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共双方的意愿，也是现实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最重要保证。

用确凿的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说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来龙去脉，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经验与教圳，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

李蓉、叶成林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史（1935.8-1947.3共4册）》讲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历经七个阶段：酝酿、形成、展开、波折、维持、继续、终结。

本书的出版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深入研究中共党史具有重要意义，有助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统一战线。

《第二次国共合作史（1935.8-1947.3共4册）》是一部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的学术专著。作者李蓉、叶成林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从科学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出发、以大量史料的分析为立论基础。本书在纵的方向系统研究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酝酿、形成、发展到破裂的全过程，在横的方向研究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在层次上研究了了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合作，从而清晰地介绍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进程中“酝酿、形成、发展、曲折、持续、继续、破裂”的七个阶段，阐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成为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全书观点鲜明，立论正确，材料丰富。

绪论

第一章 合作的酝酿过程（八一宣言至西安事变前）

 第一节 中共倡导“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第二节 国民党秘密探寻同中共合作之路

 第三节 中共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联合战线

 第四节 国共两党中央直接对话

第二章 正式确认合作关系（西安事变至国共合作宣言发表）

 第一节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第二节 两党合作局面初步形成

 第三节 两党正式谈判合作抗日

 第四节 合作在多方面展开

 第五节 国共合作宣言发表

第三章 合作全面展开（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后至晋西事变前）

 第一节 党际合作的谈判

 第二节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略展开

 第三节 中央政府层级合作

 第四节 军事方面的合作

 第五节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第六节 地方层级的合作

第四章 合作在曲折中前行（晋西事变至蒋介石林彪谈判前）

 第一节 抗日战场的战略配合

 第二节 抗日战场战役层面的合作

 第三节 为减轻两党摩擦的谈判

 第四节 社会各界人士努力维护国共合作

 第五节 中共中央为减轻摩擦所做的其他工作

 第六节 其他方面的合作

第五章 持续合作取得伟大成果（蒋介石林彪谈判至抗战胜利）

 第一节 两党恢复正式谈判

 第二节 进一步调整关系的谈判

 第三节 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

 第四节 其他多个方面的合作

 第五节 坚持合作抗战直至胜利

第六章 新形势下继续合作（重庆谈判至全面内战爆发前）

 第一节 和平建国方针

 第二节 重庆谈判

 第三节 政治协商会议

 第四节 停战谈判

 第五节 军调部调处军事冲突

 第六节 几个具体事务上的合作

第七章 合作走向终结（全面内战爆发至宣布破裂）

 第一节 内战全面爆发后的交涉

 第二节 合作之门关闭

后记

五、对山西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华北是继东北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第二个战略目标。而当时华北五省的大权，又皆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所掌握，如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等。中国共产党要把华北的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在发动民众进行救亡斗争的基础上，争取与国民党华北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等联合。

割据山西的阎锡山，多次参加军阀混战，1932年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此时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构成的复杂矛盾之中。他认为自己处在“三颗鸡蛋中间跳舞，哪一颗也不能碰着”的状态下。为了保住他在山西的“独立王国”的地位，他决定采取“抗日和日”、“联共反共”、“拥蒋拒蒋”的方针，利用中国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并提出了“守土抗战”与“牺牲救国”的口号。

中共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与态度的变化，决定加强对他的争取工作。1935年10月，中共派张友渔、邢西萍、孙筱梅等共产党员以教授身份到山西“讲学”，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分别写信给阎锡山、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和晋军第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表达欲与晋军联合抗日的诚挚愿望。毛泽东在给阎锡山的信中指出：“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人陕，而以其中央军监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以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忾。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人民公敌。”毛泽东在信中表明红军为抗日虽“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的决心；并告诉阎锡山红军对被俘的晋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毛泽东在写给赵戴文、杨效欧的信中，同样说明红军的目的在于抗日讨逆，非欲与晋军为敌，劝告他们：抗日降日，两言而决，惟贤者熟图而择之。希望双方停战议和，兄弟阋墙，共御外侮。这些信，对阎锡山等人触动很大。

与此同时，隐蔽在阎锡山政府和各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在积极工作。1936年下半年由杜任之等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193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

1936年夏秋，由于日、伪军向察绥进逼，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统治的晋绥地区的安全。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发表，表明国共两党中央关系正在变化。阎锡山权衡利弊，思忖再三，确立了“守土抗战”方针。

1936年秋，薄一波等61名共产党员从北平出狱。阎锡山早已熟悉薄一波，连忙派亲信郭挺一去北平，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刘少奇说：“机会难得，要去！”刘少奇对薄一波说：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刘少奇还决定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等同往。

为了促进山西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在动摇中的阎锡山真正走向进步，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5人组成专门从事上层统一战线_丁作的委员会。1936年101月，薄一波接受了阎锡山的邀请回到太原。薄一波后来回忆说：1936年10月下旬一回到太原，“我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在座的有赵戴文、梁化之。寒暄几句之后，我说山西当局对我是有通缉令的。阎当即表示：通缉令取消，这次是请你回来。我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有几件事，用家乡话来说，‘先小人，后君子’，说清楚才好共事。阎说，以后是自家人了，有话好说。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说话，办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我要经常宣传抗日救亡，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荐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一一表示同意。赵戴文在一旁说，还有一条，就是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脚。我笑着说：可以放心，我只能加固山西墙脚。从此，我们逐步与阎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阎锡山明知我们是有党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除了郭挺一从北平回去向阎证实了这一点之外，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张厉生也一再向阎通报过这方面的情况。而阎正是想利用一些共产党员帮他完成所谓‘保晋大业’，即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我们也明知，阎锡山不会根本改变他对共产党的立场，他不会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走到一起的暂时同盟。我们也正是要在合法斗争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救亡运动。前途如何，双方信心都很大，关键就看形势的发展和策略的运用了”。

此后，薄一波以太原绥靖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牺盟会常务秘书，主持日常工作。接着中共又派来杨献珍、周仲英、韩钧、牛荫冠等同志到牺盟会、军政训练班工作。薄一波按照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接办并改组了牺盟会。阎锡山仍任会长，梁化之仍任总干事，再加上薄一波、董天知、韩钧、戎子和、宋劭文、刘玉衡、张隽轩等组成牺盟总会的领导班子，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改组后的牺盟会虽然戴着山西的“帽子”，打着阎锡山的“招牌”，但领导权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是中共直接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这时，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局的汇报，提出“共组北方联合战线”的口号，决定派红军高级将领赴晋绥直接谈判。11月12日，彭雪枫抵太原。在与阎密谈中，彭雪枫针对阎怕联共丧失地盘和政权的顾虑，首先表明中共的合作诚意和态度，说明红军虽志切抗战，但未得友军谅解，尤其是晋绥地区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谅解，决不贸然向晋绥阵地开进。只有在取得双方正式谅解后，红军才依约进入协定地区，担任一定防线，并服从统一指挥，以全力为友军之助，不妨碍友军及其后方的安全秩序，不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这使阎锡山进一步消除了顾虑，达成三项协议：（一）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关，梁化之为阎锡山方面唯一的谈判代表和联络人员，共同商讨联合抗日等重要问题；（二）建立彭雪枫与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的联络通讯渠道，由阎方签发护照给中共代表的交通人员，并保证其安全来往于晋陕之间； （三）同意彭雪枫在太原建立秘密电台，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令彭雪枫主持办事处工作，公开身份是上海某公司副经理，办事处对外称“彭公馆”。

11月初与12月初，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分别派山西籍共产党员南汉宸、王世英到太原，与阎锡山进一步会谈，特别是王世英人晋时，毛泽东指示他就三项条件与阎锡山谈判：（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前线，划给一定阵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服从阎的统一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代表住晋阎绥傅[作义]处，以资联络。双方经协商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

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对阎主张反对内战，“共维大局”表示钦佩，并望阎在南京、西安间“出以有力之调停”；同时与阎商量“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以求对国事发言更有力。毛泽东在信中还表示希望尽快解决以下具体合作事项：（一）从山西吉县至陕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二）从速建立双方的电台联络；（三）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四）晋陕经济通商早日实行，恢复正常关系。这样，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的联合，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大原则，直至一系列问题，都已取得解决或正在解决之中。

中共在同阎锡山的合作中利用阎锡山官办的抗日救亡组织，在培训干部，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改善民生，恢复发展中共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为国共全面合作，特别是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P89-92

一、文献的回顾与综述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国共两党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中国学者对此极为关注，很早就开始广泛收集资料，进行初步的历史考察，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随之展开。迄今为止，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已经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资料类、研究类、纪实文学类。

资料类著作按出版时间先后，主要有：马健著《国共合作史》（北社1946年印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1980年印行）、卓兆恒等编《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合编《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童小鹏主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增订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湖北文史资料1985年第1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之一）》（1985年印行）、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研究室编《从和谈到北上抗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安徽文史资料第25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陈元方和史础农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1986年出版）、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第33辑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南岳游干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潘启贵主编《国共合作事典》（大连出版社1994年出版）、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共光泽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大洲谈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共沂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国共两军忻口抗战揭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周勇和潘洵主编《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重庆出版社2012年出版），等等。

研究类著作有：申伯纯编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刘云久著《第二次国共合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林家有主编《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李淑嫫和肖学信编著《国共合作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杨世兰等著《国共合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西安事变研究会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唐培吉等编著《两次国共合作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张梅玲著《干戈化玉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出版）、秦野风等合著的《国共合作的过去与未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郝晏华著《从秘密谈判到共赴国难——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探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出版）、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毛磊和范小方主编《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张小满著《重庆谈判研究》（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张雪琴编著《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王延兴著《度尽劫波兄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台前幕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杨奎松著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江西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编《庐山与第二次国共合作》（2010年印行）；关中著《中国命运关键十年——美国与国共谈判真相（1937～1947）》（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出版），以及王功安和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出版）、国共两党关系学术会议组织委员会编《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武汉出版社1988年出版）、张广信主编《国共关系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成山和马力主编《国共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苏仲波和杨振亚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张广信、周炜等主编《国共关系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王功安和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唐纯良和徐首军主编《国共关系史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刘建武主编《国共关系七十年（1921.7—1991.7）》（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出版）、苏仲波等主编《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全国第三届国共两党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张铁男和宋春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历史与现状研究——全国第一届国共关系史研讨会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李良志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田克勤著《国共关系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功安等主编《国共两党关系概论》（武汉出版社1996年出版）、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黄修荣著《国共关系七十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郭广迪等主编《国共关系中的传奇人物》（武汉出版社2001年出版）、黄修荣著《国共关系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马建离著《毛泽东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2003年出版）、王功安著《周恩来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2003年出版）、马小芳著《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吕斌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关系问题研究》（华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等等。

纪实文学类著作有：徐矛和石源华合著《国共合作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王淑珍著《同仇敌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柳建伟著《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晓华等著《国共抗战大肃奸》（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出版）、黄伟民等著《西京风云——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作家出版社1997年出版）、吴子勇著《阋墙御寇——国共共赴国难纪实》（作家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海文和铁竹伟合著《穿过硝烟的握手》（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梅剑主编《国共秘事——国共分合三部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叶永烈著《国共风云》（广州出版社1997年出版）、潘强恩编著《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马辂著《国共和谈演义》（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戚如高主编《国共和谈秘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陈敦德著《合作在1946——军调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彭锦华著《和平之殇——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柳建伟著《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秘闻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出版）、郑健著《支点——国共山西合作抗战历史纪实》（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等等。

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报刊论文数以千计，仅本稿作者浏览过的就超过3000篇。

在这些著述中比较突出的成果是：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来看，对形成阶段研究得比较充分；就第二次国共合作所涉及的诸方面内容看，对国共谈判研究得比较充分；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看，对西安事变和重庆谈判研究得比较充分。

通过上述著述的考察，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将“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独立对象进行完整、系统研究的著作还是太少了——仅见到刘云久所著《第二次国共合作》。该书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有一个较完整的研究框架。该书的主目录是：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二、国共两党的抗日合作及其伟大历史作用，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但因该书出版于1985年，许多重要的史料都未能利用，特别是未能利用由孟广涵主编的《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一书提供的丰富史料；全书不足100页，仅约7万字。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样的大题目来说，其分量明显不足。

……

五、几点说明

（一）本书对参考过的文献资料未能全部列举…，但凡直接引用过的文献即带引号的引用全部给出文献来源。读者如果需要可以按图索骥查找原文予以核对。

（二）对历史文献的文字错误，本书引用时采取了回避措施，即引用经订正后的文献，以使行文更顺畅。引用中的补充部分用方括号[]予以标识。

（三）对历史文献正文中的数字汉字表达，本书将之大部分改为阿拉伯数字。

（四）对几个重要表述的说明。

1.日寇、日本侵略军、侵华日军和日军。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人都习惯于将侵华日军称为“日寇”。我们先看看“寇”的字义。《康熙字典》对“寇”字的定义有两个。一是《说文》的“暴也。从支、从完，当其完聚而寇之也；支，击也”；二是《增韵》“仇也、贼也”，例句是对《书·舜典》“寇贼奸宄”的“注”：“群行攻劫日寇，杀人日贼”和《左传·文七年》的“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可见，传统对“寇”的理解用白话表示就是“强盗”、“暴民”。因此，称“日寇”虽然表示了中国人对日本侵略军的蔑视，却是一种不太规范的表述，而这种不太规范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的战争责任——在中国作乱的是一群“暴民”而不是日本政府和军方有组织的行为。因此，本书除引文外，不再称“日寇”而称“日本侵略军”、“侵华日军”或简称“日军”。

2.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和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政府军。我们赞同郭德宏先生在《“天皇”、“国民党军”等提法不科学》一文提出的一些观点。该文说：“长期以来，我国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沿用了过去很多提法，如‘事变’、‘天皇’、‘国民党军’等。细细推敲起来，这些提法并不科学。”郭先生提出：“把‘国民党统治区’改为‘国民党控制区’或‘国民党领导的地区’，更为客观和恰当。”“对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提法，胡乔木同志早就提出应该加以改变。他指出：‘我们说惯了国民党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历来不是国民党直接指挥的。所以，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国民党政府军。’按照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改为‘国民党政府军’也可以，叫它的正式名称‘国民革命军’也可以。”“抗日战争史研究应该更新过去的话语系统，对于那些来源于日本或受日本影响的，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称呼和提法，应该加以清理，凡是不客观、不科学的都应该尽快地改过来。”据此，我们在叙述中不再使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的表述，而用“国民党区”、“国民党控制区”和“国民党政府军”表述。

3.反共高潮、反共摩擦和军事摩擦、大规模军事摩擦。许多书都用“反共高潮”“反共摩擦”来表述当时发生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我们认为用“反”来定性是不确当的。如前所述，国民党对共产党是“限制”而不是“反”。因此，本书除引言外采用“大规模军事摩擦”来指称当时发生的三次军事冲突事件。

（五）本书将整个历史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大多数事情都是按时间归人相应的历史阶段。但有的事情如果严格按时间划分反而显得零乱，故采取突破时间界限归类处理的办法，如土地政策的变化，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方面联络参谋的关系，军事调处，战后救济等都作如是处理。

（六）本书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史料，即大量已经出版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我们要向所有我们已经引用、参考过的资料、研究成果的作者、编者和出版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本书的写作源自于2009年重庆组织的“大后方历史文化”系列研究。领受时的题目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当我们着手研究后发现，学术界还没有将“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于是有了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完整、系统研究的想法，并得到了系列研究主持人周勇先生的同意和支持。因此，我们首先要感谢周勇先生。

虽然学术界未曾将“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已经进行过相当多的研究，因此本书不是完全在一片荒地上开垦，而是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就此，我们要对这些研究先行者表示由衷的谢意。

本书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史料，即大量已经出版的资料，我们要向所有我们已经引用、参考过的资料的作者、编者和出版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本书能够出版，团结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特别是团结出版社的唐立馨女士从约稿此选题到跟踪、编辑，其真诚和敬业的工作令我们感动，许多朋友、同事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还有很多老领导、同事、同学给我们始终如一的鼓励和鞭策。在此一并表示我们衷心地感谢！

作者

2017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