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美国的孔子”，他对异文化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态度：吸取儒学中他同意的部分，扬弃他不同意的部分。爱默生对儒家智慧的选择为中美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个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取舍，钱满素著的《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修订本）》可以提供不小的借鉴。

本书初版于1996年，二十年多后的今天，其学术价值依然璀璨。作者的研究深入浅出，横贯中西，隽语迭出，发人深省。对于人类真理的追求永不过时，也永远在路上，“人是观念的囚徒”，是时候先在头脑中完成一次“自我更新”了。

爱默生是美国思想史上的核心人物，他在19世纪上半叶提出的超验主义观点体系，代表了美国文化的精髓。钱满素著的《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修订本）》详尽介绍了爱默生在美国发起的观念革命，重点分析了东方思想中吸引爱默生的因素，孔子及儒家思想对爱默生的影响，爱默生对中国社会的批判以及对儒家思维方式的评价。作者一方面指出以个人为出发点的美国文化精神的短与长；另一方面，通过历史、哲学、文化、社会等领域对“个人主义”观念进行多角度的阐析，引导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专制主义进行深入反思。

修订本序 自由人的联合人

前言 爱默生：尊敬孔子，但反感中国

第一章 爱默生——思想的解放者

 一、美国的清教影响……唯一神教运动

 二、爱默生对加尔文教的批判……他对宗教的崭新理解……他对教会的全面反叛

 三、“唯一的罪就是限制”……爱默生主张变革但反对诉诸武力

 四、人是观念的囚徒……观念革命的突破口……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清

教的“信仰之约”……爱默生的“自立”

第二章 一个基督徒转向东方异教

 一、东方是个异教世界……借鉴异国文化的妙处……爱默生的观念革命促使他转向

东方寻求灵感……“超灵”的概念

 二、爱默生对中国的了解……为什么传教士选择儒家……爱默生和中国古典

 三、东方思想中是什么吸引了爱默生……宇宙的一致性与整体性……精神性与超验

性……综合型与直觉型的思维…… “静”……东西方思想的强与弱

第三章 孔子的古老智慧

 一、人本主义……“天”与“命”……爱默生对人伦部分毫无兴趣

 二、政治的道德化……仁政……“道”与“德”……爱默生引孔孟论“改革”

 三、性善论……基督教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人的可完善性是爱默生“自立”说的

关键概念……爱默生推崇“君子”……他对“乡愿”的理解……“浩然之气”与“超灵”

 四、治学……“学而优则仕”……爱默生心目中的学者是“世界的眼睛和心灵”……儒

学的内容……“君子不器”……教与学……学与用……学与思……“孔子，民族的光荣”

第四章 中国情结——徘徊于现代之门

 一、爱默生早年对中国的批判……“中国是她自己的纪念碑”……反感的原因……19

世纪西方思想家对中国的评价

 二、中国在衰落……天朝不再能独自继续它的周期……为什么中国进入现代如此困难

重重……“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中西文化的撞击……贸易观与磕头……

因循守旧……改革也许救得了中国，但救不了清王朝……除了西方的标准，并无

其他现代化的标准……中国是否能自发进入现代

 三、中国通常在分裂时才有思想自由……儒家为什么能投合一切王朝的统治者……

儒学四大部分中包含的消极面

 四、孔子与爱默生：古代与现代……儒家的思维方式……自今返古……自上而下……

绝对化……爱默生针锋相对的观念

第五章 个人主义在现代思维中的意义

 一、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到近代的产物……个人主义在美国获得积极意义……

杰斐逊……杰克逊……托克维尔论“正确理解的自利”……爱默生的超验

主义个人主义

 二、中国强调上尊下卑的传统文化中不会产生个人主义……无“私”焉有“公”……

东西方对人的生命的态度……制度与国民性……个人主义在中国

 三、个人主义过时了吗……民主的根子就是“尊重你自己”……对个人主义的忧虑……

平民以个人主义对抗专制与特权……个人与社会……“世界上最光辉最宏伟的事业

就是使个人站立起来”

附录一 爱默生年表

附录二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

宗教的对象是人的灵魂，宗教情绪是人内心深处要求精神升华的一种复杂表现。爱默生相信，“宗教的历史显示出对于热情的倾向”。一种充满哲理、过于理性的宗教虽然可以防止迷信和狂热，却无法满足一般灵魂对宗教激情的饥渴。正如梅尔维尔于1851年致霍桑的信中所说：“人民大众之所以惧怕上帝，而且打心眼儿里不喜欢他，是因为他们不信任他的心，觉得他像块表似的只有脑子。”

理智与感情是宗教中经常容易发生冲突的两个基本要素，早期清教是在这方面取得微妙平衡的典范。新英格兰的第一代神学家们大部分毕业于剑桥大学，受到当时最优良的教育。他们相信宗教既需要心灵也需要头脑，既需要信仰也需要理性，两者不可偏废。清教徒们对上帝怀有无限的虔敬与热情，但在实现信仰时，他们却头脑冷静，决不盲目，他们的献身精神融会于非常实际的处世态度。他们蔑视缺乏思辨推理的宗教热情，决不容忍宗教狂热乃至失控。可是在现实中，他们这种文化素质极高、冷热恰到好处的宗教很难在民间长久地维持下去。

早在1662年，清教殖民地便不得不创设“半约”的权宜之计来支持教会。原先，清教徒必须当众汇报自己的宗教变化过程并获得教会批准，才能取得教会成员资格。而只有教会成员的孩子才能受洗，受过洗的孩子长大后才有可能再成为成员。但由于世俗化的影响，许多第一代移民成员的孩子成年后却没有自己的宗教体验可以交代。如果他们不能成为成员，他们的孩子也就无法受洗，这样教会必将面临萎缩的危险。“半约”作为一种妥协方式，允许这些未能成为成员的人留在教会中，并允许他们的孩子受洗。由此可见，教会若不能提供一般人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便会失去群众基础。而群众久被压抑的要求一旦突破精英的控制，肯定会以它自己的方式进发出巨大的力量。

18世纪初的“大觉醒”运动就是殖民地群众性宗教热情的首次爆发，其领袖人物乔纳逊·爱德华兹是个真正的加尔文信徒，他坚信原罪说和预定论，坚信上帝的绝对权威和人的绝对堕落，他在神学上的彻底性甚至超过了某些第一代清教徒。他敏感到宗教气候的动向，抓紧时机来完成他的使命。爱德华兹早就对宗教的日趋淡化和理性化感到不满，在他看来，宗教首先是信仰，是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上帝，而不是什么形而上的理论。他曾经撰文描述自己完全服从上帝后所达到的忘我境界。他的思想是如此彻底，他的献身上帝又是如此自觉，以至于用一个问题便打发了人们对预定论的种种疑虑。他富于挑衅地问道：“你愿意为上帝的荣耀而入地狱吗？”如果你真的爱上帝胜过一切，那么预定论根本就不会烦扰你。每当他想到自己将来在上帝身边的情景时，便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有趣的是，既然爱德华兹这么相信预定论，又怎么能对自己将在天国中拥有一席之地感到那样自信呢？不管怎么说，爱德华兹急于让他的教徒们全身心地去体验一下宗教激情，而不仅仅是理解教义。1741年，他做了一次著名的布道，题为“罪人受罚于愤怒的上帝”，以熊熊的地狱之火把罪孽深重的人们逼回到上帝的管辖之内。许多听众吓得魂不附体，在歇斯底里的尖叫中当场忏悔。这些皈依者的灵魂从一贯的麻木中惊醒过来，重新充满了对上帝的畏惧。这场宗教复兴运动像野火一样燃及北美各殖民地，表达了群众对宗教热情和社会平等的渴望。

波士顿的神学家们对如此狂热的宗教表现深感震惊，认为这种着了魔似的集体皈依既庸俗又危险。他们和爱德华兹所在的康涅狄克的上层社会联起手来，将他开除出他的教会。唯一神教显然是波士顿的文化精英们将宗教日益理性化后的产物，这与他们自身的日益世俗化正好合拍，但付出的代价是他们的宗教热情。

P28-30

爱默生：尊敬孔子，但反感中国

一个中国人学习外国文化，必然在同时进行中外文化的比较。即便写的是外国，写的角度仍然是中国的，比较已经寓于其中。当两种文化像中国和美国这样迥然不同时，鲜明的反差就格外发人深省。

美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年轻的文明，它得天独厚之处不仅在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更在于它是由成熟的欧洲民族移居新大陆后，按照一定的观念所建立的，很少民族能有这样幸运的机会。移民从欧洲带去的是宗教改革后最激进最先进的思想，最少古代和中世纪的残余。

相比之下，中国文明似乎是另一极端。作为世界最古老的连续文明，它的起源久已迷失于人类的记忆之中。它庞大的帝国统一于公元前2世纪，其间虽经分裂，也曾被征服，但基本维持至今。治理如此规模的泱泱大国、浩瀚人口，中国首先靠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其次便是儒家这一统的官方哲学。中国在两千余年间形成了自己的存在方式，自己的运行规律。如果不是因为西方在19世纪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很难说中国就不能按自己的轨迹再运转两千年。

近代史上的中西对抗是两种文明的激烈冲撞，既残忍又极富戏剧性，引起这场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中西间几个世纪的差距。在这几个世纪中，西方迅速走出中世纪，向现代迈进。而中国却不进则退，被沉重的历史和巨大的惯性拖住了后腿。

正是在鸦片战争前后，爱默生对孔子发生了兴趣。他对异文化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态度：吸取儒学中他同意的部分，扬弃他不同意的部分。爱默生对儒家智慧的选择为中美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个案，这个案由于孔子和爱默生是各自文化的杰出代表而显得特别有意思。

在追溯爱默生何以对孔子产生兴趣时，我发现这主要是爱默生自己观念革命的结果。在19世纪初，统治新英格兰将近二百年的清教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其影响却仍然盘根错节，与人性的发展以及正在开始的工业革命不相协调，成为时代前进的阻力。爱默生虽是牧师出身，却敢于解放思想，对清教教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反对传统的基督教，他用以衡量一切的新标准是个人的活的灵魂，以及那永远更新的宇宙之灵，一切个人的灵魂都与之相通。这是精神的宗教，与机构无关，与仪式无关。爱默生在这新信仰的指引下，终于与教会决裂，开始宣扬他关于“超灵”和“自立”的学说，成为美国超验主义的旗手。

如此，爱默生超越了基督教，将所有宗教的精神视为同一。为了证实他的新学说，爱默生和他的超验主义同道转向东方寻求灵感。他们发现东方人的思维强调精神和一体，与他们的想法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虽然儒家思想并不像印度教那么符合爱默生本人的气质，他还是阅读了好几个版本的《四书》，在不同的场合摘引了近百条孔孟语录。

他最欣赏的是儒家对道德和个人修养的态度，他最不能接受的则是儒家思想中包含的等级观念。爱默生在19世纪的新英格兰复活了儒家思想中的精华。

儒学是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孕育出的一种哲学，它对中国人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影响是任何别的学说所不能比拟的。儒家的宗旨是内圣外王，通过对统治者的道德改造以建立仁政。儒家思想的四大特点可归纳为人本主义、政治道德化、性善论和治学修养。儒学中包含的真知灼见使它有足够的活力和适应力经历了二十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帮助维持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不变。

但无论如何优越，一种哲学毕竟是人脑的产物，不可能不受局限，中国历代独尊儒家的做法最终暴露出了它的弊病。经典儒学被逐渐改造成官方儒学，它的原创精神也随之被僵固的形式所取代，成了统治者维护专制等级的御用工具。当中国到了近代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儒家已完全不能像当初对待佛教那样将其化解吸收，纳入自己的轨道，它终于成了妨碍中国思想解放和社会前进的阻力。中国人一时不知所措，陷入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

爱默生尊敬孔子这一杰出的个人，但是对中国却很反感。他对中国的批评与当时西方对中国的一般印象是吻合的：古老的中国自满自足，停滞不前，已经无法走出自己的历史。爱默生对中国最为愤慨的就是它的专制制度和对个人的漠视，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首先在于缺乏关于个人的意识。

个人地位的提高可以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平民个人终于从原先等级分明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现代社会基本上是建立在人类平等、个人自由与权利这些观念上的。然而，这些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却相当陌生。无视个人与现代思想针锋相对，使中国难以接受民主，难以完成它重振旗鼓所如此急需的全面社会改革。

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必然的过程，曾经存在过的思想和机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也发挥过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人类毕竟不应作茧自缚，沉沦于自己的过去。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明显地陷入了一种时代错位，并受制于一种古老的思想而执迷不悟，一误再误，这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冲突与悲剧的内在原因。面对西方，中国人的心态失去了平衡。

如今，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应该能够比较坦然地反省这段历史，比较自由地探讨自己的文化。在探讨中为了对某个问题提请注意，也许不免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这并不说明要排斥其他的方面、其他的考虑。我们不会忘记，事物经常是善恶同源的，人类的智慧就表现在如何发扬其善，抑制其恶。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每个中国人也必将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