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三线系上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用于建设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的一个以军工厂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徐有威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通过口述的形式生动再现，1965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上海开始着手在安徽南部建设后方小三线，到1984年决定将后方小三线无偿移交给安徽省，1988年完成移交工作，共24年的历程。

徐有威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中历史的细节在当事人的缓缓絮语中扑面而来，不加雕琢的真实最能打动人心。上海小三线建设者们都是上海各条战线上的佼佼者，所谓的“好人，好马，好刀枪”。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他们义无反顾地从生活便利的大上海奔赴皖南和浙西的深山老林，一去24年。在几乎封闭的环境里，七万多的干部员工及其家属遇到了在大上海不可想象的困难：生活用品短缺、无电无路、山洪暴发、蛇虫出没、精神生活匮乏、恋爱婚姻困难、无法照顾家中长幼。对此他们也曾苦闷迷茫。但是为了国家利益，坚定的爱国信念和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与困难作斗争，在各级各地组织的支援下、在安徽和浙江人民的全力帮助下，他们从零开始，在这里开山铺路，引水通电，造学校，造医院，建厂投产，在艰苦的环境下制造出一流的军工产品，为国家打造了坚实的后方基地，创造了深山里的奇迹。

概述

小三线：上海对兄弟省安徽的现代化播种工作——上海市原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陈锦华访谈录

上海小三线，抓住机遇的调整——上海市委原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阮崇武访谈录

和汪道涵市长协商接收上海小三线——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访谈录

向上海小三线干部和职工致敬——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余琳访谈录

我拉开了上海小三线调整的序幕——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工办主任李晓航访谈录

我所目睹的朱宗葆副市长主持上海小三线调整前后——上海市原副市长朱宗葆秘书王真智访谈录

从研究所到小三线——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书记王昌法访谈录

生产，搬家，安置三不误的小三线调整——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局长王志洪访谈录

悄悄地去，圆满地归——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彪访谈录

艰苦创业的小三线人——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副书记郑金茂访谈录

建设初期的艰苦岁月——原229指挥部规划设计组组长曹伯慰访谈录

不穿军装的工程兵——原上海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副总经理刘启冶访谈录

地区组组长眼中的上海和安徽的两地关系——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地区组组长徐国光访谈录

为小三线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后勤处处长王中平访谈录

管理和选拔小三线的干部队伍——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组织处副处长胡盛林访谈录

一切为了我们职工的切身利益——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工会主席王美玉访谈录

科技成果喜人的小三线——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综合处副处长朱国勇访谈录

严把军品生产关——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管理处副处长朱伟东访谈录

小三线调整和交接圆满却艰辛——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朱岳林访谈录

专职信访，为民解忧——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宣传组副组长毛德宝访谈录

我所知道的轰动一时的“三·二八大会”前后——原上海市后方基地党委秘书沈嘉麒访谈录

军代表看小三线——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军代表王根富访谈录

一位上海籍安徽县长经历的上海小三线建设——安徽省贵池县原县长顾国籁访谈录

我要嫁人了，和你说一声……——原安徽省绩溪县小三线交接办公室副主任汪福琪访谈录

厂长握着我的手，哭了——原上海工农器材厂安徽征地工王志平访谈录

崇拜上海的淮北女孩——原上海险峰光学仪器厂征婚女工袁彩霞访谈录

调整工作：职工和领导都满意——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轻工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经理郑子虎访谈录

公司层面领导视野中的小三线——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仪电公司党委书记宋振源访谈录

我所知道的小三线卫生工作——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卫生工作组副组长邱云德访谈录

把电送到小三线的千家万户——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电力处党委书记兼主任董根法访谈录

给小三线安装千里耳——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通信站生产组副组长赵嘉龄访谈录

一位小三线厂级领导的甜酸苦辣——原上海险峰光学仪器厂党委副书记储瑛娣访谈录

我们是职工模范之家——原上海前进机械厂工会主席伍雨珊访谈录

“上海佬”种“五七”田——原上海金星化工厂团委副书记王均行访谈录

登报做广告，为未婚男职工找女朋友——原上海八五钢厂团委书记史志定访谈录

我所知道的小三线最大企业八五钢厂——原上海八五钢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许汝钟访谈录

欢迎八五钢厂回老家——原上钢五厂广长侯树庭访谈录

在浙江唯一的上海小三线工厂巾——原上海协作机械厂办公室负责人徐梦梅访谈录

我在小三线医院的8年——原后方瑞金医院政工科科员吕建昌访谈录

相亲，在南京火车站——原上海八五钢厂工人葛鼎学访谈录

爸爸趴在工具箱上教我算术——原上海光明机械厂子弟小学学生刘金峰访谈录

从小三线工人到食品安全专家——原上海红星化工厂工人马志英访谈录

阮崇武副市长秘密派我们调查小三线——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陶友之访谈录

附录：

 上海小三线建设大事记

 上海小三线获奖军民品（含先进技术）情况表

 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名录

 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分布图

参考书目

索引

后记

通宵达旦的谈判

1985年1月25日下午，双方继续会谈。安徽同志在谈到小三线交接时，希望上海市政府加大力度：这个问题交企业解决，企业怎么解决，小三线本身就是政府的问题，小三线是政府投资建设，国家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所以造成了小三线的历史问题，现在调整，政府不拿钱行吗？叫企业解决，企业怎么解决？政府要拿钱，政府要出资出力。安徽方面还提出，涉及日常生产的技术人员、骨干人员，不能走。一下子全走掉，当地维持不了。

上海对小三线的调整的前提是全市的稳定。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一直承担着支持全国建设的任务，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支内，六十年代的支持新疆建设兵团生产的青年，还有参加大三线建设的职工，以及“文革”中去江西和贵州的职工，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不安定的苗头，从上海去外地的都希望回来，政府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相当复杂和困难。所以小三线的调整，需要稳定的环境，逐步解决。上海在安排小三线职工问题上承受不少压力，一下子接收几万人，土地、厂房、企业各方面的问题很多，上海市政府的困难不小。

与此同时，安徽自身的小三线调整也相当艰巨。20世纪60年代安徽的小三线规模也不小，工厂主要分布在六安的大别山地区，交通不便，效益不好，调整难度很大。如今本身的调整还未解决，上海小三线的事情又来，两个小三线调整一起搞，安徽政府的压力也大。因此安徽同志的意见是，上海市政府调整小三线不出点力气，不在资金上给以支持，怎么办呢？

1984年安徽省工业产值184亿元，农业产值140亿元，农民人均收入350元。上海1984年工业总产值约744亿元，双方经济实力有明显的距离。问题摆在那里，双方的会谈气氛并不轻松。会谈中朱副市长的脸色非常凝重。

当天晚饭后，继续商谈。晚上10点钟，上海来的长途电话把朱副市长请出了会议室，电话中他的太太告诉他说朱副市长的父亲刚刚去世。离开上海出发前晚，我陪同他去华东医院探视他的老父亲，此时他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医院开出病危通知。朱副市长心情很沉重，他在病床前拉着父亲的手不愿意松开。朱副市长三岁丧母，和父亲感情极深。临走时他对华东医院的医生再三说“拜托了”。此时此刻，我看得出手拿电话筒的朱副市长心情十分难过，但是他放下话筒后，依然回到会议室继续会谈。

回到稻香楼宾馆，已经是半夜时分，汪市长也没有休息，他来到朱副市长的房间，对朱副市长父亲的去世表示慰问，同时询问会谈的情况。朱副市长感谢汪市长的关心，表示尽快把与安徽省的协议搞好。那天半夜他们谈了很多事。

第二天凌晨2点，朱副市长刚回房间休息，邵副省长来电话，要继续和朱副市长商量协议的事情。朱副市长马上拿起文件匆匆赶去。回房间后再次和邵副省长通话沟通，直到凌晨4点左右才结束。真是一个不眠之夜！

经过双方的努力，1月27日晚上，上海和安徽签订《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资产净值后方应该有5亿元，最后交给安徽只交了3亿多元。其中有2亿元左右上海都报废了。

朱副市长因要去天津参加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没有随汪市长去江西。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朱副市长继续与安徽的领导商讨小三线的工作。从1985年1月到7月，市政府先后召开过5次关于小三线的协调会议。

尽量做到“两个满意”

1985年6月，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班子调整，中央决定芮杏文、江泽民同志分别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6月4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小三线调整计划的汇报，上海相关单位参加会议的包括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李晓航，计委副主任杨志华，财政局副局长鲍友德，劳动局局长沈智和冶金局局长李其世。市委常委会批准了小三线调整计划，决定由朱副市长具体负责，要求他近期实地到小三线传达会议精神，加快落实调整工作。

1985年7月4日开始，朱副市长用9天时间，到皖南的后方基地管理局调查研究。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胡沛然，工业党委郑慈副书记，财政局鲍友德副局长，市委政策研究室王德敏，小三线协调办公室严秀坤等都参加了皖南的这次调研，帮助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在后方调研期间，后方基地管理局调整办公室的朱岳林同志具体操作，这段时间我和岳林同志两个人形影不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皖南的7月天气十分炎热，朱副市长从宁国开始，从旌德、泾县、青阳、贵池，再到东至、休宁和绩溪，最后抵达后方基地管理局的局机关所在地屯溪。在屯溪召开了上海三线各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市委常委会精神。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朱副市长几乎一夜未睡，精心准备讲话稿。在会上朱副市长谈到，他到后方后马不停蹄看了38家企事业单位，认为小三线调整并不比建设小三线容易，要充分认识调整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后方固定资产5个亿，净值仅3.5亿元，调整中一定要注意经济效益，注意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有同志说，上海引进一条线，三线垮掉一批厂，消化现有设备功能。可以合营或联营方式解决企业的发展之路，合营的政府给特殊政策，联营的可国企与国企之间联营，也可以国企与集体企业联营。大家要出好主意，当好参谋，技术支持，培训人才，鼓励各类人员留下。清点固定资产一清二楚，要有全局观念，不能光考虑局部。调整力争两个满意，一个是安徽方面满意，一个是小三线的职工满意。  在后方各厂，朱副市长遇到很多干部职工，听到他们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在皖南工作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我们青春献给祖国也就算了，要我们子女也和父母一样，我们心里不平衡。在后方调研时，我还看到有几位江西企业的职工去找朱副市长和李晓航，希望能调到安徽的后方基地管理局。他们晚上来，我们要接待。他们找我们谈，都要回上海。甚至连食堂里几位烧菜的安徽师傅也提出最好趁这个机会调动到上海。

小三线的工厂建在山里，在厂区抬头看不到天，看到的都是两个山峰，全遮掉的。我们沿途看见小三线部分厂已经人去楼空，厂还在，人都走光了。有些地方安徽当地老百姓已经住进来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东至看到两家工厂的设备都是刚刚从国外引进的新装备，放在仓库里没人管，有些已有锈斑。整个厂区就大门口两个值班的，工人职工都已经散掉了，真是令人心疼。走遍后方觉得比较正常的是八五钢厂，那里生产正常。他们实际上是最后一批离开皖南的。

P40-43

上海小三线（即上海市后方基地，简称后方基地）是在20世纪60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毛泽东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后方工业基地。从1965年选点筹建开始，到1988年调整结束，在这24年中，上海小三线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在中苏边境地区，苏联陈兵虎视；在中印边境，自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之后，双方互存戒备；在东南沿海，台湾国民党妄图“反攻大陆”；在南部邻国越南，美国侵越战争正在升级。

面对上述国际环境和紧张局势，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省市；三线指云、贵、川、陕、甘、宁、青、豫西、晋西、鄂西、湘西等11省区；一、三线之间为二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看到广东省委建设本省三线的报告，十分赞同地批示说：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10月29日，周恩来和罗瑞卿联名起草了《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这里说的一二两线各省、市、区自己的后方，就是后来所说的小三线。1965年2月7日，罗瑞卿给中央《关于安排一二线省市后方建设的报告》确定一二线省市对后方建设提出的初步规划：华北、华东、东北、中南四大区，规划了14个后方基地。其中苏皖浙赣边区，就是上海和华东地区的小三线所选地区。1965年3月12日，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三五”计划设想原则，指出要抓紧小三线的建设。

1964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开会专题讨论三线建设问题。会议决定，要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凡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并要立即进行勘察设计；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新建和扩建时，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不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以尽快建成战略后方基地，完成备战任务和改善工业布局。

遵循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以及南京军区、华东局的总体部署，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对后方建设进行过多次研究，逐步形成了在皖南、浙西地区建设上海自己的后方的思路和方略。1965年5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的基本设想是：华东的小三线也是上海的小三线，上海本身要在皖、浙、赣边区建设后方，要求是搬迁部分科技单位，没有必要再搞军工。按照华东局指定的地方，拟在皖南黄山和浙江天目山一带建立上海后方基地，在充分利用原有空关房屋的基础上，盖一些房屋，搞一些仓库，造一个医院，把市内的一些重要档案、文物、技术资料和一部分重要物资运去妥为保存；同时打算筹建若干研究所和实验工厂，在后方基地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保证在战时仍旧能够少量地生产一些同国防军工、三线建设有关的新材料、新设备等产品；上述科研单位，在战后可以作为恢复和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总之，要“保存精华、发展精华”。

上海建设小三线后方基地的设想，经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华东局原则同意后，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立即举全市之力，组织力量进行建设项目布点的规划和推进工作。

……

在上海小三线建设和发展期间，由于受到当年“左”的思想影响，加之受到林彪集团的干扰，小三线建设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不易解决或无法弥补的缺憾，给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一定损失。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急促上马，缺乏科学性。有些项目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建成投产时因布局不合理不得不进行改建或扩建，造成浪费；有些项目为了追求速度，忽视工程质量，致使成为“豆腐渣”工程。二是顾此失彼，投资比例不协调。沿海老工业基地得不到更新改造投资，影响了其发挥带动、辐射作用；沿海港口设施陈旧落后，亦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三是远离城镇，依托山区，生产和生活设施不配套。小三线企业为了独立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追求自成体系，拨出资金建设商店、学校、医院等；同时，加之条件艰苦，管理不善，职工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越积越多，职工难以安居乐业。

上海小三线的建设和发展，既经过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又经过粉碎“四人帮”、国民经济调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在它短暂的24年春秋里，深深地印上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痕迹。同时，上海小三线这个建设在上海之外的外省市的军事工业基地，也是沿海大城市加强战备和国防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经历了沿海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和内地欠发达地区各方面的交流交融的过程。最后，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它以全面调整作为结局，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历程。

正如三线建设是公认的共和国史上空前的壮举，上海小三线的调整则是全国范围内三线建设调整最成功的范例之一。它在建设和发展中留下的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促进当今的中国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继往开来的人们回顾和借鉴。上海小三线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民工在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的不避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尤其是一笔值得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2014年二版出版的12个月后，欣闻上海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其三版。编者对第二版书稿略加修改，增加了一篇上海小三线基础设施建设的文章。在这短短的一年内，已经出现不少依托该书为基础的衍生产品，值得记叙。

2014年9月，《国家人文历史》邀请徐有威和陈东林先生主持《在等待战争爆发的岁月中》栏目，发表了相关的6篇文章，其中《50年后的回眸：三线建设的决策与价值》被《新华文摘》2014年最后一期全文转载。2014年12月，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研究》和甘肃省社科院《开发研究》，各自推出了由徐有威主持的一组有关三线建设以及小三线建设的论文。2015年3月，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开馆，该馆专门设立了小三线建设陈列室，重点介绍了上海和江西小三线的情况。2015年4月，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上海故事》播放由张云骅先生制作的文献纪录片《情洒小三线》，介绍上海皖南小三线。2015年5月，北京市永源基金会等“我的历史”公益计划联合发起主办的首届“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宣布，徐有威教授指导的上海大学陈和丰团队制作的《凡人歌》荣获最具人气奖，同时徐有威教授荣获最佳导师奖。

在这过去的12个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大学等单位给予了一如既往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借此三版的机会，对上述领导和朋友，特别是青睐此书的广大读者，致以由衷的谢意。

编者

2015年5月

全方位动态勾画上海小三线建设的演变历程，展示城乡战备互动的神秘侧面，跳出传统历史文献学的视野，呈现集体移民的悲欢离合。

——陈东林（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可上下呼应政治与经济，左右贯通五湖与四海。内外串联城镇与社会。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好选题、好路径。

——金大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呈现了一幅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全景式画面，大大增强了我们对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大上海地区经济政策复杂性的理解，将研究重心从干巴巴的档案研究转移到动人的与人性有关的各个方面，使得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参与者得以复活。

——吕德量（Lorenz M.L.u thi）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