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秋文主编的《银海沉浮录（罗艺军口述历史）／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以采访的形式叙述了被采访人罗艺军的一生，从其青年时代到参加革命到进入电影界，一直到在电影界离休，以及离休后的生活，见证了中国电影生产和管理的转变与沿革，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罗艺军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他不仅博学而睿智，思路清晰，心胸开阔，为人坦诚，更难得的是他具有历史反省和历史批判能力。

作为电影理论家，罗老师擅长抽象的逻辑思维。他的讲述也依然如此，重在透过事物的表象看本质。且经过漫长的人生旅程的沉淀，他对所经历的人和事大体上都能保持一种从容平和、冷静客观的心态，因而大部分时间语气都是平静缓和，但偶尔说到激动处，语调也会有所起伏。

展现在檀秋文主编的《银海沉浮录（罗艺军口述历史）／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中的不仅仅有当年的影事沉浮，还可以“窥斑知豹”，通过个人生活工作的遭遇反映出大的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更能让人了解这样一位即将年届九甸的老人的内心世界。

序

第一章 青少年时光

 一、引子

 二、幼年回忆

 三、西南联大

第二章 投身革命

 一、参加学生运动

 二、组织“输干线”

第三章 进入电影界

 一、中南文工团

 二、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

 三、中央电影局编辑处

 四、从《中国电影》到《电影艺术》

 五、“反右倾”运动

第四章 从新侨会议到南京会议

 一、新侨会议前后

 二、南京会议前后

第五章 关于“十七年”

 一、批判《武训传》

 二、“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六章 “十年动乱”时期

 一、个人遭遇

 二、江青的“黑材料”

第七章 80年代

 一、体育学院会议

 二、全国高等院校电影课教师暑期进修班

 三、“化神奇为腐朽”

 四、第五次影代会

第八章 评电影“金鸡奖”

 一、“金鸡奖”的缘起

 二、延安行

 三、《城南旧事》的曲折

 四、胡耀邦与“金鸡奖”

 五、《芙蓉镇》风波

 六、“四大名旦”、诺贝尔文学奖

第九章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一、群众影评

 二、国际交流

 三、两次不堪回首的电影评奖

第十章 学术成果

 一、中国电影民族化研究

 二、关于《C．爱森斯坦与中国文化艺术》

 三、编选《中国电影理论文选》

 四、其他理论文章

第十一章 “夕阳红”

 一、沙滩的晚半晌

 二、围棋人生

第十二章 人生回顾

 一、回忆他人

 二、反思自我

附录

 一、忆关露

 二、读《病中答客问》及续篇有感

【采访手记】

【编后记】

陈：您经历的事情很多，您的观察也非常特别，您的反思也肯定会非常非常深刻。我们期待这个回忆录的出版。下面我想请您谈谈自己青少年的一些经历。

罗：对我自己的人生道路，起到比较根本性影响的还是大学时期，所以早期的经历就说得尽量简单一点。

回顾我这一生，跟大的时代风暴好像都联系得比较紧密，我的出生就是一个实例。我是1926年10月出生的。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湖南，8月攻进湖北。我母亲方纯一怀着我的时候，我的老家有一个习俗，女儿怀孕在分娩之前，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一则保养，一则为婴儿出生准备衣物。当时我外婆家在武昌，母亲正住在娘家。当年武昌还有一座有一定防御功能的城墙。这个时候北伐军连克汀泗桥、贺胜桥，直逼武昌城下。

关于这段前史，我童年时期获得的零碎信息，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当年武昌还保留城墙，武昌关城四十天，城里没有粮食，狗和耗子都吃光了，枕头里的谷壳、麦麸都倒出来吃。由于饥饿，城内的紫阳湖里投水自杀的尸体遍处都是。守城的北洋军阀的士兵还抢劫掠夺。这是来自市民的信息。我外婆家经常谈的，当时除我母亲外，舅妈也怀孕，俩人预产期差不多。我外祖父过去处理家务，往往犹豫不决。这一次一见形势吃紧，马上决定从武昌搬回新洲老家。如果被围困在武昌城内，我和我表弟的两条小命，生死难卜。

这些零碎的片段回忆，毕竟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生前史。中国人民近一个世纪遭受的苦难太多、太深重，很少有史书记载这种地区性的天灾人祸。2011年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问世，我才了解这场武昌城攻防战的全貌。9月1日关城，10月10日破城，围城40天。破城后的第12天，我呱呱坠地；两天后，我的表弟方昌育出生。

陈：您外公家也在新洲吗？

罗：也在新洲，解放前是黄冈县。我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个状况。我三岁的时候又回武昌来。我家和我外婆家定居武昌的原因之一，为了回到省城供我和我的表兄弟受到较好的教育。

陈：我插一句，您记得您外公和舅舅的名字吗？

罗：那当然记得。我外公叫方睿卿，舅父叫方既白。我外祖父是农村的教书先生，我父亲罗伯农是他的学生。我记事的时候，舅父是国民党第13师的少将参谋长，算是高级军官。我们家乡附近就是鄂豫皖苏区。13师很长一段时间就在那里跟共产党打仗。红军长征时，参加围剿。抗日战争前期，扩充为15军团，与日军战斗。我舅父没有随国民党去台湾。他最后的职位为国民党战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将，编写“国军”战史。  陈：您上学时候就碰上了抗战，是抗战时期。

罗：上学就碰到抗战。这对我这一生是有影响的。在我稍微懂一点事，有一点社会意识的时候，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稍后一点，日本把东三省占了之后又占了热河，插手华北。自己虽然年幼，多少也感受到时代的压抑感。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怎么老受小日本的欺凌？

陈：您念小学的时候是在新洲还是在武汉？

罗：在武昌。

陈：是听学校老师说的还是自己看到的？

罗：那时候老师不时讲点时事，家里的长辈有时也谈，自己也比较关心这些事情。有些事情现在想想都很奇怪，就是那种爱国热情。反正在那个环境里面，这种情绪显得非常突出。比如，1936年在德国举办奥运会，中国也派了几个人去了。当年我10岁，读小学五年级，也很关心这个事。洋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啊！总希望我们奥运代表团有所作为。当时所有参加田径的运动员，初赛就被淘汰了。仅仅只有一个中国的撑竿跳高运动员通过初赛，进入了复赛。那个人的名字我一直都记得，叫符宝卢。除了研究中国体育史的人，谁还知道这个名字？那个年代，中国根本没有拿过奥运奖牌，连进入决赛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只有他一个人进入了复赛，我就记住了，而且居然记了70年！当时我在小学里喜欢踢小皮球，也喜欢看足球比赛。

P5－P6

一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电影频道合作的，以采访和记录老一代中国电影人生平经历并作档案收藏为目的大型采访工程。该项目于2007年正式启动，2008年全面展开，至20lO年为采访工程的第一阶段；2011年起为采访工程的第二阶段。做口述历史，我们是后来者，其便利条件是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汲取先驱者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顺利、有效，且有一点特色。

我们的项目名称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而不是“电影口述史”。作为电影资料馆人，我们做口述历史采访的目标，是要作为档案收集，让受访人做生平讲述，包括其电影从业经历、社会人生经历、个人生活与心灵成长经历三个向度，建立电影专业史、中国社会史、个人心灵史三者合一信息档案。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集电影人记忆档案，固然是留赠后人，也应尽可能服务于当下。为此，我们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合作，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将陆续出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30卷。我们采取了四种分卷形式，即：单人卷、单位卷（多人）、专业卷（多人）、专题卷（多人），目的是在深度与广度、丰富性与多样性之间获得平衡。

二

口述历史采访及其录音抄本的编纂，依据不同的目标，自有不同的重点、方法与形式。“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编纂，在篇幅允许的前提下，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录音编纂抄本能展现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访人电影从业史及与电影相关内容。二是政治运动经历及社会环境变迁的情况，由此展现电影人在怎样的环境中工作，以便理解他们为何及如何工作。三是个人生活史，是社会史的资料。四是个人心灵史或个性成长史，看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个人，及个人如何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互动。五是在确保对话信息清晰可感的前提下，不仅展现受访人“说什么”，也尽可能保留其“怎么说”，尽量保持口述历史采访的现场感及对话者的个性言语特征。在实际编选过程中，会因为采访方式、资料丰欠、编选方法、篇幅容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变体形式。

这套书有须共同遵守的编辑体例。1．每个访谈都必须有一些常规项目，例如采访人、受访人、摄像师姓名，采访时间、采访地点等。2．保留采访人和受访人对话问答形式。3．编纂抄本必须以原始抄本为依据，如有修订必须用括号标示。4．编者可以作必要删减，但须保持对话语意完整性。5．尽可能保持受访人说话的言语特点。6．编者应针对访谈录中须加解释说明的地方作出注释。7．每个访谈录后面都必须有《采访人手记》，提供必要的工作说明。8．每册书后，须有分册主编的《编后记》，说明其编选方法及理由。  除上述必须遵守的基本体例之外，在编选理念、编辑方法、技术技巧等方面，我们鼓励分册主编按照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进行探索和创新。

三

这套书采取分册主编负责制度。分册主编人选，大都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作团队成员，包括张锦研究员、李镇副研究员、黎煜博士、边静博士、周夏博士、黄德泉副研究员、蒙丽静博士、李相先生、王霞女士、彭琨女士、苗禾女士和我本人。我们还聘请了张震钦研究员、刘桂清编审等资深专家，孙劲松副研究馆员及《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等担任分册主编。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和出版，首先应该感谢授权我们出版其访谈录的所有前辈电影人！

我们曾得到过程季华、罗艺军、李少白、马德波、孟犁野、戴光晰等学界前辈，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教授、陈山教授、钟大丰教授，复旦大学周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胡克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研究员，北京大学李道新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李亦中教授，西南大学虞吉教授，电影史家翟建农先生，山西社科院丁东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邢小群教授等人的帮助和指导，在此向诸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要感谢电影频道慷慨资助；要感谢阎晓明先生、陆弘石先生！

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前任馆长傅红星、前副馆长饶曙光、前代理馆长张建勇及现任馆长孙向辉！感谢倡议者和领导者皇甫宜川研究员！感谢最先探索者启之研究员！感谢李迅研究员、李一鸣研究员、单万里研究员！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办公室、离退休干部处、财务处所有支持和帮助过口述历史工作的同事们！

感谢所有担任过“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摄像、录音工作的在读或已毕业的、本中心及外校研究生同学们！

最后，要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感谢类成云、曹茜、秦赞，和已经去世的副总编辑尹宁安先生！感谢胡子光、宋岱两任社长！感谢所有为之付出的人！

对于做中国电影研究，尤其是做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人来说，“罗艺军”这个名字应该是非常熟悉，乃至如雷贯耳的。就我个人而言，在学生时代写作硕士毕业论文时曾经认真拜读并引用过罗老师写的《关于样式的多样化》一文(发表于《电影艺术》1961年第6期)。该文虽然难免带上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但字里行间仍然不乏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观点，也为我的毕业论文写作带来了许多启发和帮助。彼时的我万万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有机会跟随陈墨老师对罗老师做深入的口述历史采访，与罗老师近距离“亲密接触”。

记得第一次见罗老师是2008年3月31日下午，跟随陈墨老师先去对罗老师进行预访。在见罗老师之前，除了其学术成果之外，对罗老师并无太多了解，且担心老前辈会不会不好接近，因而不免有几分忐忑。初次见面时，罗老师和夫人徐虹老师均热情好客、亲切平和，全无任何架子。罗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满头银发以及他那一口颇具个性的湖北方言。还好，他讲话时思路清晰、语速不快，且湖北话听起来并不难懂，这也使得我后续的录音整理工作没有太大障碍。

随着采访的深入，罗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当年的历史事件一一娓娓道来。作为电影理论家，罗老师擅长抽象的逻辑思维。他的讲述也依然如此，重在透过事物的表象看本质。且经过漫长的人生旅程的沉淀，他对所经历的人和事大体上都能保持一种从容平和、冷静客观的心态，因而大部分时间语气都是平静缓和，但偶尔说到激动处，语调也会有所起伏。随着罗老师的讲述，我也仿佛被带入到当年的历史情境中，那些原本只能通过冷冰冰的文字和书本才能一知半解的人和事刹那间鲜活了很多，而且理解也深刻了很多。于我而言，能够参与对罗老师的采访及后续的文字整理工作，无疑是极宝贵的收获。

跟随陈墨老师进行采访的摄像人员前后有四位，除我之外，还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皇甫宜川研究员(现《当代电影》杂志主编)以及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孙波、高蒙。我因为跟随摄像的时间最长(共24小时，其中有3小时与皇甫宜川研究员共同担任摄像)，且根据40小时的访谈录音全文整理了44万字的“罗艺军口述实录”和1．5万字的《罗艺军访谈录》(发表于《当代电影》2008年第6期)，因此，当“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决定要出单人卷的“罗艺军口述历史”时，编辑本书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罗老师在电影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自不必言，而本书的采访人陈墨先生更是我的硕士生导师，治学严谨，一向要求严格。因此，由我来担任本书的分册主编，既是两位前辈学者对我的信任，是我的莫大荣幸，同时也意味着莫大的责任和压力。

由于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重在电影人所经历和记忆的专业史、社会史、生活史、心灵史，因此在这套“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书籍的编撰上同样沿用了这一思路，本书的编辑工作自然也不例外。除极个别暂时不宜公开的内容外，本书包含了对罗老师所做的40小时采访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完全能够从多个角度和不同侧面呈现出受访人的立体人生。展现在书中的不仅仅有当年的影事沉浮，还可以“窥斑知豹”，通过个人生活工作的遭遇反映出大的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更能让人了解这样一位即将年届九旬的老人的内心世界。虽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罗老师依然心忧天下，在访谈中表现出了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时代的敏锐洞察，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跃然纸上；更为难得的是，罗老师在访谈中对其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所进行的透彻反思，并无任何遮掩和回避，襟怀坦荡之风让人肃然起敬。

三

自2012年年中启动以来，本书的编辑过程前后跨越三个年头，时间之长，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期间，罗老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四阅其稿(所有修改稿都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并做了认真细致的审读，从章节上的安排，到文字标点上的改动，都一一做了标注。由于罗老师早年曾做过多年的杂志编辑，其夫人徐虹老师曾任中国电影出版社副总编辑，因此书稿中任何一个细小的语句和标点符号上的不合规范处均难逃二位的“火眼金睛”。

在章节的划分上，本书的编辑思路基本上是以受访人工作生活的时间顺序为纵线贯穿始终，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晚年，如“青少年时光”、“投身革命”、“进入电影界”、“关于‘十七年’”、“‘十年动乱’时期”、“80年代”、“‘夕阳红’”等章节，但也重点突出了在受访人一生中所占分量最重的工作和学术活动，如：“评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学术成果”等章节。

在编撰过程中，面临的最具体的一个问题是访谈时的口语与形成正式出版物所需的书面语之间的矛盾。而这也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自决定将部分成果整理发表之日起就面临的一大难题。口述历史项目组曾经专门就口述历史编纂问题开过两次研讨会。会上，每位参与过口述历史出版物编纂工作的同事都结合自身在编纂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状况做了深入讨论，重点仍然在于是否要保留口述历史中的口语形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口语形式。

我的本科专业为编辑出版学，硕士读的是电影学，毕业后又长期从事电影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因此，编辑的职业习惯要求我在将口述语言整理成文时要遵循正式出版物的文字规范和标准，但若将不适合阅读的口语表述全部改成书面语，又会丧失口述历史的鲜活感、现场感及其中蕴含的丰富人文信息。于是，编辑的过程中，我常常在书面语和口语的不同特点和规范、编辑职业和口述历史参与者的不同身份之间挣扎、纠结，甚至撕裂。

其实，是否要保留口语、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口语，涉及对口述历史出版物的功能定位问题，即口述历史出版物是口述历史采访活动的附属品，还是在口述历史采访活动基础上形成的衍生品?如果是前者，那么自然就要遵循如实反映口述历史采访活动的原则，尽量保留人物对话时的口语形态；如果是后者，那么口述历史出版物就是一种独立形态的产品，因而就有自身独特的规范。

个人认为，口述历史采访活动所产生的原始的录音、录像资料，以及据此整理出来的全文整理稿等，应当作为口述历史档案资料，供永久存档用。而根据上述档案资料出于不同目的制作而成的录音、录像、文字作品，则是对原始档案资料的二次开发，具有更鲜明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因而在制作上各自需要遵循不同的规范。就口述历史出版物而言，在从录像到录音再到文字整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信息量依次递减的过程。印刷在纸上的冷冰冰的文字已经不可能如实再现访谈的现场，以及受访人在讲述过程中微妙的情绪起伏和心理变化。因此，一味强调保留口述历史采访活动中的口语，意义究竟有多大，就值得商榷。

对于口述历史出版物中口语的使用问题，本书采取的方法是：为了突出口述历史的“口述”特性，在文字整理上有意识保留了口语化表述的特征，如受访人一些口头禅、特定情况下使用的语气词，等等；从阅读顺畅性的角度考虑，在保留对话双方原意的情况下，对一些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以使语句更通顺、便于理解。

对于这些保留下来的口语化表述，个人认为其有三点功能：一是能够保留口述历史采访过程中鲜活的对话感；二是一些特定的口语化表述能够反映出受访人的个性特征和人格品行；三是这些口语化的表述将作为反映口述历史采访活动全貌的一些线索，感兴趣的读者自然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按图索骥，通过查阅口述历史档案资料来寻找更丰富的信息。

罗老师的修改稿上“满篇红”，个别章节甚至是推倒重来，考虑到若将受访人修改过的地方以及所有从口语转换为书面语的地方均一一作出标记，将让读者难以卒读。因此，本书对这些修改过的段落均未做标记。

另外，由于进行过两次补充访问，所以在访谈内容上难免有所重复，但本书并没有对这些重复内容一味进行合并和删减，而是根据访谈情境的需要适当保留了些许重复之处。由于本书中涉及大量的单位名称，若全使用简称，有时难免会不知所指，而若都使用全称，则行文会极为烦琐，因此，本书中涉及的单位名称，一般在其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此后出现时则使用简称，如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简称为剧本创作所、中国电影资料馆简称为资料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简称为评论学会等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内容达30万字，仅仅是从头到尾通读一遍就已经是极耗费体力的事情，更何况在阅读的同时还要做出细致的修改。作为编者，我光是将罗老师修改、补充后的文字一一输入电脑，打字的时间前后就花费了数十小时，而罗老师以近九十岁高龄，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手写了这么多字，付出的艰辛更是不言自明。每想及此，都不由得心底里对罗老师认真细致的态度升起一股由衷的敬意。若本书中再有编校错误，自然是编者的责任。

本套丛书在启动之初，就已经明确了在“编选理念、编辑方法、技术技巧等方面”并无一定之规，因此上述提及的本书的一些具体编辑方法也只是在对口述历史访谈稿的整理发表方式上做一些摸索。至于效果如何，还需要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读者来评判、批评。尤其是对其中的修改处未加标记的做法是否合适，更是需要加以深入探讨。

最后，衷心祝愿可敬可爱的罗老师和徐虹老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