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慰安妇——二战时惨遭日军性奴役的中国妇女，这些能够证明日军滔天罪行的活证人正在一天天减少！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了，记住她们，体会她们的苦难，才能让我们更深地体会战争的罪恶！

《罪与证(中国慰安妇实录)》作者马建河历时20年，走访采访了山西、云南、上海、黑龙江等地的慰安妇，记录了她们苦难的一生。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军强行掳夺中国的良家妇女充当性奴隶——慰安妇（除极少数是中国的妓女外）至少20万人。北至中苏边境南到海南岛，只要是日军战区，慰安所就无处不在。她们不分昼夜地遭受日军蹂躏，每天接待二三十人，其状惨苦。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身患重病时，日军竟将她们拉到外面做练习刺刀的耙子。

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和天皇仅对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储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一事表示了谢罪和赔偿意愿，唯独对中国慰安妇的问题表现出回避和沉默态度，而中国第一位慰安妇控告日本政府始自1992年。

活着的老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一定要控诉到底，如山西受害女性代表写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的《抗议书》中写道：“我们几位受害幸存者已是风烛残年，不知哪天就会离开人世，但只要我们尚存一口气，就要向你们讨还公道。我们已嘱托亲属，在我们去世后要为维护我们被侵害的尊严，继续与你们斗争，直至你们谢罪、赔偿。”

《罪与证（中国慰安妇实录）》作者马建河历时20年，走访采访了山西、云南、上海、黑龙江等地的慰安妇，记录了她们苦难的一生。

截止本书出版，作者采访的39位慰安妇，在世的仅仅留下五位。这五位慰安妇的存世，成为现在能够证明日军罪行的活的“证据”。

山西：窑洞里的血和泪

 一进山西：始自《他与19位幸存的“慰安妇”联手抗日》

 侯冬娥

 刘面换

 周喜香

 张改香

 陈林桃

 二进山西：含恨九泉

 张先兔

 郭喜翠

 赵润梅

 李秀梅

 李喜梅

 张五昭

 南二朴

 尹林香、尹玉林

 三进山西：鬼子尽往死里糟蹋咱们的媳妇子

 王变良

 杨时珍

 高银娥

 四进山西：送魂声

 王改荷

 赵存妮

 尚春燕

 上海的控诉

 万爱花

 卓亚扁

 黄有良

 陆秀珍

 朱巧妹

 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与冈村宁次

 其昌栈慰安所

 黑龙江：异国的鬼

 李凤云

 李光子

 池桂兰

 金淑兰

 崔英子？英子？

 要塞里的悲惨劳工

海南：“战地后勤服务队”真相

 杨榜

 黄伍肿

 陈金玉

 林亚金

 南林峒兵工厂、坑道

 谭玉莲

 谭亚洞

 邓玉民

 云南：炮火中的“慰安妇”

 松山

 龙陵

 腾冲

 广西：孽

 韦绍兰

后记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所能做的就是记录老人的受害经历，以备呈上法庭作为罪证——当然，后来发现以照片和录音的形式是多么的幼稚！我利用节假日时间自掏腰包，将采访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马不停蹄地踏上了首次访问山西的路。

张双兵是我的向导，我必须得先找到他。

从西烟镇坐上汽车开始，我就开始打听张双兵。果然，知道他的人很多：“他是学校里的老师，我知道呢。”

车子到了赵家沟就不走了，加了十元钱才送我和一个领着孙子的老婆婆到距离西烟镇20公里的羊泉村。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村口，有一中年人赶着牛车过来。

“那不是双兵么？”大娘告诉我。

这人黑瘦，着土黄衣衫，说语I曼声细语，一看就知道是村里有文化的人。张双兵听大娘说是找他的，招呼道：“到我家歇吧，到我家歇吧。”

张双兵住的是窑洞，靠种庄稼和授课谋生，和妻子一起照顾着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

一个小学老师，何以和“慰安妇”扯上关系？他是如何帮助老人的？这要从他发现中国第一个幸存“慰安妇”，有“盖山西”之称的侯冬娥说起。

1982年2月，张双兵到高庄村学校任教。

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带学生到田间劳动。此时已是秋收末尾，高梁、玉米都已被放倒，牛车、马车等在田间装载，偶尔田间燃起焚烧的青烟，这是一个忙碌的场景。这时的中国农村已经将土地“包产到户”，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自然热情高涨。

突然，他看到山坡上有一处庄稼地还满是一片金红色的高梁，像秃子头上留的一撮毛，让他疑惑的是地头竟然有个老妇人在跪着收割，看起来非常吃力。他问学生们谁认识那个老人，其中一个回答：“是河东的，听说是进过炮楼的。”

临收工时，张双兵走到老人身后，看到老人手里握着一把已经生锈的镰刀，更让他难受的是老人竟然是一双小脚，相比于在土地上使蛮劲的男人，此景是那么的让人心酸。

老人被吓了一跳，惊恐地看着他。张双兵从没见过这么与众不同的老人。虽然年近七旬，但那细腻、白皙的皮肤，虽然流泪但又大又水灵的眼睛，以及长长的睫毛，都让他印象深刻。

“老人家，怎么一个人（收割）么？”

“家里还有一个老汉，半身不遂。”老人看起来十分伤感。

张双兵给学生们下了道命令：“两人一垄，帮助收割。收不完，不放学。”孩子们听到命令，像小老虎扑向田地。

想不到的是，老人竟然扑通一声跪在张双兵面前，不住地磕头。她的举动让他十分不安，同时也体会到了帮助别人是一件多么高尚的事。  后来张双兵才了解到，这老人名叫侯冬娥，周围村的人都叫她“盖山西”，因为年轻时被日军抓进过炮楼，被日本人欺负过，所以村里对她的说法褒贬不一。

有的人同情她，说她可怜：“‘盖山西’啊，真是受大罪了。被那么多的日本鬼子欺负过，赎回来时，那肚子胀得高高的，她娘给她用擀面杖擀下来那么多脏东西，听说有一脸盆呢！”

有人瞧不起她：“她呀，被日本鬼子干过！”

经过张双兵的多方打听，才弄清楚了个大概。侯冬娥确实被日军抓进过炮楼，因此村里的人都不叫她名字，而叫她“进过炮楼的”。她的女儿死了，丈夫不要她了。她先后嫁了三个男人，但日子一直过得不好，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的她已经61岁了。

“收割”事件后，老人经常挪着小脚到学校看望张双兵，也许是对这个“孩子王”心存感激，也许是对这个村里唯一的秀才另眼相看。同在高庄，仅隔着条乌河，小学在河西，老人在河东，相隔二里地。每次来，人也就随便看看。遇到张双兵上课，便趴在窗外看，听孩子们高声朗读，在办公室里坐一会儿便回去了。

这名被日军欺负过的女人，在封建思想十分浓郁的乡下，被人们茶饭后当作黄色段子逗乐解闷，并越传越多，成了一部传奇。这部传奇，口同乌河水，滔滔不绝。

只有张双兵理解老人，在那个人不自主的战争年代，她无疑是个受者！他想弄清楚老人的真实经历，但当他叩开老人的窑洞，提起此事老人面色惊恐，双目呆滞，闭口不跟张双兵说话了。

此后十几年，张双兵试图打开老人的秘密，但都无果而返。

1992年4月，《山西日报》登载了一则消息，说是北京有个叫童的人正在调查并组织日军侵华期间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起诉，并进行间索赔，目前已经找到中国劳工受害者、“七三一”细菌战受害者、京大屠杀受害者，唯独没找到一位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看到这消息后，张双兵心头为之一振，“盖山西”侯冬娥不就是吗？

他马上给童增写了一封信，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做了介绍。一个月子，童增回信了，信中强调，如果能确认老人是日军强迫的“慰安妇”，孚打破中国没有日军“慰安妇”的荒谬说法，并叮嘱他一定要全面了解至人的情况。如果属实，尽一切可能参加诉讼。

张双兵夜不能寐，他想了很多很多……

第二天，他又一次敲开了老人家的窑洞。这是一间阴暗、潮湿的窑洞，杀了一只木箱、一个木墩和床上的被褥，再没别的东西。老伴李五百因号高血压、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已经不能下地。P5－7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2年11月2日对日本的人权问题发出劝告书，要求日本认真处理好“慰安妇”问题，并到2013年3月为止，就日军“慰安妇”问题和拘留设施建设等问题作出答复。

这是2008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启动以来，日本第二次接受审议。2012年10月31日，日内瓦万国宫，7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慰安妇”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先后有7个国家的代表就日军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问题表达了意见，比4年前多了2个。这7个国家是：中国、韩国、朝鲜、东帝汶、哥斯达黎加、荷兰和白俄罗斯。

而在中国，就在20天前，山西太原郑家寨村刚刚送走一位90岁老人尹玉林。她在世的时候，是中国最年长的“慰安妇”。如今山西16位公开对日索赔的“慰安妇”只有6位在世。

“慰安妇”——二战时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活证人，正在一天天死去。日本政府拒不认罪，就是要看到这样的结局。

1999年10月，从笔者开始第一天在全国各地寻访中国“慰安妇”至2012年底，其中的许多名已经含恨离世。

十几盘录音（像）带、600多张底片默默地躺在干燥箱里，那是受害老人血泪的控诉，它在等待着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最耻辱的记载。

在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军强行掳夺中国的良家妇女充当性奴隶——“慰安妇”（除极少数是中国的妓女外）至少20万人。北至中苏边境南到海南岛，只要是日军战区，慰安所就无处不在。这些被掳夺来的妇女不分昼夜地遭受日军的蹂躏，一人每天接待二三十人，其状惨苦。

由于中国长期缺乏对此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和取证，致使联合国的“慰安妇”调查报告中有关中国“慰安妇”的问题竟告阙如。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和天皇仅对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一事在各种外交和访问中表示了谢罪和赔偿意愿，唯独对中国“慰安妇”的问题表现出回避和沉默。

然而，中国却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慰安妇”这一罪恶行为的始发地。

更令人不安的是，自1992年中国的第一位“慰安妇”上庭作证到现在，她们中已有许多人陆续去世，她们年龄多在75—85岁之间，她们是活着的证人，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抢救中国“慰安妇”的文字及影像资料的工作已迫在眉睫。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自1999年5月始，我自费调查中国“慰安妇”问题，并为尚在的“慰安妇”拍照、录像、录音——即便在进行过程中个人的感受是极其压抑和沉重、心痛的。  为拍摄高质量的照片，东拼西凑购买了一台PENTAX645n相机，从此，这台机器跟着我走南闯北。因为路费都是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有时还要贴补受害的老人，所以格外节俭。我坐过牛车进山，在火车站受过冻饿，步行十几公里从山西到河北；“二进山西”时，妻子已经临产，靠老妈照顾着，“四进山西”完成拍摄采访时，我的女儿也一岁了。

2000年7月，我到温州乐清日报社任摄影记者。第二年趁春节放假，又钻进了山西。此后，每年的五一、十一，我都跑到全国各地继续对尚在的老人进行访问，先后到过黑龙江、海南、上海、云南等。

谈到拍摄“慰安妇”的缘起，也许是机缘巧合吧。早在1999年，我在《大河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与19位幸存的“慰安妇”联手抗日》，这使我大为震惊。它不仅让我了解了山西张双兵的事迹，重要的是我得知现在中国还有“慰安妇”的幸存者，而且是19位。如获至宝！我20多岁的时候，就知道“慰安妇”的事情。有一天，我在一书摊上看到了一本书《昭示：中国慰安妇》，作者为江浩，书中记载的中国“慰安妇”的悲惨经历让我极其震撼，从那时起我对这段耻辱的历史刻骨铭心。2001年许，我在浙江温州有机会遇到了《昭示：中国慰安妇》的作者江浩，与他谈起调查的动机，他说自己恨啊，“就像日本人去侮辱咱奶奶一样”。这也是促使他克服千难万险完成跨国调查的动力。但可惜的是，该书只有文字和极少的历史图片，也没有受害者的图片，或许是当时环境和条件不允许公开的缘故吧。

江浩如今已步入老年，当年他采访的许多老人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身体与生活状况也很不好，但官司却是刚刚开始。如何抢救历史？怎样帮助老人们打官司？我想到了用影像的形式，但录影自己是没有这方面能力的。于是，我就采用了摄影、文字及录音的形式。

最初，我只想做成《慰安妇证言》的形式，即对遭受日军性暴力的老人保留肖像和录音，今后老人死了，也可用来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后来发现，这绝对是个幼稚的想法和做法。谁能证明它的真实性？老人死了，又有谁去做这个工作？太多的问题摆在面前。1999年底，我受邀在上海参加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发现许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比我做得好，他们是完全凭着正义和民族自尊心在身体力行。一年以后，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陈丽菲夫妇终于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办法：请司法机关为老人做公证——这样的做法在历史上是首创。当然，这项工作确实非常艰辛，非常繁杂，夫妻俩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他们仍然坚持着，这种坚持来自于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来自于对那些受害者的尊重与同情，来自于对战争的憎恶。我对他们的举动无比敬佩，这也激励着我的采访继续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在采访拍摄中，我不回避受害老人的正面形象，我想努力用静止的照片抓住她们的灵魂，抓住她们的尊严。她们虽然遭受了蹂躏，但并不耻辱——耻辱的是日本政府；她们虽然遭受了苦难，但从没停止抗争；最终，她们坚强地活了下来，又顶着耻辱勇敢地站了出来，她们要日本政府认罪、道歉、赔偿，她们要警示世人，战争不再来！

2014年10月22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1日在国会问询中表示，1993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强征“慰安妇”问题的发言，“有很大问题，我们否认那个发言。政府将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日本《每日新闻》21称，这是菅义伟首次公开否认“河野谈话”。安培政府2012年底上台后一直试图通过修改“河野谈话”否认慰安妇问题。

2013年，我收到了以李秀梅、陈林桃、郭喜翠为代表的中国受害女性代表写给日本国首相安倍晋三，日本国大阪市市长桥下彻的《抗议书》，文中表示：“近来一段时间，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妄图为二战军国主义侵略翻案的一系列言行，以及日本大阪市市长桥下彻污蔑二战女性受害者‘慰安妇’的言论，是对我们身心的再次伤害。”

…………

“我们几位受害幸存者已是风烛残年，不知哪天就会离开人世，但只要我们尚存一口气，就要向你们讨还公道。我们已嘱托亲属，在我们去世后要为维护我们被侵害的尊严，继续向你们斗争，直到你们谢罪、赔偿。”

然而，侵华日军“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死不认罪！这就彻底验证了李敖先生2005年所言：“日本人既不是‘好的胜利者’，也不是‘好的失败者’，日本人失败了还如此卑鄙可恶，他们绝非高雅的菊花，‘终战’五十年，他们始终还是站在那里的衣冠禽兽！”

当我合上这本书时，心头并未轻松～老人的境况实在是糟糕透顶：疾病缠身、奄奄一息，就像熬干了的油灯，风稍微一吹就会熄灭。多年来．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了全国各地联络员、义工（他们都是长期义务照顾他们的当地热心人）的来电，说某某老人病入膏肓了，急需看病，但现在没有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受罪，或者死掉。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痛心不已。如何救助这些活着的证人，成为横亘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现实问题。

采访的过程中，我始终担心伤害这些老人。过去的遭遇毕竟是很耻辱的（当然，正如一位受害老人的儿子所说“我并不为我的母亲感到耻辱，耻辱的应该是侵略者！”），许多老人都闭口不谈，想随自己带进坟墓，害怕“祸及子孙”。而我，却将它们抖出来，这一点我是罪人。站在人类和平和发展的高度，我只想让世界能远离战争，永远和平。

年底，我准备去山西为“盖山西”侯冬娥立一块碑，她是中国第一个控诉日本政府的老人，但碑文如何写呢？

今年八月，我已经启动系列《细菌战受害者》的采访，可望明年开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我要以一己之力，为侵华日军叫魂——千刀万剐的鬼子！！

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北京的张艾子先生牵线推荐到陕西人民出版社，而本书责任编辑王亚嘉对文字一再核实、审校，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帮我联络采访老人，并审读书稿、作序，山西盂县原小学教师、救助受害老人义工张双兵，义工李贵明，海南保亭义工陈厚志，黑龙江东宁文物馆原馆长宋吉庆等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也为老人付出了太多辛劳，挚友陈霜也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一致谢。

马建河

2014年10同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