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翔编著的《拳手(孙海翔短篇小说集)》精选了作者已经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包括《太阳的号叫》《秋天的背影》《树上的男孩》《蹲在树树桠上的父亲》《飞翔的猫》《黄沙弥漫》《沐浴液》等。其中，短篇小说《阴霾》获“全国首届《小说选刊》笔会征文”二等奖，《树上的男孩》获“《黄河文学》（2014—2015）双年奖新人新作奖”。

孙海翔编著的《拳手(孙海翔短篇小说集)》讲述了，两个人手一碰，像拳击手，说声交拳，便又斗起来。李进林唱拳很有韵味，节奏不快不慢，三桃园，六连升，二郎山呀。孙河也以同样的节奏应和着，两个人像拉锯，你一送，我一拉，我一送，你一拉，一来一去，张弛有度。两个拳手划得很实，不赖拳，字正腔圆，也不抢拳，节奏平稳……李进林说，就喝个八四，要么穿绸子，要么精沟子，玩就玩个心跳。孙河说，随你。李进林挽了挽袖子，宽大的手掌往桌子上一拍，一根筷子嗖的一声弹起来，做了个空中翻腾五周半，撞在房顶上，摔在灯泡上，昏头昏脑地跌落在清炖羊肉盆里，溅起几滴汤，溅在胖子脸上。胖子急忙用手擦，边擦边说，烫死了，烫死了。

太阳的号叫

秋天的背影

丑驴

阴霾

阿妙

人头攒动

鱼香肉丝

飞翔的猫

翼状胬肉

黄沙弥漫

月光下的二胡

鸥鸟一样跃起

蹲在树桠上的父亲

树上的男孩

倒行五十里

心急如焚

冷风飕飕

水汽迷蒙

紧急救援

天将大亮

沐浴液

绿钻戒

空城计

芦花白

南下

拳手

行针

暖雪

后记

太阳的号叫

放学回到村口时，桥头上挤满了人。

人们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仿佛在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我把书包立即抱在胸前，使劲向人群里挤。弟弟也在人群中，我们哥俩像泥鳅一样看见大人的腿缝就向里钻。终于钻到人群的前头，我们的头从大人的腿缝中伸出来，像两只乌龟。

我看见桥头上放着一个麻袋，麻袋里有东西在动。麻袋口用绳子扎着，里面的东西在使劲地东撞西蹿。

队长说：大伙都往后退，马上就打猫了，不要让枪里的砂子伤着了。我们这才知道麻袋里装的是猫。我们随着人群向后退，退了几步又把头从大人的腿逢中伸出来。

队长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把剩下的半支烟扔向了渠水。他的瓦刀脸上的肌肉拧了一下，拿起立在钻天杨旁的砂枪。我们这些孩子们便格外紧张起来，女人们赶紧把脸背过去。

队长端起枪，瞄了一下麻袋，又放下枪，说：这猫还乱动，四虎，你把它放稳，让它老实点。秃头四虎跑到麻袋前，把麻袋摆了又摆，脖子一扭，说：马上就要见阎王了，还乱动，老实点！说完，他又退到人群前。

长长的砂枪对准了麻袋，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砰的一声，麻袋像被打麦场上的电风扇猛烈地吹了一下掉了下去。人群里呀的一声，接着，人们便向渠边冲去。

麻袋在水面上蠕动着，明显地感觉到麻袋里的猫没有死。过了一会儿，麻袋里的猫拼命地挣扎着。麻袋被砂子打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孔，就像马蜂窝。透过小孔，依稀可以看见猫的腿慌乱而有力地蹬着。

队长吩咐道：给我捞上来，补一枪。

有人说：这猫命真大，还没死。另一个说：猫有九条命，一下是打不死的。

麻袋湿漉漉地摆在桥墩上，不住地滴着水，水滴入渠中，像下着雨。

队长又端起枪。砰的一声，麻袋应声落人渠里。

这次，水里的麻袋再也没动。

看完热闹的人们开始像散戏一样说说笑笑地往回走。弟弟拽了一下我的书包，小声说：哥哥，听队长说，下午还要打，见猫打猫，见狗打狗，要除掉队里所有的猫和狗，像处死苍蝇、蚊子和臭虫一样。 我急忙拉上弟弟往家里跑。 我们的三宝见我们回来了，用头使劲地在我和弟弟身上蹭，边蹭，嘴里边发出呜呜的声音，三宝是在撒娇了。我和弟弟蹲下来，弟弟抱住三宝的头，手不住地在它身上捋着，说：三宝咋办呢？下午打狗队就要来了。

父亲说：看来是免不了的，这次是上面的意思，各队都要除掉猫和狗，一个都不留，要把它们和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一样对待。

弟弟不满地说：三宝有什么错，他伤谁咬谁了？

我也气愤地说：一群强盗，好坏不分。

先吃饭吧，看来谁也挡不住，就看下午咋处理了，上午已经打死四只猫和两条狗了。母亲说。

我和弟弟狼吞虎咽地扒完饭，就到了里屋。

弟弟说：我们把三宝关起来，让妈和爸爸把门锁上，我们守在屋里，把三宝看好，不让它出声，打狗队走远了我们也不把三宝放出来，让它在屋里多待几天。

我说：这个办法好。尽管这样说，可我仍然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

下午两点多，巷子里由远而近传来纷乱的脚步声，打狗队来了！脚步声到我家院门前时渐渐地静止了。我和弟弟屏住呼吸，我觉得胸口像打鼓一般。弟弟抱住三宝的脖子，小声说：千万不要出声。三宝眨了眨眼睛，很听话地站着，一动不动。

门锁着，都下地干活了，走，先到前面去。是队长的声音。

纷乱的脚步声渐渐平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我和弟弟趴到院墙上，已经看不见打狗队了。又过了好一会儿，另一个巷子里传来了狗叫声。

锁上门，我跑出院子。锁门时，我一再吩咐弟弟把三宝看好，千万不要让三宝出声。已经迟到了，我飞一般地向学校跑去。

下午一回来，没等开门，我就问弟弟：三宝咋样？弟弟说：哥，你放心，好着呢，我已经给它喂了食，正在屋子里呢。

进了屋，三宝摇着尾巴在我身上乱蹭。我抚摸着三宝柔滑的毛，把脸贴在三宝的脸上，三宝的脸热热的，绵绵的。三宝蹲了下来，尾巴卷曲着，形成一个半圆，不住地摇晃着。

弟弟说：你上学以后我就锁好门出去和三元他们去看打狗，下午又打死了两条狗和两只猫，学东家的阿黄那么灵，都让打狗队给打死了。他们硬追到二队，把阿黄拉了回来，打了好一会儿没打死，队长说，狗是土命，要离开地面打，就把阿黄吊在树上，用棒硬硬地打死了。阿黄被打了好长时间，死了以后舌头伸了那么长。弟弟用手比画着。

弟弟给我讲述了好几个打狗的场面。听着听着，我越发惧怕了，三宝咋办呢？P1-3

说梦者在梦中翱翔

(代序)

张学东

最初接触到孙海翔的时候，是在2008年左右，这个外表憨厚朴实的西北汉子，总是很真诚地跟人说话，眼神中流露出对文学特有的那份执着，当然有时候也不乏迷茫。当时他的名字还叫孙海强，尽管前后两个名字仅有一字之差，但也从中透露出某种玄机，比之“强”字，“翔”字似乎更具空灵和梦幻色彩，也更符合文学性的表达；抑或是在创作道路上渐渐有所领悟的他，毅然决然地要跟以前那个看似强大的孙海强作别。

孙海翔以前给我讲过有关他的文学梦。在那个纠缠不休的梦境里，他总是激情澎湃，潜心创作了一批好小说，鲜花和掌声不断，可一觉醒来，一切都成烟云，坐在电脑前的他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便时常叹息，自己何日能圆一个大作家的梦。也许，每个写作的人都会雄心勃勃，可一旦面对现实生活的纷繁与历史的芜杂，真正能将生活的细枝末节一把抓住，又能够点石成金，却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在我看来，孙海翔的焦虑感并不比任何人少，但越来越同质化的生活遭际，使他看上去显得困惑而愁苦。事实上，这种状态可能也是绝大多数写作者的状态，梦想是一回事，可面对现实却又往往无能为力。写作本身除了能够实现个人创造、与人分享的愿望外，更大程度还在于，它或多或少能解决写作者自身的困境和焦虑。卡夫卡不论写小职员格里高利变成了甲壳虫，还是写处处碰壁无法进入城堡的K，我们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作家精神世界里那种不可言说的苦痛与挣扎，由此，卡夫卡引领读者进入到他所处的那个暗黑的现实世界或人类共同的尴尬境地。

回过头再说孙海翔。他自幼生活在富庶的青铜峡地区，这里是闻名遐迩的黄河灌区，盛产优质水稻，比之西海固可谓是衣食无忧之地。而在这里致力于小说创作的作家多数我是熟悉的，孙海翔跟他们平时谈论最多的就是小说创作。多年来他们有个约定，即谁的小说能被选刊或月报转载，就请大伙狠狠撮一顿，虽说这个愿望至今尚未实现，但我还是为这些追梦者的赤诚和对写作的执着而感动。说起来，这个梦想实在是很小，可是在那个人口稀少街道安静的滨河城市，恐怕连这样的梦想有时也会显得奢侈，但孙海翔似乎从未停止过追梦的脚步。比方说，这些年但凡宁夏作协、朔方编辑部举办研讨会、改稿班，他总是积极热情地参与，像初学者那样认真听课，悉心做笔记，以至于我在这种场合讲课的时候，脑子里时不时就会浮现出他的那个梦。

孙海翔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拳手》中的作品，多半是我以前读过或编审过的。我真正看好孙海翔的写作才华，应该始于《飞翔的猫》。小说讲述了一群乡下少年的虐猫事件，因为一个叫学林的给大伙讲了自己的梦，说猫是会飞翔的，可以从很高的树上直接往下飞，于是，三圆他们就将沈瞎子家的大狸猫装在蛇皮袋里，并在半空中解开袋口，让猫惊恐地窜出来自由坠落。孙海翔这样描述折磨猫的过程：“像发条猛然失灵的钟表的指针，纷乱地横七竖八地旋转着，旋转着，直到我们听到啪的一声……”后来春节来临时，沈瞎子在家里静静地死去，不久他那心爱的大狸猫也绝食而亡，世上最孤独的两个灵魂就这样相依相伴走了。小说表面上看是在迫害一只无辜的动物，而事实上，更深刻的内里却指向了世态炎凉。这种冷冰冰的残酷场景，让人不由得想起先锋派小说家余华和苏童早期的作品，人性的冷酷与少年的乖戾均跃然纸上，着实令人慨叹不已。我觉得，孙海翔正是凭借这个短篇实现了他写作生涯的一次华丽转身，一如那只身手矫健的猫，在午夜的屋脊上自由地闪展腾挪，尤其是对事物冷静细致的描摹，让人眼前一亮。

此后，孙海翔可谓一路高歌猛进，集束创作发表了《丑驴》《鱼香肉丝》 《翼状胬肉》等作品，但我一直有种感觉，情绪过于亢奋对于写作者未必是件好事，我对他的这种印象，正如他给自己另一篇小说所起的名字——“心急如焚”。心急如焚不应该是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托马斯·曼曾言，小说是一种慢的艺术。所谓慢工出细活，好的创作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作家能深入到生活的内里，从而使字里行间弥漫着人间的烟火气。坦率地讲，孙海翔驾驭现实题材似乎不及他书写乡土故事更能得心应手，比如他在《飞翔的猫》《丑驴》中所表现出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先锋意识，到了《鱼香肉丝》《翼状胬肉》里就几乎消失殆尽了。我曾就类似问题同他私下交流过，也希望他在今后的写作中能够保持那种良好的质素，特别是在选材方面要慎重，一定要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中去层层掘进，如此方能事半功倍。

好在，喜欢读书又勤于思考的孙海翔，就像一艘飘摇于黄河上的羊皮筏子，在混沌的激湍里旋转起落，最终依然能够劈波斩浪不负众望突出重围。近期发表在《朔方》上的《蹲在树桠上的父亲》，即为明证。皆因母亲做了生产大队的妇女主任，整天忙于上工和男人们开会，父亲开始怀疑母亲不守妇道，从一次次的跟踪纠缠．到后来整个人发起了疯癫，最终他竟然爬到村口的大树上不肯下来，成为全村的笑料。由此，孩子们的自尊心大大受挫，他们再也没有喊过这个男人一声爸爸，他们甚至用绳子捆绑他，谩骂他，不愿送饭给他吃，宁愿看他活活饿死。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在作者的娓娓讲述中，撬动的是整个乡村的伦理秩序，尊严和耻辱成为孩子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父子亲情可以全然不顾。更具深意的是，那个表面看似风光无限的妇女主任，在道德层面的滑坡和不堪。却又往往被包括儿女在内的众人所忽略，孩子们在深夜捆绑父亲时扬言道：“我让你打我妈！我让你给我们丢脸！”这画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很显然，此篇小说或多或少有了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名篇《河的第三条岸》的影子。后者主要讲述了本分的父亲有一天忽然异想天开，他潜心为自己造了一条结结实实的小船，然后挥手告别一家人，从此漂流于离家不远的一条河流上，再也不肯回家。

作为写作者，向那些经典作家和作品致敬无可厚非。或许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蹲在树桠上的父亲》是孙海翔迄今为止，最完美最灵动的一部成熟作品，这个短篇也再次显示出他在富饶的吴忠平原创作队伍中与众不同的一面。正因为有了如此精妙的构思与先锋质地的叙述，我也更愿意相信，这个总在梦境和现实之间彷徨的说梦者，终将会有自由翱翔的那一天。

是为序。

2016年岁末于银川

我感念着第一次发表作品，它就像一只红红的苹果握在一个清纯女子的手中，女子坐在自行车上，她对我莞尔一笑，这只苹果和那个女子便牵引着我不断向着前方追逐。这一追就是二十年。

上高二时，电视小品《老包断粮》的发表使我萌发了当一名作家的梦想。而且我以为，当作家并不难。直到参加工作我都认为，我是到工厂体验生活的，用不了几年我就会成为作家。我给自己定了一份“人生规划”，把写作之路一直从二十三岁设计到八十岁。 “人生规划”像一条金光大道铺展在我的面前，仿佛只要我轻轻一跃，就能达到梦想。我把“人生规划”复写了一遍，原件留下，复写件送给一位高中同学，我对那位同学说，如果到时候我达不到设定的目标，你就拿着它骂我。

初始阶段的写作包括诗歌、散文、小小说、短篇小说，后来逐渐定位为小说写作。在小说写作的道路上，我不断地探索着，将已成定论的写作经验直接运用，也不断地怀疑着一些名家的高见。

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叫《孙秦腔》，以我的父亲和三叔为原型，写了一个热爱秦腔而又命运多舛的人。这篇小说获得了市级文学奖三等奖。颁奖会议上，当我发现自己是全场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沾沾自喜，写作的信心更加坚定。

2007年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我有写不完的小说，一篇还没写完，另一篇就争着要我去写。这一年写了十二个短篇，其中《秋天的背影》和钛阳的号叫》相继发表在当年《黄河文学》第9期和《朔方》第10期上。

然而，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我发现，写作如上楼梯，前三层几乎不费力气，上至第四层，便有些喘气，上至第六层，腿脚发软、心跳加速。这时，我写作的节奏慢了下来，甚至有一年多时间我未敢轻易动笔，生怕写出来的小说不尽如人意。

打破僵局的应该算作《丑驴》。2009年的一天，我在寒风中接到张学东老师打来的电话，他说这篇小说选材不错，但写得太散漫，建议我认真修改，并在近两个月内先不要写小说，好好思考散漫的问题。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反复修改这篇小说。这篇小说的修改所花的工夫足以写五六篇小说。随后，我把以往的作品认真梳理了一遍，又选了十篇中外短篇小说经典反复阅读。对比之后，我发现“散漫”在我的小说中的确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红灯的亮起让我高度警惕。后来，张学东老师编发过我四篇小说，每发表一篇，都能得到他的谆谆教诲，我始终在心里感激着张学东老师，感激着这位我写作道路上的贵人。

自2010年之后，我加强了阅读和思考，由一般阅读转为研读，写作的作品思想性也尽力靠向深刻。我近乎癫狂地阅读着，深入地思考着，我执拗地解读着《尤利西斯》这一类晦涩的作品，反复阅读《红楼梦》和佰年孤独》，向一根根难啃的骨头发起挑战。我的阅读像做动物实验一样，不只是停留在皮毛上，我化验着它的血液，甚至研究着它的DNA。我不断地把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两把尺子搭在我的小说上丈量，发现它们仍然短分少寸时，我焦躁、忧虑。我不甘心自己在小说创作道路上裹足不前。

幸好，我没有迟疑，更没有退缩。在写作困难的时候，我叮嘱自己：写出来再说。《飞翔的猫》的完成算作一次转机，直到《树上的男孩》《蹲在树桠上的父亲》《倒行五十里》以及《拳手》的完成，我似乎找到了某种出口。我谛听着编辑老师和众多读者的意见，我知道，尽管我试图做着一些突破，但这些小说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我决不能像父辈们所说的“羊头上的毛，多长总是多长”。我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手拿钥匙的人，钥匙锈迹斑斑，为了打开殿堂的大门，我不断地捅拭，但大门纹丝不动，而我，满头大汗。我渴望殿堂的大门吱呀一声为我打开，哪怕射出一线微弱的光芒。直到2015年的冬天，我终于看到紧闭的大门为我裂开了一道缝隙，夺目的光芒利剑一样射出来。我非但没有为这道光芒的迟迟到来感到遗憾，反而欣喜若狂。

在小说写作的道路上，我越发感到自己浅薄。在整理这部集子时，我发现我的小说每一个都如生病的孩子。但我没有唾弃它们，二十八个孩子，我按他们的出生先后排列，等待读者真诚的评判。

我满怀深情地感激着在我写作道路上帮助我、鼓励我的编辑老师、文朋好友以及亲人们。

我从未敢主动找保存那份“人生规划”复写件的同学，他也定然不会忘记。我知道，他怕惊扰和打击我，而我则乘机掩耳盗铃忐忑不安地祈愿着：请再给我一些时间。

作者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