上，好腾出手来；而且非得一进门就扔，从凳子底下飞过，还要碰着墙根，扬起一片尘土。这才叫派头。

但这新生，不知是没留意这种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祈祷已经完了，还把帽子放在并拢的膝上。那是顶不伦不类的帽子，有点像毛皮帽、有点像骑兵帽，又有点像圆筒帽、獭皮帽、棉布帽，反正是件寒碜玩意儿，说不出的难看，活像一张表情让人看不透的傻瓜脸。帽子是椭圆形的，里面有撑条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拼接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用红道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以及硬纸板衬里的多角帽顶；顶上绣着图案复杂的饰带，从帽顶垂下一根细长细长的带子，下端吊着个金线编的小十字架作坠子。帽子倒是崭新的，帽檐闪闪发光。

“请站起来，”老师说。

他站起来，帽子掉了。全班笑开了。

他俯身去捡帽子。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一捅，帽子又掉了下去，他又捡了一回。

“别管你那顶战盔了吧，”老师说，他是个很风趣的人。

同学们哄堂大笑，弄得这可怜的孩子狼狈不堪，不知道应该把帽子拿在手上好，撂在地上好，还是戴在头上好。他重新坐下，把帽子放在膝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新生叽里咕噜，说了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照样叽里咕噜又说了一遍，淹没在全班的喧哗声里。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的决心，嘴巴张得大大的，像呼唤什么人似的，扯着嗓门喊出这样几个字：夏包乏力。

教室里顿时闹开了，喧哗声crescendo响起来，还夹杂着尖叫（有人乱嚷，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学舌：夏包乏力！夏包乏力！），接着变成此起彼伏的个别音符，好不容易这才平静下来。但不时还会从某排座位上，冷不丁冒出忍俊不禁的笑声，东一声，西一声，就像还没燃尽的鞭炮。

然而，罚做作业的警告雨‘点般落下来，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老师又要新生把名字好好报一报，自己写出来，叫他一个一个字母拼读，再连起来读一遍，这才弄明_白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当即吩咐这可怜虫坐讲台前面的懒生凳。新生行动起来，正要去，又迟疑了。

“你找什么？”老师问。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不安地朝四下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一声怒吼，就像那声Quosego，止住了一场新的风暴。“大家安静点！”老师怒不可遏，一边继续嚷着，一边从帽子里抽出手绢擦脑门。“至于你，新生，给我把ridiculussum抄二十遍。”

然后，他的语气缓和了些：

“哎！你的帽子嘛，会找到的，没人偷你的！”

一切恢复平静。脑袋都俯在功课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出小纸球，飞来溅在他的脸上。他只是用手摸摸脸，依然低眉垂目，纹丝不动。P3-5

感受艺术魅力感叹真实人生

1857年1月29日，法国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开庭审理一桩案件，主要被告人是福楼拜。案件的起因是他的新著小说《包法利夫人》（Hadame Bovary）。这部小说首先在《巴黎杂志》上连载，顿时轰动法国文坛，广受社会关注。当局指控这部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

检察官指控福楼拜，说这本书“会落到年轻姑娘乃至已婚女子手里”，“会诱人寻欢作乐”。公诉状长篇累牍，直指书中四个片段：

一、主人公爱玛以养病散心为名，与情人骑马兜风，在雾气弥漫的树林里委身于鲁道夫。作者以大量文字赞美爱玛因偷情而变得漂亮，这是对偷情的颂扬。

二、鲁道夫最终弃她而去，爱玛为此大病一场。后来爱玛信起宗教。她用对情人的语言向天主倾诉，亵渎了宗教。

三、爱玛与另一情人莱昂在奔驰的马车里偷情，继而又描述他们幽会的旅馆房间，大段的描写有伤风化。

四、对爱玛临终场面的描写违背宗教和道德原则。

诉讼过程长达十天。经被告方据理力辩，法庭不得不在“判决书”里指出，“那些片段，无论从所阐述的思想，还是所表现的场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人物性格的范畴”。因而宣告福楼拜无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

事实和时间最终有力地证明了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这部极其完美的小说是精致的语言典范作品，它不仅标志着19世纪法国小说史的一个转折，而且在世界范围影，响了小说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 821-i880）是法国文学大师，名列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三杰，另两位是《高老头》的作者巴尔扎克、《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因平生喜欢用亲手制作的鹅毛笔写作，他自称“羽笔文人”。福楼拜出生于医生世家，父亲是鲁昂一带远近闻名的外科专家，哥哥子承父业也成为一代名医。福楼拜很早就显露出文学天赋，14岁已开始写故事，编写文学报《艺术与进步》；20岁在巴黎法学院攻读法律，两年后因病辍学。家庭的熏陶和严谨的法律，使他不相信宗教而更相信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崇尚真实的世界观在他的小说中有充分的反映。

19世纪中叶的欧洲开始流行以认识自然为主要目的的实证科学，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走进实验室，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取得了重大突破，新学说新理论层出不穷。近代自然科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对福楼拜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把小说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并像自然科学家对待自然现象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分浙和解剖社会，追根溯源不一而足，力求对现实社会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福楼拜重视美感与真实，并追求二者的高度统一。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些思想在《包法利夫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小说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平庸的时代。作品以这一时代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创作的基本主题，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少妇极力想要摆脱平庸的家庭生活和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积极寻找梦想最后却被平庸恶浊的社会所吞噬的悲惨经历，揭示了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客观地反映了19世纪法国的社会现实，并由此丰富和发展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小说主人公是爱玛，而他将小说取名为《包法利夫人》，这似乎是在暗喻：作者要讲述的，是一个有夫之妇的故事。这一特别的角色定位，将爱玛置于道德与人性冲突的既矛昏又尴尬的境地，主人公对平庸生活的失望、不甘、矛盾、抗争，对婚外恋之痴迷、癫狂、焦灼、放荡不羁跃然纸上。巧妙的谋篇布局，分明的层次架构，鲜明的人物刻画，入理的内心描写，细腻的艺术表达以及严谨的语言风格，使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欣赏性和可读性。

美国耶鲁大学克雷顿·奥尔德弗教授提出的人本主义需求理论认为：较低层次的需求一旦满足，便会引发对于更高层次需求的愿望。这是现实社会中人性需求层次变化的一种必然，《包法利夫人》印证了这一点。

修道未果的爱玛嫁给了看来很有身份的一个医生——夏尔-包法利。感情热烈、耽于幻想、衣食无忧，慢慢使她觉得生活乏味。“结婚以前，自以为就有了爱情，可是，本应由这爱情生出的幸福，却不见来”；偶然参加的一次贵族舞会，“在她的生活中捅出了个窟窿，如同狂风暴雨，一夜之间便在山岭上冲出些大裂缝”。爱玛感受到了奢侈糜华的贵族生活与她淡而无味的现实生活间的天壤之别。她梦想着子爵一样风度翩翩的男子爱她，给她所憧憬的浪漫爱情和贵族生活。她两度婚外恋情，误把对方的猎奇当成爱情，模仿贵族的‘浪漫消遣却成了高利贷的盘剥对象，求浪漫奢华刺激而不得的残酷现实，留给她的只有痛苦和绝望。

爱玛一直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有生气的妇女形象之一，但又备受歧视。仔细探究不难发现，她一不为名分二不图钱财（反而举债），她不惜背叛现实世界的秩序，终其一生苦苦追寻的只是人性中最美好的爱情。她对复杂的社会缺乏判断力，又不善把握自己，最终身败名裂，令人扼腕。其实哪个女人没有对爱情的憧憬与幻想？哪个女人甘愿虚度青春年华？追求更好，乃人性使然。爱玛的行为理应得到理解。19世纪上叶的法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她们的行为受到陈规陋习的严格约束，不管她们如何出类拔萃，都不可能打破严明的身份等级。爱玛终究摆脱不了农家女子的事实身份。然而，她敢于真实地活出自我，主宰自己的身体和感情，勇敢地寻找爱情，享受爱情，享受生命。这比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虚伪与堕落、乡绅地主的狡诈与猥鄙更加高尚，更加让人同情。至少，她没欺骗她所爱的人。

爱与死，是文学乃至人类的永恒主题。爱玛的悲剧在于她生活的那个社会，她的堕落毁灭是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腐蚀和逼迫的结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英雄时代古希腊妇女的地位后指出：“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在男权社会里，男子可以随心所欲，妇女则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妻子只能是丈夫的玩偶和工具，没人关心她们的精神需求和内心感受。社会一方面认可、允许，甚至鼓动男子出轨，另一方面却又对失足女性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和终身的道德鞭挞。我们无意为婚外偷情大唱赞歌，问题在于，爱玛的行为如果发生在男人身上，是否同样受到谴责？强加在女人身上的种种清规戒律，在男人身上是否同样适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男权尊严不可践踏，而女子个性的张扬与发展却被冠以轻浮，实为历史与社会的不公。

尽管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早就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学说，宣传男女平权的思想，尽管欧洲妇女运动一直引领着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尽管法国妇女运动先驱德古日在大革命时期，就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女权宣言》，要求妇女得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生活于斯的爱玛还是没能逃脱男权社会对她的压迫，她奋力抗争却无奈于命运的不公。她只盼能生个叫做乔治的男孩，因为“男人至少是自由的，可以遍历种种激情，周游世界，冲破艰难险阻，就是天涯海角的幸福，也要去享受一番。女人呢，则处处受到束缚”。这看似平淡的企盼所蕴含的，何尝不是对社会的控诉、对不公的哀叹！

爱玛短暂的一生，可爱可悲可叹又可怜。她不幸地走了。尽管娇艳的花期短暂，但她美丽、真实。

单乾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