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是北大吴飞教授学术研究之余，思考现代生活与古代传统之关系的随笔集。

本书收入了作者近年来陆续写出的十一篇文化随笔。从北大情怀到礼乐文明，从电影到人生，从婚姻法到新礼治……作者认为：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实质，不能继承礼乐文明的精神，就无法构建成熟健康的现代中国文明；在现代性的处境下，中国只有在丰厚有力的古代传统之上，才能支撑起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

吴飞教授研究兴趣广泛，但他关心的焦点问题一直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处境。《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收入了作者近年来陆续写出的十一篇文化随笔。在目前复兴国学的各种声音极其嘈杂的状况下，吴飞教授既反对盲目的复古主义，也反对对传统思想的全面否定。他主张：在认同现代世界的基本价值的前提下，以古代文明的资源来平衡现代性的各种问题，从而使现代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这既是西方现代性的经验，也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化的未来。

自序

现代中国的古代资源

今天怎样做北大人

北大哲学百年赋

非基督徒的基督教研究

推罗老人与希波主教

死磕

自由中国新礼治

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慎终追远：现代中国的一个童话

许三多的天真

探寻礼乐文明的精神

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

现代中国是否还需要儒家，以及儒家在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种种争论，都可以还原为一个问题：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当前对于儒家的各种不同态度，都来自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又取决于对中国的现代性处境和儒家传统两方面的理解。本文即试图通过阐释现代性处境的普遍状况及其在中国的特殊面貌，检讨已有的关于当代中国儒学的种种意见，尝试提出儒家文明体系对于中国乃至更普遍的现代性处境可能的应对方式。

一、现代性问题与古今之争

自从19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全面接触西方以来，如何理解和进入现代就成为中国思想中最关键的问题，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呈现出各种面貌；而如何安置传统文化，也就取决于如何理解现代性。“五四”时期对儒家的全盘否定，是基于对现代性的这样一个理解：只有与古代文化彻底划清界限，才能真正实现现代的科学民主精神。随着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进入中国，也随着国内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不断深入，这样一种以现代彻底否定传统的态度已经逐渐被扬弃。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明体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地意识到，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古今之争一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简单地以现代否定古代，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不能成为文明批评的基本前提。

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基本构架中实现美好生活，不仅是中国文明关心的课题，而且是西方知识分子同样在苦苦思索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在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最开始，古今之争就成为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众所周知，进入现代文明的两个核心事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以用古代批判现实为开端。而且，这都不是简单的借古讽今。无论文艺复兴对希腊罗马的热爱，还是马丁？路德向奥古斯丁的回归，都是非常认真的思想事件，而不是简单的政治策略。至于马基雅维利、蒙田、培根、霍布斯、洛克、牛顿这些现代文明的奠基者，无不对古典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没有古典文明的复兴，就没有现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就奠定在对古典文明的重新理解上。

到了17世纪末期，笛卡儿、牛顿和洛克分别确立了心物二元、科学理性与自由政治在现代精神中的核心地位，而法国知识分子中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古今之争”，一直持续到18世纪。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可以看作古今之争中现代一方胜利的延续；但是，启蒙运动的最高峰却是卢梭，这个明确反对现代文明的各种特点，甚至反对文明本身的思想家。卢梭对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深刻反思，被当作对现代性的第一次系统而深刻的批判，但这批判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却是对现代性的一次有力推进。法国大革命是这次批判的产物，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派也都受到卢梭的巨大影响，从此出现的左派思想也更成为现代性的有力推动者。

到了19世纪，马克思和尼采分别从左右两个方面猛烈抨击现代性。虽然他们利用的资源不尽相同，而且对现代文明的具体诊断也不一样，但对现代性的否定却是一致的，而且他们的思想中都大量借助于古代资源。当然，批判的结果，是再次推动了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受尼采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共产主义，分别成为现代文明在20世纪最激进的表现形态。

进入20世纪之后，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因而为救治现代文明开出了一个又一个药方。但他们努力的结果，都是再次推进和丰富了现代文明的内涵，同时也成为下一轮现代性批判的靶子。

以上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粗略勾勒，已经足以表明，古今之争从来都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可以说，自从现代文明发生以来，传统文明就一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栖居在现代文明当中，并成为现代性反思自身和更新自身的重要动力。

之所以说古今之争是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并不只是就历史经验来讲，而且是从现代文明的本质含义来看。对现代精神最有力的推动之所以往往来自传统文明，是因为古代文化本来就根深蒂固地包含在现代精神当中。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经济增长、政教分离等等，是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内涵。但这些并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因而现代社会的实质生活不能仅靠这些观念来构成。自由民主，只能给人一个可以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受外在约束的环境，但本身并不能保证人的生活幸福；科学和经济，可以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更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同样不等同于幸福生活。所有这些都只是为美好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外在条件，但并不等于美好生活本身。美好生活，还必须有更实质的内容，而这些，正是靠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来填充的。政教分离，是现代西方对自由追求这种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传统的这些价值作底蕴，才有可能展开现代性的种种风景。自由、民主、科学、经济增长等等，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而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值诉求的文明体系的，则是这些外壳所包裹的内容。因此，现代从来没有离开传统而存在过。古今之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代和古代是必然矛盾的，而只是因为，当这个外壳忘记了、破坏了、压抑了其中的内容，或是变得与其中的内容不相匹配的时候，其内在的传统部分就会反抗和调整这个外壳。因此，没有古代内容的现代生活不仅是索然无味、不值得过的，而且是根本就无法存在下去的。

……  P9－13

收在这本小书中的，是我近些年在学术研究之余写的一些随笔文章。

以随笔的方式来思考一些问题，本来是严肃的学术文章之外的补充。但在而今如此繁忙的工作状态之下，如果不是不得不发言的事情，或是被文债逼到实在不好意思的情况下，我已经很少写了；即便写了甚至发表了，也总是感到不满意。所以七八年来，勉强看得过眼的也就这十篇。现在承蒙倪为国先生的鼓励，将这几万字拼凑起来，成了这本小书。

自己再看看这些文字，虽不免东拼西凑之嫌，但其中还是贯穿着我一直以来学术思考的根本问题，那就是现代生活与古代传统的关系。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朋友们对相关问题就有过非常广泛的讨论甚至争吵，**后总结出一个说法：“在现代做一个古代人，才是真正成熟的现代人。”这句话特别能代表我们的共同思考。

之所以会有这看似悖谬的态度，是因为，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在丰厚有力的古代传统之上，才能支撑起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复古主义自然是一种迂腐荒谬的态度；但完全抛弃传统，往往就意味着没有道德的厚度，从而使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肆意泛滥，**终导致我们所珍视的现代价值也在内部破碎。本来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性，在西方社会的丰富性远远超乎我们一般的想象，其对传统的依赖和借力，也是我们通常会忽略的。而西方现代性所催生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中反而表现得更加严重和尖锐。每当谈到现实中国的种种问题时，批判中国传统的劣根性就成为不加思考的人们**方便使用的借口，以至我们的思想界涌动着那么多的抱怨、无奈和自我否定。学不会尊重传统，不懂得怎样在传统中吐故纳新，是当前中国思想中的巨大问题。

本书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思考上述问题。这些文章我没有按照写作顺序排列，而是按照主题和思想的推进，做了一个大致的排序。

《现代中国的古代资源》是2007年夏天在香山召开的“孔子与当代中国”会议上的发言。当时陈来教授约我为会议写一篇文章，我借这个机会梳理了对待传统思想的几种态度，也明确了自己的许多想法，认为要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框架之中，通达地看待古今中西问题。当时题为“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我思考相关问题的纲领。

随后的两篇关于北大的文章，也都是同一整体问题的进一步展开。2009年，我参与了北大十佳教师的评选，借评选演说《今天怎样做北大人》的机会，谈了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就是对中国现代生活方式的理解。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面对的任务非常不同，但若在今天不背弃“五四”的传统，恰恰需要重新理解传统，使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变得更加丰厚。2012年，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我写了《北大哲学百年赋》，虽为古赋的尝试之作，其精神却正是那篇演说的继续。

以上三篇，可以看作对现代中国生活方式的总体思考。

接下来的三篇，都是针对基督教和西方精神的。中国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在现阶段就可以非常浓缩地体现在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上。西学和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肯定还有一个更强劲的势头。问题已经不是我们是否接受，而是应该怎样接受和对待。我一直坚持在基督教外部研究基督教，并且对基督教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抱有极大的警惕。《非基督徒的基督教研究》也是2007年完成的，是与孙向晨讨论的一个结果，后来在2010年香港道风山组织的“汉语基督教研究”圆桌会议上宣读。90年代的文化基督徒论争，是我和很多朋友开始思考基督教问题的开端，但时至今日，国内基督教研究界的状况已经迥异。此文是对这种状况的一个回应和反思。

《推罗老人与希波主教》是我研究奥古斯丁的一个副产品，后在《读书》上发表，其中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思考。今日中国的基督教，与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非常相似，但还远没有达到当时的思考水平。已经几乎被遗忘的波斐利是**早的敌基督者之一，却也对基督教思想的成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争论无论多么激烈，必须脱离肤浅的主义与学派，进入更加实质的问题，才会使争论双方受益。

《死磕》是我2010年在听说了贾宏声的死讯后，就《昨天》写的一篇影评，刊于《书城》。《昨天》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里面揭示的问题不仅真实、切身，而且触及了当代青年人非常敏感的神经。在我看来，其中正包含着中国式生活方式接触西方精神追求时**根本的问题。电影结尾看似圆满的结局却被电影外**终的悲剧所打破，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再随后的三篇文章，我希望进入更加实质的考察，因而是在具体领域更直接的讨论，也是我近年来进入礼学研究之后的一些心得。在我看来，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实质，不能继承礼乐文明的精神，就无法建构成熟健康的现代中国文明。而礼乐文明的核心是人伦秩序，人伦秩序又**集中地表现在冠、昏、丧、祭等家庭礼仪上面。

《自由中国新礼治》写于2009年，是应《文化纵横》杂志高超群兄之邀写的文章，针对的是当下中国的家庭问题。题目是高兄所起，虽然乍一看让我不敢接受，但想想也还是较好地表达了我的想法，所以此处仍用此题。

《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是2011年初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写的文章，也发表在《文化纵横》上，但此处没有采用《文化纵横》改的题目。《慎终追远》一文，是五年以来我思考丧礼问题的一个总结，在2014年清明节刊发在《读书》上。这两篇文章的主题正是当下中国礼治生活中**重要的两个维度：婚与丧。

《许三多的天真》，借着对电视剧《士兵突击》的评论，试图讨论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其删节版于2008年初刊于《南方周末》。《士兵突击》虽然是在写演习和战争，却是对生活方式的一个思考。当初此剧热播时，曾经激励过我的很多学生。这篇文章是对前面三篇文章的一个提升，希望能够借此窥见与礼乐文明相应的人心秩序和生活态度。

文章虽然不多，但涉及到了近七八年来我研究的主要几个方面。这次重新整理这些文章，也可当作对我近期思想的一个清理。

此书特别献给我非常尊敬的两位长辈，因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用深沉的古典情怀面对当代生活的处境，维护着中国生活方式的尊严。王守常教授是我的硕士导师，也是对我影响**大的老师。他一向以乐观豪爽、纯真率直的态度，面对着自己生活和当前社会中的种种变故，得到了众多朋友的尊敬。1996年，他慷慨地收留我做了学生，在我几次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时候，以宽厚的耐心纠正和鼓励着我。在现在越来越专业化、程式化的高校师生关系中，王老师立下了一个非常值得仿效的典范，成为我现在带学生的**重要参照。我在2009年结识了贵阳李宽定先生及其一家。面对现代中国的种种人伦问题，李先生表现出了少见的敏锐和担当，他在贵阳的种种努力都令人钦佩，而他对我和北大同仁的无私帮助，也开启了我们以后的长期礼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中对古典风度的秉持，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而我尤其高兴的是，两位老先生能够很快成为了肝胆相照的朋友。正是他们的人格和友谊，成为我们思考古今中西问题的重要支撑。

吴飞

2014年夏

序于耶路撒冷旅次

补记：2015年初，全书本已完稿，又有《文汇报》约稿，我写了《探寻礼乐文明的精神》一文。近些年的礼学研究方兴未艾，却也存在着种种问题。这篇文章是对此种状况的回应，也算我自己几年来研究礼学的一点心得，正好总结全书**后部分对礼乐问题的思考，且与第一篇文章形成呼应，所以附于书末。

2015年元月

补记于仰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