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多梅尔著的《叛逆精神（乔布斯与苹果企业文化）》不是一本经管类著作，也不是一本个人传记，而是一个关于苹果企业文化的故事。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知道：美国反主流文化，如何塑造了苹果的叛逆精神？一家在车库创建的企业，如何成为行业领导者？一个光脚长头发的混小子，如何重新定义创新？一群极客嬉皮士，如何改变世界？

《叛逆精神（乔布斯与苹果企业文化）》讲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如何孕育了苹果的企业文化，探讨苹果叛逆精神的起源、发展及其延续。本书不是乔布斯的个人传记，而是以乔布斯为核心的极客嬉皮士群体——设计师、程序员、梦想家——如何改变世界的故事。作者卢克·多梅尔采访了一百多位企业人士，勾勒出一代硅谷天才成长的文化背景，让我们对苹果公司的创建、繁荣，以及何去何从等有了更深的理解。

说明与致谢

第一部分 两个史蒂夫

 序 谈论i世代

 第一章 计算机秘史

 第二章 天使般的嬉皮士黑客

 第三章 令人迷狂的苹果

 第四章 文字处理机双雄记

 第五章 超级操作系统

 第六章 伟大的艺术家剽窃

 第七章 年轻的疯子

 第八章 大众麦金塔

第二部分 下一个最好的产品

 第九章 这不是爱之夏

 第十章 性、毒品与皮克斯动画

 第十一章 墙上的另一块砖

 第十二章 无限循环园区的恐惧与自我憎恨

第三部分 重新定义计算机、企业和全球资本主义

 第十三章 非同凡想

 第十四章 库比蒂诺意识形态

 第十五章 苹果托邦

后记：革命万岁！

采访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沃兹尼亚克是苹果公司两大创始人中更受员工爱戴的那位。如果说他这次侥幸生还，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回公司工作的消息让苹果员工极为震撼，那么在他们还未从这一震撼中恢复过来时，另一个让他们深受打击的灾难出现了。不到三周以后，迈克·斯科特决定大量削减公司的工程师数量。苹果差不多有2000名员工，他认为公司成长得太大、太快了。一流员工或许会雇用其他的一流员工，但二流员工只会雇用三流员工。所有持续不断地雇佣都会导致人们所说的“庸才当道”。在前一年的夏天斯科特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当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司被划分成不同的部门，其中包括以汤姆-惠特尼为首的个人计算机系统部门，这个部门由Apple II与Apple III的生产线组成。还有专门的办公室操作系统部门，由约翰-库奇(JohnCouch)担任主管，负责研发苹果的下一代商用计算机。此外还有外围设备部门，该部门负责研制打印机、驱动器与其他外围产品。斯科特认为这种划分有一定的好处，但远远不够。有些人得卷铺盖走人。他开始要求每个部门经理列一个他认为可以弃之不用的人的名单。他把这些名字编制到了一个备忘录中，并发给全公司的经理，让大家从中提出40个名字。在得到了这份新名单后，他开始于2月25日让有关人员挨个去他办公室，告诉这些人他们已经不再是苹果的员工了。这次大规模裁员很快被员工称为“黑色星期三”。最令人困惑的是这次裁员的时机选择。当时的一位系统程序员安迪·赫茨菲尔德回忆道：“通常情况下，公司内部的剧变是在情况糟糕的时候出现的，黑色星期三是在苹果走向辉煌的时刻发生的众多剧变之一。当时苹果的销售额差不多每个月都在翻番，所以我必须说，这很不寻常。”

赫茨菲尔德当时已经在苹果工作了18个月。他是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计算机科学家，放弃攻读博士的机会加入苹果。他往往工作到很晚，并在早上睡觉。于是他错过了斯科特的第一轮最初裁员。他试图把蛛丝马迹拼到一起。他还记得：“我一进公司就觉得出了什么大事。”那种气氛就好像在举行葬礼，人们三三两两地抱成小团站在一起。没有谁在工作。他们为什么要干活？人人都知道，他们可能是斯科特案板上的下一块肉。赫茨菲尔德正在考虑应该跟谁说话，刚好一位名叫唐·登曼(Don Denman)的工程师从他面前走过，他们俩的小工作室相隔不远。

“出了什么事，唐？”赫茨菲尔德问。

“你没听说吗，安迪？斯科特今天上午差不多解雇了Apple II团队一半的人。”登曼回答，“现在已经走了30多人了。没人知道是为什么，或者谁会是下一个。看起来大约中午的时候会开一次会，那个时候他应该会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赫茨菲尔德那样觉得事出突然。像杰里·马诺克，他几天前发现迈克·斯科特和一些工程经理在会议室里开会，就意识到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因为会议室的墙壁是玻璃的，他能够清楚地看见白板上写了一个名单，上面详细罗列了苹果正在研发的每一个项目。大约四分之三的项目都被划掉。马诺克说：“如果你是一个在5个项目上工作的工程师，而这5个项目都被取消了，那么你的工作也就没有了。”黑色星期三以多种形式表示，苹果早期的乌托邦主义至此宣告终结。那个时候，人们曾经拼命工作死命地玩，似乎没有谁存在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正如布鲁斯·托格纳兹尼解释的那样：“这是卡米洛特的末日。这是忠诚的末日。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乎苹果？”尽管迈克·斯科特是裁员的直接执行人，但史蒂夫·乔布斯整天都在四处巡视，对那些因已经失去工作或不确定是否会失去工作而非常紧张的员工，他毫不掩饰自己脸上的欣喜。克里斯·埃斯皮诺萨看够了这一切，他愤怒地向这位公司联合创始人提出了挑战。

“用这种方法是没法管理一家公司的。”他说。

乔布斯茫然地看着他。

“你会怎么管理一家公司呢？”他回答，表现出由衷的兴趣。到了中午，管理层宣布休战，余下的员工受邀参加一次按照大苹果传统举行的“啤酒狂欢会”。通常这种聚会都在室外举行，但那天时不时地下雨，只好改在一座新落成的建筑物的停车场内举行。这座建筑物坐落在苹果新近租下来的迪安萨大道(De Anza Boulevard)上。停车场本身是沿着斜坡建成的，所以当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到来的时候，员工便越来越走向地下。迈克·斯科特感受到了每个人的压力，所以他开始讲话的时候便宣布，这问停车场里的所有人都是安全的，裁员已经结束，一切都将回归正轨。为了缓解气氛，他甚至开起了玩笑，但在此后30年间，人们仍旧认为这个玩笑毫无品位。

“我过去常说，如果我觉得苹果的CEO当起来不好玩，我就辞职。”他说，“但现在我改主意了：如果我觉得CEO当起来不好玩，我就裁员，一直裁到我感到好玩为止。”

P112-114

说明与致谢

作为高科技的忠实粉丝，同时也是一个工业趋势的狂热追随者，我能够轻而易举地论证，本书的基础差不多是在过去30年间逐步打下的。更正式地说，我是在2011年年初开始写这本书的，比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Jsaacson)宣布他将受权出版一本史蒂夫·乔布斯的权威传记还要早几个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进行了100多次采访，会见了苹果原来的员工和那些熟悉史蒂夫·乔布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故事中其他主要人物的人，尽力弄清楚硅谷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我对他们愿意花时间真诚接受我的反复询问而表示感谢。这些询问往往涉及多方面事件的细节，有些甚至发生在差不多40年前。

这并不是一本财经类著作，也不是苹果联合创始人中任何一人的传记。相反，这是一部作为社会产物的苹果公司的历史：它展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及其后的反主流文化(the counterculture)运动，如何以其原初的精神塑造了这家公司，并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其间自然免不了题外的叙述。为做好准备，我试图为硅谷变幻莫i贝怕勺网络自由主义表象绘出一幅图景。因为苹果革命正是其他许多相互牵连的革命中突出的一例，这项工作试图填满苹果周围的空间。同样，在一些章节中，我也会讲述NeXT公司的故事，这家电脑公司是乔布斯离开苹果的10年间创建的：正是在那里，他首次有了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经历。我也会叙述皮克斯动画的故事：这是一家与苹果有着共同基因的公司，并最终让乔布斯变成了亿万富豪。这两家公司都以某种方式对苹果造成了冲击，我认为，这两个故事都是构建我们最为棘手的一项工程的关键：勾画一幅更大的图像。

我愿在此对所有帮助我写作本书的人表示深切的感谢。维珍图书出版社(Virgin Books)的埃德·福克纳(Ed Faulkner)是位不知疲倦的编辑。从一开始，他便对本书抱有无与伦比的热情，而且，他自始至终都在为我提供有益的建议。这本书的写作是在埃伯里出版公司(Ebury Publishing)的杰克·林伍德(Jake Lingwood)的帮助下开始的。我的经纪人是玛格丽特·汉伯里(Margaret Hanbury)，我永远高度评价她对本书坚定不移的支持。蒂姆·马茨(Tim Matts)与亚历克斯·米灵顿(Alex Millington)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阅读过本书的不同章节，并做出了详细而且极其有用的反馈与建议。维基·托马斯(Vicky Thomas)是本书的誊写员，她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想。我还要把我真诚的爱意献给克拉拉以及我的各位朋友和家庭成员们，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

在此，我还要向我之前的各位无畏的苹果历史作者们表示谢意。其中有几部作品对本书的研究工作尤其有帮助。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的神奇之作《睡鼠说》(What the Dormouse Said)，在精神上可被视为本书的前传；它讨论了在乔布斯先生与沃兹尼亚克先生首次出场之前个人计算机的社会历史。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的著作《重返小王国》(Return to the Little Kingdom)在初版时的原名为《小王国》(The Little Kingdom)，它为此后出版的所有关于苹果的著作打下了基础；而且，对于任何想要更多了解苹果早期岁月的作者来说，它都是必读著作。弗兰克·罗斯(Frank Rose)的著作《伊甸之西》(West of Eden)，是一件价值被低估的瑰宝，它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苹果的内部运作。兰道尔·斯特罗斯(Randall Wtross)的《史蒂夫·乔布斯与NeXT大事记》(Steve Jobs&the NeXT Big Thing)与艾伦·多伊奇曼(Alan Deutschman)的《史蒂夫·乔布斯复出记》(The Second Coming of Steve Jobs)描述了乔布斯离开苹果的那段鲜为人知的茫茫岁月，角度不同，但同样吸引人。

最后，我要向所有那些同意与我交谈的人，以及所有今天在苹果或者其他类似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无论我们的这些谈话是否会在书中出现，它都是我研究的一部分。没有这些人为创造未来而做出的持续努力，我们这些科技作家们就根本无物可写。

革命万岁！

对机器开战。特别要对垂死公司的毫无生气的机器和保卫它们的机器人开战。

——阿比·霍夫曼：《偷走你的财富》(1971)

2011年10月初，一个异常晴朗的上午，一群记者满怀期待地聚集在库比蒂诺。吸引他们来这里的，是苹果公关公司做的一个典型且特别诱人的游击式营销。到场的每位记者手中都抓着一份请帖，上面印着四种i0S操作软件的图标。第一个是熟悉的日历的图像，标记着当天的日期；第二个是一个时钟，指针指着上午10点；第三个是一张地图，地图上的箭头指向苹果园区；最后一个是一个电话的图标，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图标的下面是一句话：“让我们聊聊iPhone。”临近10点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热情。大家普遍认为，这将会是苹果震撼行业的智能手机最新迭代iPhone 5的发布会。市政厅礼堂内挤满了记者，这里距离洛思阿图斯城克里斯特大道1161号乔布斯的那座车库只有3英里，或者说8分钟的车程。就是在那里，两位史蒂夫一手接生了呱呱坠地的苹果。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有些事情依然如旧。改变的是规模。懒洋洋、一脸无所谓的家酿俱乐部成员曾于1976年见证了第一台Apple I的演示；今非昔比，无论苹果推出什么产品，这个10月上午的宣布都将在发出几分钟后传遍全球，而且会作为重要新闻和当天的要闻一同在电视上报道。不变的是苹果的个性。创建35年后，这家公司一直以自己反主流文化的根源而自豪。当记者大军就位的时候，广播开始播放四首歌曲，分别是滚石乐队的《拇指之下》(“Under My Thumb”)、齐柏林飞艇乐队(Led Zeppelin)的《全部的爱》(“Whole Lotta Love”)、谁人乐队(The who)的《无法解释》(“Can't Explain”)以及滚石乐队的《跳跃杰克之光》(“Jumpin’ Jack Flash”)。这四首歌都是在1964—1969年推出的。这一天还有一件事也同过去一样，但这件事令人失望。

这次推出的并不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iPhone 5，而是iPhone 4s，是现有iPhone稍微升级的版本。这里的“s”代表什么呢？权威评论员问道。会不会是“快门”(Shutter)，指代手机内置的800万像素相机？是“Siri”吗，代表这款手机新的语音激活虚拟个人助手？要么是“Speed”（速度），因为4s的微处理器速度是它前身的两倍？或许它代表的是Steve，是对这个8月末辞去CEO职位的人的纪念，并可能以此作为试探，默默恢复公司昔日以不同人的名字命名产品的习惯？尽管iPhone 4s受到普遍的欢迎，但选择推出这一产品的时机在许多方面令人吃惊。过去，苹果总是在最新款的iPhone销售下滑时推出新品，但4S推出的时候，iPhone 4的销售量并没有达到顶峰。同时，这款手机无论在技术还是设计方面都没有太大的飞跃，有些人对此感到不安。“尽管iCloud和Siri语音控制都是迷人的特点，但硬件的更新并没有达到苹果应有的水平。”一位网络评论员抱怨道。与其他人一样，科技博客瘾科技(Engadget)的蒂姆·史蒂文斯(Tim Stevens)总结了人们对这款手机的反应，他指出：“iPhone 4s在各方面都比iPhone 4更好，但它就是没有带来任何实质上的不同。”难道说，以精心打磨每一件产品著称的苹果，匆匆忙忙就把一件产品送出门了吗？革命在哪里？

第二天，另一项变故赫然出现，这让人们想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在被确诊患有胰腺癌（同一种恶性肿瘤于2005年杀死了麦金塔最初的创造者杰夫·拉斯金）之后8年，史蒂夫·乔布斯在他帕洛阿尔托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56岁。据多个消息来源透露，他一直通过特殊的视频转播，在沙发上观看这次“让我们聊聊iPhone'’的活动。虽然乔布斯是一个备受喜爱的品牌的CEO，他的上镜频率十分高，但他的去世带来如此大规模的公众反应依然令人吃惊。整个世界突然都密切关注了起来。苹果商店店面正面的橱窗里放满了便条贴，赞美者匆匆在上面写下他们的颂词。

在乔布斯去世后不久，塔尼娅·戈尔德(Tanya Gold)在英国《卫报》上撰文评论，苹果这位联合创始人的神化，是该公司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营销成就。她写道：“现在，史蒂夫·乔布斯是救世主，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只是太晚而无法享受这一荣誉了。”戈尔德提出，人们并不单纯地满足于热爱消费品，当创造这些产品的人去世的时候，使用者感到自己情不自禁地进入了一种精神上的颓废，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乔布斯于8月24日辞去苹果CEO的职务之后，多年间与他一起工作过或者认识他的人写下的赞颂之词便开始铺天盖地般飞来。意识到他的去世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时候，“糟糕史蒂夫”的故事便很快被装点一新，以“激情史蒂夫”的故事出现。谷歌负责工程的副总裁维克·甘多特拉(Vic Gundotra)说起了发生在2008年的一件往事。在一个星期天早上很早的时候，乔布斯给他打电话，为他在谷歌的iPhone应用程序的界面元素上选择了错误的黄色而对他大加鞭挞。在乔布斯去世刚好6周之后，第二波乔布斯狂热兴起了。唯一一家总部设在硅谷的航空公司，维珍美国航空公司(Virgin Areerica)，用这位前CEO的名字命名它的一队航班，并把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名句“保持饥饿，保持愚蠢”用纹章装饰在一架空客A320的机身侧面，以示敬意。一家香港公司宣布，他们计划推出一款能够活动的史蒂夫·乔布斯小塑像，售价99.99美元包邮，并辅以“一些附件，用以帮助使用者复制乔布斯各种著名的姿势”。后来，由于来自代表苹果和乔布斯遗产继承人的律师的“巨大压力”，该公司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1998年，设计师马克·雅各布(Marc Jacobs)曾为这位苹果的联合创始人设计了著名的无框眼镜，现在要求同款眼镜的订单如洪水般涌来，这让他的公司不得不把顾客放人最长达三个月的等候名单中。  ……

问题或许就在这里。苹果意识形态——那种混合着联合反抗铁板一块的科技精英的黑客精神的极客反主流文化，今天已经变成了主流。毕竟，正如托马斯·弗兰克在他的《堪萨斯州究竟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今天，反主流文化已经过于商业化，对企业如此友善，以至于一群城市理论家由此繁荣起来。他们对许多市政当局提供指导性意见。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吸引艺术家、时髦群体、同性恋与摇滚乐队前往他们的城市。因为这些群体所到之处，企业办公室也会接踵而来。

但苹果至少还拥有一件东西，可以作为他们仍然具有革命精神的证明。它的崛起并非源于追随其他公司的模式，或者把一点革命热情用到市场中，而是源于它对抗流行观念的一贯倾向。高科技公司以及其他媒体公司大致可以被分成两类，一为“制造浪潮者”(wave makers)，一为“顺应浪潮者”(wave riders)。制造浪潮者杀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又对消费者和其他公司的行为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而顺应浪潮者则满足于顺势而行。后者的例子在硅谷比比皆是，但前者却凤毛麟角。苹果正是前者。这个公司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它有能力，也有强烈的渴望，在新的形式下重新创造自己，即使这样做看上去与权威人士眼中的行业方向背道而驰。

用乔布斯的话来说，一台糖果色的计算机更像一种你情愿“舔上一口”，而不会用来进行严肃业务的东西，但它却与分析家认为的关于PC市场的想法完全相悖。iTunes将音乐的传播大众化，这样做避开了更流行的基于订阅的在线聆听音乐的手段，支持将专辑拆分成单曲。iPhone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一款智能手机的期待——与其说它是一部有计算机功能的电话，倒不如说它是一台能打电话的计算机，并以此带来了移动通信业的革命。同时，苹果的广告一贯而清楚地展示出，这个公司的产品并不是为了迎合大众消费者追赶时髦而推出的最新的小工具，而是为少数思想自由的反叛者设计的个性化设备。墨守成规者不属此列。由此，苹果建立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阔的用户基础。毕竟，在内心深处，每个人不都想打破现状吗？

而苹果把希望寄托在你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