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命令下达了——红翼行动开始!机降控制员下达口令:“十分钟准备……三分钟准备……一分钟准备……三十秒准备!……出发!”
我们一落地就以二十码的间距四散展开。此刻寒气逼人,而直升机旋翼吹起的狂风扬起漫天尘土,无情的吹打在我们身上。真是雪上加霜。我们不知道暗处是否有武装分子在监视我们,在这片由武装分子控制的土地上,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听到直升机的引擎猛然进发出一阵咆哮,随后它迅速向上爬升,离开了这片荒芜的土地,飞入茫茫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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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鲁特埃勒、帕崔克·罗宾逊著的长篇小说《孤独的幸存者》是一部写给男人看的铁血军事小说。
在阿富汗库纳尔省山区发动的“红翼行动”是美国海豹40年历史上黑暗悲壮的日子,至今仍有许多没有解开的军事谜团。
在一种完全孤立的处境中,面对令人绝望的生存环境,压抑窒息的恐惧,一支精锐强大的部队,而对强悍的恐怖分子,一场你死我活的山野战争全而爆发……惨烈的场景、血腥的博杀、滴血的友谊、永不言弃的坚持铸就了特种兵的传奇……
本书是这次行动唯一的幸存者马库斯,给我们讲述美国特种部队的残酷训练以及他在“红翼行动”中的生死血战,全景式地展露了美国特种兵的生存状态和作战能力。
那天午后,在挣扎着爬进一块岩缝中隐蔽好后,我恢复了意识,发现自己几乎是被埋在了两处陡坡之间。在我小心处理自己的伤势,同时躲避正漫山遍野搜索我踪迹的敌人的同时,一架“支奴干”直升机也启程前来营救我们,我当时对此并不知晓。那架飞机上搭载了一支16人的小队,可就在飞机于低空盘旋的间隙,一个年轻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射了一枚火箭弹,正中机尾部敞开的后舱门,飞机当场坠落,机上所有成员无一幸免。
而隐蔽在不知何处的我此时也是浑身伤痕累累,失血、曝晒以及严重脱水使我已经奄奄一息,心里只能不停祈求上帝的保佑。终于,几个意想不到的人的出现成了我的救星:一群普什图族人——他们不是塔利班的拥护者——发现了我,向我展现出了友善的诚意。这些人一路细心照料我的伤势,帮我甩掉了搜捕的敌人,带我躲进了他们的村子,像对待本族人一样保护着我。
这一切的发生仿佛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祈求。接着我的生命被交到了该部落一位名叫萨拉瓦的医生手中,而村中长者的儿子古拉布则保护了我整整四天,待我如同他们本村人一般,直到战友们最后找到我。
在接连数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我们那天所遭遇到的惨败——堪称史无前例——之后,我的生还回国自然也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甚至在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圣安东尼奥市之前,JJ就已经接到了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位记者的来电。对方坚持要做我的首个独家专访。她对JJ说:“观众想看这个。”不过JJ以他轻松但坚决的蛙人行事风格在电话这头回应道:“请向所有观众表达一下感谢,你的专访节目只需要这个。”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完全不理会对方正报出的价码。那位女记者赶忙为节目又东拼西凑了一些素材,还是开始了直播。
大约三十分钟后,飞机抵达了机场航站楼,我一瘸一拐地走下舷梯,重又回到了等在停机坪上的战友们之中。在他们的陪伴下,我开始了新生。不过在从机场乘车回家的那四个小时的路上,我心中的情感仍十分生涩,说不出太多话来。但他们的出现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看着眼前的他们,我就会明白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内心中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恢复健康,再次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而一旦身体康复,我就会对医生们挥挥手,然后策马归队,再加入另一组海豹队员中,和战友们大声说笑,去承担每一名海豹队员与生俱来的使命:投入身边最近的战斗。
当摩根收到命令要重返夏威夷的海豹运输载具第一分队时,我已经有三周没回家了。我们的生活总是这样起起伏伏:每当我俩就要相聚时,他总是正准备开赴其他地方——反之也是一样。无论我们在哪相遇都是如此,从阿富汗到得克萨斯,从伊拉克到夏威夷,甚至这中间的所有地方。 几周后,我于八月追随着摩根的足迹又重新回到了珍珠港的老部队。我爱海豹运输载具分队。这里的所有队员都堪称海军中最刻苦的蛙人。但每次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想到一同参加“红翼行动”的战友们都已经不在了,就会有种强烈的空洞感。2005年6月28日那天,海豹运输载具第一分队可谓遭遇了灭顶之灾。可以肯定的是:失去的几位战友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深深烙印在了我的灵魂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们。我想将精力集中到日常工作中来——但那绝非易事。
我的双胞胎哥哥很了不起,是个强我两倍的海豹特战队员,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在各自的连队里也都是数一数二的战斗能手。我们曾一道出生入死——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从中学到大学。酒吧斗殴,擒拿比赛,街头格斗,我俩向来都是出色的搭档。肩并肩,我们就像一个人般整齐默契,如果我攻击敌人下盘,他就会袭向上部。
同生共死。
P4-5
手足之情
2009年10月
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大约清晨四点,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我坐起身,从床头柜上摸到手机,看了一眼屏幕。是我曾经一位最亲密的战友,JT。
那一刻,我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手指滑开锁屏,电话接通了,我问道:“我兄弟怎么样了?”
这通电话一定是关于摩根的,不出所料。
“他的情况很稳定,哥们,但他真的在硬撑着。”
我顿觉浑身瘫软,答道:“我这就动身。”同时,焦虑的心情令胃里一阵翻腾。我冲进洗手间,开始呕吐起来。
JT的电话是从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市的海军医疗中心打来的。那晚,在弗吉尼亚海滩外23英里远处,我的兄弟正带着他的排执行一场训练行动。天空一片晴朗,海面上微微泛起阵阵波涛,载着他们的“黑鹰”直升机逐渐向一艘美国军舰靠近。从军舰的左舷处,飞机开始下降,进入上层甲板的正上方保持盘旋。随着驾驶员缓慢靠近美国海军“北极”号供应级快速战斗支援舰,机上乘员放下了绳索。顺着这根连接着直升机和甲板的“消防员软立杆”,他们一个个滑降到了甲板上,摩根和他的班坐在一旁等待着,腿悬荡在开着的右侧舱门外。
为了遏制愈发猖獗的国际海盗,美国加大了行动力度,因此,像这样的搜索抓捕演习已经成了训练科目中的家常便饭。六个月前。在海盗登上“马士基·亚拉巴马”号货轮后,我们的一名狙击手从美国军舰的舰尾处果断开火,一举击毙了劫持着美国籍船长的三名成员。
但就在我的兄弟带着他的队员准备快速滑降到“北极”舰上时,直升机的主旋翼一下刮到了一根绷紧的钢缆,这根重重的钢缆牵拉着舰上一支巨大的排气烟囱。飞机桨叶顿时和它搅在了一起,缆绳绕着旋翼轴被卷了进去。“黑鹰”瞬间向下急坠,这些舱门口的战士们猛地被抛进了驾驶舱内,在甲板上翻滚着压在了机身左侧。随后直升机撞上了军舰,但这一钢铁之躯并未能撼动水面上更重的庞然大物,翻转着砸在了舰上。
摩根被这股冲击力撞得昏昏沉沉,幸亏很快恢复了知觉,他发现火苗正向他席卷而来,仿佛是从一只喷火器喷涌而出一般。冒着刺眼的烟雾,强忍着后背骨折的伤痛,他挣扎着想要逃离这片地狱。然而,刚费力爬出机身残骸的他,紧接着又从十五英尺的高度摔到了舰上的下一层甲板上。这一摔是致命的,他彻底失去了知觉。
舰上的消防战士冲了出来,立即开始灭火施救,一名危险物质处理员也赶到了现场,所有人都伸出了手照顾伤员。在伤情鉴别分类后,他们发现有一人阵亡,是“黑鹰”的机工长,另有八人重伤,其中便包括摩根。很快,另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了舰上,在装运上伤员后直奔朴茨茅斯市内的医院飞去。从那,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当JT打来电话时,我正身处佛罗里达州,进行背部手术后的肢体康复练习。在经历了此前的两次战斗行动后,我的脊柱已经成了医生们的长期课题。但什么也不能阻止我飞去朴茨茅斯看我的兄弟。不论我们正在做什么,摩根和我总是能放下手头的任何事为彼此提供掩护,我所说的“总是”的的确确意味着“一切时间”。我赶忙给一个拥有一架私人飞机的慷慨朋友打去了电话,请他帮我个忙。在他开飞机来彭萨科拉机场接我的空当,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作战包,连忙跳上租来的一辆汽车,加速向军用总机库驶去。没过几个小时,墨西哥湾就消失在我们身后了。
这次北行仿佛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一般,我们离朴茨茅斯附近的诺福克机场越近,时间似乎走得就越慢。终于到了,我了解到摩根正在核磁共振实验室里等着做扫描。当电梯门打开时,他稍稍抬起了头,朝我的方向眨了下眼,我立刻全力冲了过去。他躺在轮床上,全身都用带子固定着,不时发出一阵阵不祥的打呃喘息声。他胸腔隔膜的每次痉挛都仿佛在抽打着重伤的上半身,令他痛苦不已。我不忍地闭上了双眼,可他浑身是伤躺在那里的画面仍然令我感到无比酸楚,喉咙哽咽。我的胃里又是一阵翻腾,但此时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吐了。
“嘿,米哈。”他叫着给我起的外号——在西班牙语里,意思是“坏小子”。他的声音让我回到了现实中。我握紧摩根的手,小心地抱了他一下,说:“我在这,兄弟。我们会挺过去的。”
医院的技术人员正弯腰盯着电脑屏幕。全神贯注忙着其他事,似乎没注意到这里的情景。显然,如果病人不停打呃颤动的话,核磁共振根本无法成像显示,但这一切竟无人来管。我愤怒地上去一把揪住技术员,指着此时最重要的事大声吼道:“赶紧他妈的把你的肥屁股从电脑椅上挪开,给我兄弟看看,要不然我这就把你的胳膊拧下来,揍你个半死!”他们赶忙给摩根用了些药,等过会他不再出现痉挛了,立刻就被推进了核磁共振成像仪中。
看着我的兄弟就这么无助地躺在上面,任由机器拖来拉去简直要把我的心都撕碎了。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坚强的人之一。他不只是那种强忍或顶住痛苦的人——他属于蔑视痛苦那类。当他在大学扭断脚踝而且没钱治疗时,他硬是好几个星期挺着单腿跳来跳去地上课打工。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曾有过许多次骨折和擦伤,但从没有一回像这次这么严重: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他的背部有六处断裂,就连骨盆也出现了骨折。
在等候室里,我,JT以及另一位亲密战友博斯一起并肩站着。在摩根人院的那五天,我们仨在他的病房里支起了一个简易床,确保分秒不离人,一天24小时轮流看护。摩根不能服止痛药,除非他疼得无法安睡或是影响治疗,所以我们一直尽力让他转移对病痛的注意力。当他想见谁时,我们会立刻把那人喊来。我们还带来了一部DVD播放机,时不时地给他读些东西听,尽可能让这里充满生气与乐观的氛围。最重要的是,我们让他能得到充分休息。
当他要解手时,我们就把护士赶出去,自己来帮他。一个人负责抬头,另一个人负责搬脚,最后那个抱住他的腰部,三个人小心翼翼地帮他翻身。然后由他自己方便。由于每天都有大量的药物和液体通过静脉滴注流人他的体内,所以这时总是弄得一片狼藉。我记得那场景就像是电影《驱魔人》中的画面,不过这时是完全出于另一种目的。你总能猜出来这间病房里谁的军衔最低,因为打扫的活儿都归他。不管摩根需要什么,我们总是尽自己所能实现他的愿望。因为身为兄弟,理所应当。
但摩根不会就这么一直消沉下去。当他的胃口开始逐渐恢复时,我们知道他已经走上了康复的正轨。而当JT开始有心情和护士们打情骂俏时,我意识到我们又一次渡过了难关。很显然,这说明摩根的伤情已经完全稳定,我们终于可以稍稍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了。从那时起,我们对他的爱开始以一种男人的方式呈现出来。
“你的背受伤了——欢迎到我身边,哥们。但你怎么那么长时间才找到我?”
“你不是在为自己难过。是不是?”
“要是你能像个男人一样振作点,你就知道很快这一切就会结束了。”
“如果你再不好起来,你的队伍可就不带着你,自己按计划出发了。”
最后一句话给他的激励最深。
有医生来查房时,我们就问他们能不能把摩根额头的疤往下挪到脸蛋正中间来,因为“美女爱野兽”嘛!
有时我们会拿海绵给他擦全身,劝他好好休养,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清楚,他知道手术和康复一结束,他的人就会期望他赶快回去。我们还特地照了些他惨状的照片,好今后留给子孙们看。我们觉得要是有一天想让他羞愧难当的话,一定要突然亮出那些照片。
又经过一次手术和几天住院后,摩根终于忍不住说:“哥们,我可不能再待在这个鬼地方了。”这并不是因为他厌倦了我们不专业的治疗看护——他只是感觉自己必须逃离这些管束了。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份“撤离计划”。
这份计划简单潦草,不过有JT这样的大将坐镇,我们觉得或许一样能成功。夜幕降临,JT走进大厅,开始和一个护士搭讪。等我们听到有笑声传了出来,博斯便趁他们疏忽之际立刻套上借来的实验室大褂,把摩根抱上轮椅,推出了病房。一切就像走进电梯一样简单。我们没有听医生的嘱咐,径直推着他到了室外,让他重获自由。“回家行动”大获成功。
在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摩根和我回到了彭萨科拉,也就是我接到JT电话时身处的地方。他和我一道开始使用世界一流的康复设施,美国职业体能训练中心拥有一套特殊的康复项目,专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恢复体能所用。相信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我清楚地知道对于摩根来说,如果想彻底恢复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我同时也明白,不管有多难,他都会不惜一切全力完成。有我们这样的兄弟在他身边,不断鼓励他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是不可能半途而废的。在我2005年7月结束“红翼行动”回国之后,战友们就是这样激励我的。现在轮到摩根了。
当身着军装伫立于战场之上时,你会发现,周围瞬息万变的急迫形势会让你和战友之间的手足情谊变得愈发紧密与持久,它不同于生命中的任何其他感情。
除此之外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都是短暂和可抛弃的。但我们是兄弟,是手足。每当我在回归平常生活后偶然遇见曾经的战友时,这种感情便油然而生。
对于有过在伊拉克或阿富汗服役经历的240万男女军人来说,他们每个人之间都不存在任何程度的隔阂。我们都曾领教过伊拉克恶臭的空气和阿富汗兴都库什山炙热的高温。我们都曾蜷身于“悍马”和“黑鹰”之中,成为敌人的靶子。我们还都曾在护卫的路上缓慢前行,提心吊胆地担心前方隆起的路面后有什么正等待着我们。我想起了曾一道并肩战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先头侦察兵、破障部队、拆弹专家、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情报人员、飞行员以及其他辅助人员、军医和医疗兵、支援排还有所有其他人。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队友们。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在军中,继续书写着他们的传奇,一次次地深入敌后虎穴之中。一想起他们,我仿佛就回到了过去那些精彩的时光。我知道,我无法一个人就这样过着安逸的生活。
摆脱困境唯一的方式就是从正面战胜它。当你这样做时,有兄弟在身边相助总是令你感觉如虎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