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伍全著的《大清河回民支队》是一部纪实小说，讲述的是大清河回民武装的英勇抗日历程，这是回族人民在新中国解放事业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作者通过出神入化的描述和妙趣横生的编排，还给我们一种生活的美感，那些英雄人物和指挥若定的领导者都像是我们身边接地气的亲人，读起来有难以忘怀的亲切感。

大清河回民支队英勇抗战的辉煌历程，是中国人民抗击外侮、追求独立和解放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李伍全著的《大清河回民支队》以纪实小说的形式，忠实记录了冀中地区广大回族群众在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生动事迹。着重描写了以马志新同志为首的一大批回族优秀指战员，在打击日伪军的各次战斗中让敌人望风丧胆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也记录了他们开荒种地自主创业、斗智斗勇打破禁运封锁、给根据地输送短缺物资的传奇故事，全面反映了几十座清真寺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八路军、游击队的安全岛和堡垒户的爱国爱教壮举，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团结抗战的文化凝聚力所在。作品还生动描绘了回族群众的生活细节和宗教仪式，充满了浓厚的伊斯兰文化气息。作者充分汲取地方语言和文化的活力，给曲折、激烈的故事增添了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的色彩。

序言：适时的民族文化食粮

第一章 扎根回回营

第二章 除暴安良

第三章 大清河的枪声

第四章 后勤先行

第五章 折戟沉沙

第六章 峰回路转

第七章 惩处叛徒

第八章 智取海盐

第九章 挑战禁运

第十章 新村之战

第十一章 粉碎绑架

第十二章 特殊任务

第十三章 军民大联欢

第十四章 劫难见真情

第十五章 开辟新战场

第十六章 县委的嘱托

第十七章 解放新镇文安

第十八章 抗战胜利

后记

行读随感 王志刚

讲好大围河的抗战故事 马军 马超

大清河水系区域示意图

第一章 扎根回回营

一

冀中平原从古至今以地势独特而著称，西靠雄伟的太行山麓，东临浩瀚的渤海之滨，星罗棋布的大小河流，像扇面一样铺在大地上，那扇柄就是海河。海河的支流有许多，最著名的是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北运河、南运河，就河水流量之大和流域之广，莫过于大清河，她孕育的白洋淀、东淀和文安洼、团泊洼是西河文化的基本载体。

大清河发源于太行山、燕山，夏秋季暴雨形成的山洪奔腾而下，切穿高山峻岭，咆哮着冲出峡谷、十渡。经过弯弯曲曲的拒马河、白沟河流向宽阔而平坦的华北平原后，河面舒展开来，流速大大减缓，泥沙逐渐沉淀，水清可以见底，水流方向也从原来的由北往南，经白沟镇转头向东。大清河另一条重要支流是赵王河，它连接着汇集十几条河流的白洋淀，是天津通往西部山区的主要航道。

河北省境内的海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积淀丰富深厚的地区之一。

河北南部有重镇邯郸，是古代赵国都城，这里上演过舍命为国、义薄云天的千古传奇，也留下了举国士卒被冤杀坑埋的惨烈悲壮。北部古代是燕国，都于蓟城（今北京市广安门一带），春秋战国时期曾跻身七雄之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荆轲在易水河边的千古绝唱。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自古至今，不胜枚举。

北宋时期，面临北方辽、金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蚕食和入侵，曾有近200多年的拉锯战。由于朝廷的昏庸，战场上的失利，大宋的版图逐渐缩小，坐落在大清河北岸的北方三关（瓦桥关雄县、益津关霸州、淤口关信安），成了宋朝初期的边陲。由于连年征战和劳役之灾，人口大减，大片土地荒芜，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这里崛起的梆子腔，是吸取山西、陕西传统戏剧改造而成的，因腔调高亢又善于表达悲情，在这个地区很快传播开来。其中，人们最喜欢元朝关汉卿揭露官场腐败和社会黑暗的戏剧《窦娥冤》，不管是在城镇剧场，还是在农村临时搭起的戏棚里，只要有《窦娥冤》的演出，台上台下都是哭声一片，这是因为窦娥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命运是一脉相通。戏曲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艰难造就了它的基调。不只是河北梆子，还有高阳老调、河北丝弦以及清末出现的河间梅花调、最终成名于天津卫的西河大鼓，也都以悲调著称。描写才子佳人打情骂俏的情节，在河北的戏剧里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元朝的野蛮统治，激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反抗的浪潮席卷全国。当时最大、最强的一支队伍就是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他们南征北战，所向披靡。朱元璋的得力干将徐达、常遇春，是驰骋疆场，兼并群雄的急先锋。在统一中国的征战中，立下汗马功劳。为了保卫新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大批军队开往北部疆土戍边，官兵们在华北广大地区安了家。由于常遇春等军事将领是回回民族，其属下也多有穆斯林劲旅，他们也随着戍边大军进驻了河北的沧州、保定以及廊坊大厂地区。靖难之役取得最后胜利后，明成祖决定在北平建都，进一步加快了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的农民大量向京津冀地区迁徙的速度。

传说中的“康乾盛世”最突出的功绩是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使疆域空前扩大，清代的版图仅次于元代，农业、手工业、商业也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满族的放牧和狩猎文化对于以汉族为首的农耕文化总是一种制约，对文化的摧残、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等等贯穿了整个清朝，被欧洲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技术革命远远甩在身后。“盛世”表象之下，危机的种子已深深埋下，注定一个悲剧时代的必然来临：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的繁荣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衰败之中；二是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国库空虚，财政极度困难。“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落日余晖，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早已成为定局。

现实生活往往比预想的结果更加惨烈。（P1-3）

序言：适时的民族文化食粮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陈广元

李伍全先生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多年来一直热心各项伊斯兰事业。在担任工厂厂长、公司总经理等职务时，总是热心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自己也成为很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企业家。他退休后，不图清闲，不求安逸，开始著书立说，力争老有所为。他的专著《文化外贸之路》翔实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外贸发展轨迹，以及他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为中国商品和技术开拓市场、促进文化交流的心路历程。我细读之后，深深为他的胸襟和贡献感到欣慰，也相信会给“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以有益借鉴。

他的这部新作是一部纪实小说，其中的主要人物我也很熟悉，有些人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至解放后和平建设时期，一直是我们的老上级、老领导，他们的故事曾断断续续地被人们讲述过、报道过，但都是不连贯的片段。大清河回民武装的英勇抗日历程作为回族人民在新中国解放事业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如果无人整理并记录下来，大有失传湮没之虞。

李伍全先生的家庭当时是大清河回民武装的堡垒户、指挥部，他从小在抗战的环境中长大，与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总觉得，把回民抗日武装那些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写出来，是自己人生的庄严使命。于是：他退休之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走访原冀中各地，采访了那个时期很多亲历的老人，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经过细心梳理，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同时也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为回族人民留下了一段壮丽的历史篇章。

李伍全是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与文学创作还隔着行。他对祖国和自己的民族始终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是忠诚的信念鼓舞着他数年如一日地学习、废寝忘食地钻研，还专门为此研修了大学文学写作课。我们看到的这部作品就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晶。作为文学作品虽然瑕疵难免，但作为回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抗击外侮、争取和平的记录，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经常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干一、马志新到文安、霸州回民聚居区宣传抗日、宣传革命不久，很快就有很多回族青年报名参军，几个月就能组织起几百人的队伍？在历次战斗中广大指战员勇敢拼搏、杀敌立功的精神是怎样培养出来的？作品都给予了深入挖掘和探讨，读后使人心悦诫服。

第一，经济原因。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特色的回族聚居区，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贫困户比重相当大，有些家庭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是十足的赤贫阶层。日本侵略者在冀中地区的烧杀抢掠给老百姓的生存、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回民赖以生存的“两把刀”营生——一把卖牛羊肉、一把卖切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崩溃而倒闭，“穷”字是几代人摆脱不了的顽症。当然，穷则思变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属性，无产者比较容易接受改变自身命运的理论，当共产党领头人把道理讲清以后，这个群体会很快靠拢在党的周围。

第二，政治原因。国民党历届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受压迫、受歧视的政治局面长期存在。回民曾一度被反动统治阶级污蔑为“毛贼”、“匪徒”，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压迫和摧残，不时地表达出巨大愤慨并偶尔强烈反抗。当共产党、八路军真诚地帮助他们要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回民群众必然会进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视共产党为大救星。大批回族青年迅速聚集在回民武装的周围，积极要求参军。他们入伍后，自然会勇敢杀敌、视死如归，以大无畏精神报答党的深厚恩情。

第三，政策感召。共产党、八路军真心真意地帮助回民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在刚成立支队时就明文规定允许配备随军阿訇，伊斯兰的信仰和生活习惯得到充分保障。作品描写的军队过“宰牲节”和“开斋节”的盛况，就是我们过去不曾了解的政策创举。而且，指战员牺牲后完全按照教规去洗礼和下葬，实现了回族为之长期斗争和梦寐以求的愿望。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感召了广大回民指战员，他们一入伍就把部队当成了自己的家。

第四，清真寺的引导。作品引述了大围河清真寺德高望重的刘光庭阿訇在抗战期间讲沃尔兹的一段话：“回回民族谨记自己是中国人，这片热土就是我们的祖国！热爱这片土地就是信仰和本分！我们恪守本分，勤奋劳动，为国家创造财富，也时刻向往在这片土地上享受平等、自由和幸福。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另类人群，如北平的马良、刘锦标主张建立‘回回国’，那肯定是远离信仰的举动，势必把回回民族引向歧途。”据我所知，在抗战期间有为数可观的宗教人士——阿訇们直接参军或投入革命。同时，清真寺的宗教人员都秉承着这样一个信条：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他们把爱国看成是自己无比神圣的职责。八路军、县大队、回民支队把各地清真寺当成安全岛，尤其是回民支队，常在清真寺开会甚至驻军，清真寺是最可靠的抗战堡垒户。作者搜集资料时走访了河北省、天津市的几十个清真寺，在作品里对清真寺在抗战中的作用做了真实的描述。

这里还要强调两点，回民抗日武装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的领导，紧紧依靠广大兄弟民族尤其是汉族人民的支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搞独立性，深深感悟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并成为他们抗日斗争的制胜法宝。众所周知的回民抗日武装领导人马玉槐、马志新、干一等同志都是践行民族大家庭要义的典范。

我自己喜欢纪实题材的小说。这类作品以事实为根据，没有漫无边际的时空穿越，给人一种可信的感觉。作者通过出神入化的描述和妙趣横生的编排，还给我们一种生活的美感，那些英雄人物和指挥若定的领导者都像是我们身边接地气的亲人，读起来有难以忘怀的亲切感。

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要再次感谢李伍全先生给我们呈献的这部饱含民族文化精神的作品。

2015年9月

1938年9月7日，我出生在文安县大留镇。后来听母亲说，在我1周岁跌跌撞撞开始学走路时，正赶上八路军一二〇师一个整班的战士住在我们家。那些老红军特别喜欢孩童，一个个争相抱我逗玩，常常操着江西老表的口音说：“老五啊，发财啦！怎么不理人呢？”

母亲常常回忆起抗战往事。那时大留镇地处拉锯地带，白天鬼子、“白脖子”跑到村里为非作歹，夜里游击队进村宣传抗日。新镇地方武装柴恩波部队开始追随八路军打鬼子，哪知道后来又反水投降了日本人，杀害了一批八路军派来的政治干部。冀中军区和一二〇师立即派兵到文安平叛，柴恩波叛军被打得屁滚尿流。一二〇师是贺龙领导的部队，生活艰苦朴素，纪律严明，天天把我家的院子、屋子扫得干干净净，两口水缸也挑得满了水。从那时起，凡是八路军、回民支队住我家，母亲都像对待老红军一样，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家成了堡垒户，母亲当上了拥军模范。直到我长大后，母亲对那些老红军仍然念念不忘，说起来就称赞有加，总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子弟兵。

我3岁开始记事儿，记得干一经常往返于河间到文安、霸州之间，每次都在我家落脚，有时能住上两三天，大哥李泽生总是迎来送往。我后来才知道他是负责召集大围河和回回营的人筹备回民武装的。我4岁时，回回营辛少卿舅舅在我们家后院开了个牛肉铺，每天要宰一两头牛，一个牛的胃要掏出两筐粪便，每次我都乖乖地用小铁桶把粪便运到隔壁场院去晒，一个冬天能攒六车牛粪。舅舅夸我说：“老五是个勤快孩子，应该犒赏，今后每宰一头牛都给你留一只牛尾巴！”

有一年年底，马志新带着几个人到了我家，一进门就坐到炕头上开起会来。母亲在小门店听说后对父亲说：“这可是贵客，回民讲究出散，按照咱家大年初一年饭的样子，安排慰劳这些为打鬼子有家不归的人！”

房玉岭大哥一个劲儿地夸赞牛尾炖大雁的鲜美味道，母亲接过话茬说：“这大雁是亲戚送来的，牛尾是老五给牛肉铺铲粪挣来的……”马志新笑着弯下腰抱起我说：“这么小就知道过日子，了不起，将来一定有出息。”停了片刻又说。“我从北李村买了十几把小鞭炮，送给弟弟们当过年礼物吧！”

因从小接触各类抗战人士，又经常听说他们的故事，耳濡目染，渐渐喜欢上了八路军，对共产党也从朴素的拥护变为真心的热爱。有一天，我正在父母开设的早点铺收拾碗筷，看到时任保甲长的刘以庄领着一位矮矮胖胖的客人走进来，向父亲介绍说：“这是县大队储国恩队长，你认识吗？”父亲说：“认识，原来就是咱们区的抗日干部，还在我家住过呢！”我仰望着储大队长，他敦实的个头、结实的身材、鼓鼓的脸庞，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哥哥。父亲一边招呼着，一边安排早点。我在一旁用心听着，他们说的都是区里和村里的人和事，我听得似懂非懂。最后，刘以庄站起来说：“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大留镇的事你放心吧！”

几十年后，我从一些县委老领导的回忆录里才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和答案。

抗战初期，大留镇的形势十分严峻，日伪军进驻后，这里就没有消停过。一是在镇东建起一座相当大规模的岗楼，周围砌成高墙不说，还挖了一圈儿深深的壕沟，架起了吊桥，有几十个日本人严密镇守。二是在街中央一处老宅建起了据点，调来了一个中队的伪军常驻。日伪军天天以练兵为名，到处抓人当夫，参加繁重劳役。同时，社会上层人物助纣为虐，大留镇成了日伪军的保护伞。县委为了扭转四区的被动局面，及时派组织部长闵长城等人来镇上开展工作，在发动贫苦群众的同时，还开展了统战工作，主动和上层人士交朋友．甚至结为拜把子兄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大留镇的抗日形势就有了质的变化，这里成了抗日堡垒村。

在地下党的号召下，大批青年积极参军抗日。他们不怕牺牲、坚决抗战的英勇事迹给了家乡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我的邻居珠子哥（王树茂），18岁参军，在夜袭李庄岗楼时，他奋不顾身，端着机枪冲到最前头，击毙多个日伪军，最后壮烈牺牲。

我的父亲在珠子哥的葬礼上对其老爸王连甲大伯悄悄地说道：“没想到这嘎小子在节骨眼儿上真不赖呆，给王家、给全村争了口气，也让日本人明白了中国人不是好惹的！”王连甲大伯拄着拐杖往父亲身边凑了凑，骄傲地说：“大留镇的孩子们没有孬种，谁遇见这事儿都不会手软！”

汉奸柴恩波对大留镇的变化看在眼里，恨在心上。1944年夏初的一个早晨，他带领一个营的日伪军包围了大留镇，一心要抓捕正在该镇开会的中共县委一班人，在发现扑空时，不问青红皂白，将21名青年捆绑起来，拉到村西给活埋了。幸亏县支队和回民支队及时赶到，在抗日老英雄王茂昭的引导下，村民立即把被埋者挖了出来，避免了一场人间惨案。

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大留镇小学留校任教的郭学廉老师，解放后他写了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气愤地记下了以柴恩波为首的日伪军包围大留镇以及活埋大批青年的累累罪行。郭老师曾经征求过我们几个同学的意见，大家总的印象是真实、生动、感人，至今仍有清晰记忆。我们建议他改编成三幕话剧在本村或县里公演，虽然最后没有实现，但有力印证和充实了我的记忆。

1944年11月初，匪徒柴恩波拼凑500余人，偷袭驻在四李村休整的县支队。他们不但未能得逞，反而遭到了县支队和三十八区队夹击，损失惨重，最后夹着尾巴逃回了文安城。柴恩波苟延残喘，仍然寻衅报复，把老百姓当替罪羊。当年11月下旬，他纠集新镇、文安、大城等地的几千伪军侵入四区，实施大规模扫荡，将五留镇、四李村烧成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了七天七夜，80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其中，大留镇最为惨烈。我当时6岁，跟着母亲、姐姐和两个哥哥，跟刘家二娘、二嫂、淑女（刘以庄养母、妻子、女儿）结伴，及时逃出了大留镇，经任丘八方村、王各庄到达苟各庄。第三天回到大留镇时，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了：昔日光鲜亮丽的街道都成了断垣残壁，无数宅院仅剩一堆灰烬。人们的悲愤之情一下子涌上心头，大街上、门洞里一片哭嚎。那种惨不忍睹的场面，我一生也不会忘记。我在这里重提这段历史，就是希望后代要永远牢记先辈的苦难，不忘日寇的罪行。产资料的记录。当时，天津郊区有上千家回民从事用农产品换取工业品的生意，曾引起过当局的注意。穆庄子和两间房子村是当时的主要商品集散地，但是，只有大清河回民支队一家负责把工业品转运到老区的供给任务。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回民支队的经营让老区的生产、生活资料获得了补充，直到日本投降，他们的使命才算完成。在那个年代里，这种工作不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革命的创举。

……

在半年多时间里，我们还走访了大小清真寺20多个，涉及9县1市，包括献县、河间、肃宁、任丘、文安、霸州、雄县、永清、静海和天津市。献县东辛庄（现称本斋村）新落成的马本斋纪念馆所收集的资料，让我们对冀中回民支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冀中回建会的大力倡导下，大围河和两间房子等清真寺的阿訇和各级宗教人士把圣训——“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信条，结合传统爱国爱教故事，在节日或主麻日反复讲授，对正确引导群众起了关键作用。抗战初期，文安、霸州有多位阿訇参加了游击队。让人更加叹服的是，所有清真寺都成了抗战斗争中的安全岛、堡垒户。

在动笔写作之前，我怀着敬仰之情，与同事们专程到天津回民第二公墓，为安葬在那里的干一和夫人哈月、马志新和续妻穆强、金清波和夫人孔鹏、房玉玲和夫人马俊志，以及李泽生同志游坟扫墓，并向公墓管理人员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这次祭祀活动更加激励我下定了完成写作计划的决心。

说到小说创作，我不得不承认有点勉为其难。工作期间，我经常起草企业计划、总结、报告之类；退休之后，也撰写出版了几本学术类、经管类著作。若是仅仅为回民支队写一些回忆录，还是蛮有信心的。若要把回民支队的英雄业绩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是纪实类作品，我也深感自己能力不足。

但是，我坚信，无论是回族人民还是全国各族青少年，都需要了解这段血与火的历史，都需要从自己的前辈在面临外族入侵时的英勇壮举中汲取精神营养。所以，我觉得自己从小亲睹亲聆了回民支队和回民百姓的奋勇抗日事迹，记录、讲述、传承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我就责无旁贷。这种庄严的使命感和光荣的责任感激励着我不断努力探索，直至全书出版发行。

在走访、搜集资料的同时，我阅读了大量小说，反复研读了20多部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尤其是魏巍的《火凤凰》、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更是仔细揣摩，看了无数遍。我还参加了大学文学写作专业培训，认真完成了多篇习作提交给老师批改指点，这一年多的专业训练让我受益匪浅。

相关资料初步整理出来了十几万字，为起草写作大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调查走访费时逾两年之久，闭门写作用时一年有半。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郑重地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与我一起搞专题调查并提供了80多位指战员名字和籍贯的王志刚同志，从思路到体裁都给予指导帮助的文学老师张元教授，提供珍贵的个人回忆录的房援朝先生，协助总体策划的张永军副主任，对草稿进行深度梳理的王庆春女士等。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大阿訇、华夏出版社编辑部贾洪宝主任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办公室主任陈建明等的热情帮助和有力支持。

本书在华夏出版社作为重大选题报送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宣传司、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宣文部等单位及其所邀请的专家审阅过程中，得到了各单位领导和各位专家的关心和肯定，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