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24)——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由许知远专文导读,精辟地点出近代日本对西方的狂热与羡慕、自卑与嫉恨的矛盾心理,以及日本速成模式者背后的黑暗与艰难,提供深入理解日本的另一视角。
《创造日本》不止于描述近代日本的富强,而是聚焦于高速转变背后黑暗的复杂性;内部威权传统与自由文化的交战,在藩阀与财阀利益算计下牺牲的政治改革,对西方的自卑情结与嫉恨心理带来自我膨胀的亚洲自豪感,维护“国体”的狂热所引发的侵略战争及对公民自由的践踏,以及战后盟军占领遗留下来的日美纠葛。
《纽约书评》《经济学人》《柯克斯评论》《商业周刊》等媒体大力推荐。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生于荷兰海牙。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记者,为《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并曾任教于牛津、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现为《纽约书评》主编、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残忍的剧场》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以表彰他“在欧洲对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同年以其卓越的著作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亚洲的复杂性而获得“肖伦斯特新闻奖”。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思想家”。
从1853年马修·佩里的黑船驶入江户湾,结束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到在美国的监管下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展,并于1964年成功举办东京奥运的现代国家,日本不过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本睿智、优美而精简的书中,伊恩·布鲁玛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细腻考察,清晰地呈现日本历经的种种重大事件及相继而来的转变,从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东京审判,一直到美国接管及东京奥运。布鲁玛深刻地探讨日本社会思想、政治秩序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面向,并以独到和客观的视角解释日本如何经历这些戏剧性的巨变及伴随的战争与变革,从一个小小封闭的传统岛国一跃成为牵动东亚乃至世界的现代国家。
二
在翻阅伊恩·布鲁玛的《创造日本》时,让我深感兴趣的是近代日本的矛盾性。它对西方的妒羡交织之情,它内部威权传统与自由文化的交战,这两股不同的力量,驱动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将它引向灾难。
这是一本紧凑却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200页的容量里,作者对近代日本进行俯瞰式的描述。他以1853年的黑船来袭作为现代日本的开端,传统的日本秩序开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来源。1964年东京奥运会则是全书结尾,作为主办国的日本特意设立了一项无差别组的柔道比赛,但当自己的传奇选手神勇昭夫意外地输给荷兰选手后,他们接受了失败,将掌声给予了胜利者。
“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人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布鲁玛写道,他相信这标志着现代日本转型之完成,它对世人展现了一种更成熟的姿态。
倘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着迷于日本所代表的富强秘密,伊恩·布鲁玛则钟情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与复杂性,以及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艰难。
很少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描述近代日本故事。他在亚洲、欧洲与美洲都有着广泛游历,敏感于东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出生于荷兰这一背景或许还增加了这种理解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是日本窥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兰学也是想获得新知的日本学者的唯一选择。他也属于在20世纪80年代成熟起来的文化批评家,确信个人自由与普世主义,常以怀疑的姿态看待各种“文化特殊论”。
在这本小书中,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读到他们熟悉的命题。同样面对西方之冲击,为何日本成功,中国却失败了?在作者看来,日本文化之边缘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是中国式自我中心的庞然大物,日本思想家可以轻易把目光从中国转向西方,展开一场新的学习。日本也从不是集权的社会,并存的天皇与幕府给予维新者更大的回旋空间。
但更重要的段落却留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无暇顾及或刻意忽略的东西—富强背后蕴含的黑暗。明治维新在军事、工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日本从未进行完整的现代政治改革。日本尽管制定了宪法,“但立国基础不仰赖政治权利,取决于对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过国家神道灌输的日本起源论”。
这个政治制度也要为日后之失败负责。天皇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却不参加具体之决策,也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正是这种缺乏明确的问责制将日本拖入了二战,就像一位高级官员的回忆:“海军打心底里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又极力反对从中国撤军。外相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中国的交涉断无希望成功。”没人真心支持战争,同样没人愿意公开表态反对,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负责的气氛最终将日本拖入灾难。
一种对应的自由文化从未建立起来,对西方之焦灼感与威权文化的影响,都让它步履维艰。从一开始,“文明开化”运动也蕴含着两面性,它追求现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又着迷于对外扩张,整个国家被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着。作为明治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以倡导西方文明著称,竭力推动日本获得平等地位,当听到战胜中国的消息时,他兴奋地跳起来。即使在更为开放的大正年代,日本社会也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带来的紧张感,投入天皇的“圣战”反而让人感到放松。
伊恩·布鲁玛明显地善于处理一个更开放、自由的日本,其中一些细节尤其妙趣横生。“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品着宴会桌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淇淋雪葩”,他这样描述明治人物对西方之仿效。他对于大正时代的银座则写道:“小伙子留着长发,戴着‘劳埃德’式眼镜,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扎着松松垮垮的领带。他们和梳着蘑菇头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气方刚的青年聚在‘牛奶铺’里讨论德国哲学或俄国小说,因此得名‘马克思少男少女’。”
在近代日本,这表面对西方的羡慕与追随,总是让位于嫉恨与对抗。直到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才打破了这种循环。日本终于呈现出东京奥运会的成熟一幕。但日本真的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吗?在战后的经济复苏中,昔日的财阀与政治家族很快又占据了主宰。在21世纪开始的东京,不止一个日本人向布鲁玛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来袭,他们觉得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闭。在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后,也让人不禁想象,倘若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大胆地废除了天皇制,日本将会以何种面目出现?
回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倘若中国知识分子能在寻求富强之道时,也能意识到日本模式所蕴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国之路或许也会变得不同。这一点对于正在获得富强的中国,尤其富有启发。
在他极具个人特色极具穿透力的书写中,布鲁玛深入研究现代日本为何在思想和美学上拥有活力,但却无法发展出更开放、更民主、更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谢尔顿·加龙,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优美而富有启发性,《创造日本》对现代日本多样面貌的综论令人感到深刻且具冲击性。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作者
布鲁玛将这个世纪的现代日本史巧妙地凝缩到不到两百页的篇幅中,向我们证明了浓缩即精华。
——《商业周刊》
一次简明而有穿透力的检视。
——《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