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
么书仪
1971年的暑假，我到南昌鲤鱼洲——当时的北大“五七干校”，去探望已经从老师变成了“男朋友”的洪子诚。在南昌下了火车，辗转找到了北大干校驻南昌办事处，晚上躺在黑暗中，北方人的我第一次知道了想要在铺着一张凉席的硬板床上入睡有多难，大概那是需要“童子功”的。第二天中午过后，我才坐上了每天一次往返于鲤鱼洲和办事处之间的拖拉机，在一路颠簸中到了鲤鱼洲。
中文系在北大的代号是07，在干校就是七连了。走近一个大草棚——那是七连的“五七战士”集体宿舍，草棚下面是许多挂着蚊帐的单人床，蚊帐杆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雨衣，蚊帐上面还捆绑着各色塑料布，想来是挡雨的……色彩各异的雨衣、塑料布和塑料绳构造出一片凌乱，只有床下一双双摆放整齐的雨靴还昭示着主人们的良好习惯。
我被安置在一间客房里等候洪子诚，正在拍蚊子的时候就听到外面有了“稍息”“立正”的口令声，就知道一定是“五七战士”们收工了。我出门看了一眼已经解散了的队伍就又退回了屋子，令我惊讶的是，所有我当年的老师们全都是光着膀子、光着脚，只穿着一条短裤和一双塑料凉鞋，短裤多是杂线织成的粗糙的“再生布”（用已经破旧的棉织品重新处理，再次织成的棉布）做成的……洪子诚走进屋，也是这样的打扮……他要我出去和老师们见面，很平常地说：“没关系，都这样，南昌太热。”我只好走出屋，去和认识的老师打招呼；老师们可能也不习惯这样面对昔日的学生，和我说话的时候全都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似乎这样就可以遮挡住自己没穿衬衫的不雅，几句话过后就借故匆匆地消失了。
三年前“文革”时候的“黑帮、走资派、陆平的爪牙”、六年前我上大一大二时的系主任向景洁，已经变成了北大“五七干校”七连的副连长（正连长是图书馆学系的原书记闫光华）。看见他的时候，我的内心马上泛起了惶愧不安，想起了在二院批斗他的时候，自己也是站在远处高呼过“打倒向景洁”的啊。可是向主任的表情却已恢复了“文革”前的开朗和儒雅，对我也比上学时候多了几分亲近。
当时，老师们叫他“大象（向）”——离开了学校，住在同一座草棚下，都光着膀子……老师们也变得无拘无束起来。向主任因为身躯肥胖，变成了“大象”；三位年纪比较大的女老师被合称为“蓬皮杜”，其中就有彭兰先生和“留办”的老师杜荣，杜老师是林焘先生的夫人；一位好口才、喜辩难的老师被叫作“雄辩胜于事实”（“事实胜于雄辩”是“文革”中的常用语），这外号因为太拗口不那么流行……阶级斗争相对松弛、以劳动为主的干校生活让老师们像是回到了学生时代。
9月1号晚上，在我打算回北京的时候，大向带领着金申熊先生、顾国瑞先生敲开了我的门。他们穿得衬衫长裤、衣冠楚楚，却都是一手拿着擦汗的毛巾，一手拿着蒲扇来找我谈话。三个人显然是经过准备的，谈话大意是：你和子诚相隔两地，此次回到新疆，再见面就要来年了，你们都到了婚嫁的年龄，子诚今年已经32岁，你也已经26，我们都是子诚多年的同事，都了解他的人品，子诚是个老实人，不会花言巧语，我们可以向你保证……那一场谈话使我至今记忆尤深，因为那促成了第二天我们的结婚——那时候“老实”和“努力”几乎是所有人的衡量尺度，而系主任和我的老师们的“保证”让我深信不疑……（P192-193）
《鲤鱼洲纪事》再版后记
陈平原
编辑此书的甘苦，我在新版附录的“出版感言”及答记者问中己大致说清楚了。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技术”之外的“情怀”。我曾经提及，“1968”乃20世纪人类史上关键性的一页，而看看法国知识界与中国读书人对各自的“1968”的反省与解读，你真的很惭愧。“牛棚”“干校”与“知青下乡”，此三大举措，均属“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举”，年青一代不了解，中年以上或许记得，但缺乏深刻的反省。我在文章中提及：“事件”早己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有点怀疑，近二十年中国学界之所以成就不大，与我们没有紧紧抓住诸如“1968”之类关键题目，进行不屈不挠的“思维操练”有关。(参见《无法回避的“一九六八”》，《万象》创刊号，1998年11月)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众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只有“五四”是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与阐释的。不管风云变幻，无论褒贬抑扬，“五四”能成为一代代人精神成长史上必不可少的对话目标，实在极为幸运。
旧书得以重刊，自然是好事。除了有机会修改瑕疵，再就是要对北大生命科学院黄杰藩教授认真校订此书深致谢忱，还有就是为初版某文开列在鲤鱼洲的北大中文系教师名单时漏了向仍旦、袁行霈等先生表示歉意。增补三则短文，则是帮助读者了解此书的前世今生。
至于你问当初的预想是否实现，我依旧持“出版感言”中的观点：“因外在环境及自身能力的限制，本书的笔墨稍嫌拘谨，论述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唯一可以自诩的是，作为当事人，尽可能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如此舞台，如此表演，即便不够精彩，也都值得尊敬。”
2017年4月1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回首烟波浩渺处
——《鲤鱼洲纪事》前言 陈平原
浮生散忆（摘录） 林焘
梅棣盦诗词集（摘录） 陈贻焮
从鱼子山到鲤鱼洲 唐作藩
鲤鱼洲纪事 吉常宏
扁担和小竹椅
——鲤鱼洲杂忆 陆颖华
鲤鱼洲琐记 李一华
北大教育革命的一个怪胎
——鲤鱼洲草棚大学 乐黛云
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王理嘉
关于鲤鱼洲诗的信 谢冕
鲤鱼洲杂俎 孙静
鲤鱼洲点滴 胡双宝
草棚大学第一课 段宝林
鲤鱼洲生活点滴 陆俭明
草棚大学纪事 周先慎
“五七道路”纪事三则 黄修己
回望鲤鱼洲 袁良骏
回想“五七”路
——鲤鱼洲杂记 杨必胜
“大象” 么书仪
我在鲤鱼洲上大学 张文定
回忆父亲和我在鲤鱼洲的日子 张思明
鲤鱼洲“五七干校” 汤双
鲤鱼洲无鱼 胡山林
附录：江西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年表 徐钺
参考文献
《鲤鱼洲纪事》出版感言 陈平原
“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
——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 许荻晔
“既有激情燃烧，也是歧路亡羊”
——对话《鲤鱼洲纪事》主编、北京大学
中文系主任陈平原 刘悠扬
《鲤鱼洲纪事》再版后记 陈平原
回首烟波浩渺处——《鲤鱼洲纪事》前言
陈平原
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乃目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面对此古称彭蠡、彭泽、彭湖的大湖，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唐代诗人王勃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滕王阁序》)，也不是宋代诗人苏轼的“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而是让四千北大、清华教职工“梦牵魂绕”的鲤鱼洲。
据北京大学《教育革命通讯》第3期报道：“我校近两千名教职员工家属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准备打仗’和‘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沿着‘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于(1969年)十月底奔赴教育革命第一线——江西北大试验农场。”从1969年7月10日先遣队23人赴江西南昌县鲤鱼洲筹建农场，到1971年8月16日“从江西分校返回的教职工357人于14日和16日分批到京”，大约两年时间里，鲤鱼洲成了北大教职员的主要栖居地。
因系汇集赣江、修水、鄱江、信江、抚河等水系经湖口注入长江，鄱阳湖水位升降幅度很大，“夏秋一水连天，冬春荒滩无边”，这就给特定年代迷信“人定胜天”的人们提供了舞台。于是，“五七战士”奉命在此荒滩上战天斗地，围湖造田。当年所造的“万亩良田”，如今为了恢复自然生态环境，大都成为碧波荡漾的鄱阳湖区的一部分；这就好像历史，“主角”早已沉入“湖底”，你只能远远地眺望、沉思、驰想，再也无法重睹旧颜容了。
一、北大的“五七干校”
北京大学的官修“正史”，目前只有前半部；至于后半部，只能参阅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此书上下两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发行内部版，2008年推出修订本。涉及“鲤鱼洲”故事时，或称“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或称“北京大学江西分校”。编者是查过档案的，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认定，与其这么遮遮掩掩，还不如直截了当地承认：这就是北大的“五七干校”。因为，只有将此举放置在当初的“干校”潮中，才能理解众多蹊跷之处。实际上，当初下放鲤鱼洲的北大教师，平日里自称“五七战士”，而“农场”为解决子女入学而创办的学校，也叫“五七中学”“五七小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70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开篇就是：“去年，两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在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满怀革命豪情，到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了教育革命的试验农场，在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上，奋勇前进！”可见，离开了“文革”中“五七干校”的兴衰起伏，无法谈清楚北大、清华的鲤鱼洲。 故事的肇端，虽有1966年“五七指示”的伏笔，但真正得以展开，却是在1968年下半年。各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于是希望通过知青下乡与干部下放，逐步恢复秩序，稳定局面，实现自己的政治改革理念。具体说来，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编者按称：“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等响应号召，纷纷在农村创建“五七干校”。
……
这些长长短短的散文随笔，只是当事人的“片断记忆”，而非什么“历史结论”。故事本身很简单，精彩且有力量的，在细节，也在心情。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收两位已去世的老先生的诗文，配合师友回忆，可谓别具一格。第二辑十五篇文章，出自当年鲤鱼洲“五七战士”之手，是本书的主体。第三辑五文，作者包括前往探亲的妻子、当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以及在农场附属“五七学校”念书的北大子女。作为附录的《江西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年表》，是我指导博士生徐钺编写的，目的是为阅读此书提供“历史背景”。可惜当年留存下来且可供查阅的资料不多，虽努力采撷，这“参照系”依旧有不小的缝隙。
选在鲤鱼洲归来四十周年之际编辑出版此书，也算是在向“历史”致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都是一段值得仔细回味的历史。编辑此书，一怕犯忌，二怕粉饰，三怕伤人，四怕滥情，五怕夸张失实，六怕变成旅游广告……可要是不做，再过十年，没人记得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北大中文系百年历史上，有很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片断”，值得你我关注。抓住它，进行“深描”，并给出恰如其分的阐释，这比贸然撰写鸿篇巨制，或许更为可行，也更为精彩。从《北大旧事》到《筒子楼的故事》再到《鲤鱼洲纪事》，加上百年系庆时组织的《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诗文》《我们的园地》等六书，以及今年6月刊行的《北大中文百年庆典纪念册》，还有谢冕、费振刚主编的《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岑献青编《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新华出版社，2009)，温儒敏主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等，关于北大中文系的“记忆”，可谓既丰且厚。这还不算众多师友各自独立撰写的有关校园生活的散文、随笔、回忆录等。
我相信，以北大中文人的聪明才智，还会有大量类似作品问世。若干年后，这些斑驳陆离、雅俗共赏的北大中文人的故事，将成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文学史的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
附记：从去年6月初征询各位前辈意见并与北大出版社商谈选题，到6月19日发出第一封约稿信，再到日后不断地催稿，最后是定稿并撰写长序，这一年多时间里，得到诸多师友的鼎力支持。最应该致谢的是：不只自己撰文、还帮助约稿且提示我关注林焘先生《浮生散忆》的陆颖华教授，对全书风格可能出现重大偏差提出警示的严绍望、洪子诚两位教授，不厌其烦地帮助收发邮件的周燕女士，以及刊行此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15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18日改定
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修订本)/北大记忆》为北大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时干校生活的回忆诗文结集。全书分三辑：第一辑收录林焘和陈贻焮两位已经故去的老先生的诗文，并配以师友回忆；第二辑15篇文章出自当年在鲤鱼洲的“五七战士”之手；第三辑5篇文章，其作者包括前往探亲的妻子、当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以及北大教师子女。此次再版，除了修订初版中的部分疏漏之处，主编陈平原先生还补充了三篇短文，详细阐述了他的编选思路。作为北京大学办学历史的一段特殊时期，本书可以作为亲历者的一个宝贵见证。
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修订本)/北大记忆》本身很简单，精彩且有力量的，在细节，也在心情。
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收两位已去世的老先生的诗文，配合师友回忆，可谓别具一格。第二辑十五篇文章，出自当年鲤鱼洲“五七战士”之手，是本书的主体。第三辑五文，作者包括前往探亲的妻子、当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以及在农场附属“五七学校”念书的北大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