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为某种力量所主宰的世界，并非所有结局都美满，每句话都是吉祥的祝福。但每一次死亡总有一些补救；每一次丧失，总有一个写着我们姓名的复活节；每一次悲伤，总有爱作为安慰。托马斯·林奇的特殊职业带给他不一样的对生死，人生，得失的领悟，他用细腻的笔法写就了这本《殡葬人手记》，希望读者从中看尽人间悲欢，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像所有诗人一样，托马斯·林奇以死亡为主题，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密歇根小镇的殡仪馆从业者，受雇埋葬和焚烧死者。工作之中，他始终敏锐地聆听着透过死亡传达的爱和悲伤的话语。在这本书里，有在墓畔挥杆的高尔夫球手，有美食家兼疑病症患者，有情人，有自杀，有残酷的、不幸的死亡，也有更多并非残酷和不幸的、令人动容的故事。有的葬礼令人欢欣，有的婚礼却催人泪下。《殡葬人手记》中充满了见证者和当事者的双重声音。林奇站在生死之间，带着愤怒，带着惊讶，带着畏惧，带着平静，试图一瞥我们所有人终会懂得的死亡对于生命的意义，传达了死者对生者的告诫。

译序

序

生死如梦

格莱斯顿的名言

发明抽水马桶的人

基督的右手

道成了肉身

高尔夫墓场

寻梦的人

诗人和食客斯威尼

万圣节之夜

艾迪大叔的公司

杰茜卡、“新闻猎犬”和棺材

在冬天上路

致谢

我的童年平淡无奇。母亲视孩子如珍宝，父亲则总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危险无处不在，灾难随时发生。它们就像念着我们名字的幽灵，徘徊在周围，等待父母疏忽的一瞬间，把我们席卷而去。甚至在最单纯无害的事情中，父亲也能看到危险。橄榄球赛使他想到撞裂的脾脏；后院的游泳池，使他想到淹死人；擦伤使他想到白血病，蹦蹦床使他想到折断的脖子；而每一个小疹子或虫子的叮咬，都使他想到致命的水痘或高烧。

原因还是殡葬。

作为殡仪员，他习惯了意外和看似不可能的伤害。他学会了担惊受怕。

母亲把大事托付给上帝。她最喜欢对我们说，“原先计划”只生一个孩子，结果生了九个，多出来的，都是上帝的礼物——当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原因她自己明白——因此还得靠上帝来保佑。我敢肯定，她坚信，上帝的守护天使就陪伴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可是父亲却从那些婴儿、幼童和少男少女的遗体上，看到了上帝依照自然法则存在并依从其律例的明证，不管这法则是何等残酷。孩子们因为重力、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原理，因为物竞天择而天亡。车祸、麻疹、插在烤面包机里的刀、家用毒剂、实弹的枪、绑架犯、连环杀手、阑尾炎、蜂蜇、卡喉的硬糖、未得到治疗的哮吼病，凡此等等，他目睹了太多的事例，全是上帝无意干预自然秩序的例证，除了飓风、陨石和其他自然灾害，最残酷的一项，就是儿童们遭受的那些异乎寻常的劫难。

唯其如此，每当我和兄弟姐妹们请求去某个地方玩这玩那时，父亲总是脱口而出：“不行!”他刚刚埋葬了的孩子，正是因为这个才惨遭不幸的。

那些男孩子有的死于玩火柴、打棒球没戴头盔，有的死于钓鱼没穿救生衣，或是吃了陌生人给的糖果。随着我们兄弟姐妹一天天长大，导致那些孩子死伤的行为也越来越成人化。他们不再死于意外或自然的灾变，不知不觉间，他们越来越多地死于微妙的人际关系。儿童被雷击的故事逐渐让位于失恋自杀，让位于少年人因开飞车、酗酒和吸毒而丧生，以及数不清的只是因为不小心而导致的死亡，一句话，他们不该在错误的时间置身于错误的地点。

母亲对祈祷的力量和自己的爱护能力深信不疑，对于父亲的禁阻常加以否决。“哦，埃德，”晚餐上她会这么反驳，“由他们去吧!他们得自己学点儿东西啊。”有一次，我想去对街一个朋友家过夜，父亲不同意，母亲不客气地说：“别犯傻了，埃德。你是不是要说，你刚安葬了一个因为在吉米·谢洛克家过夜而完蛋的倒霉家伙?”

父亲从不把母亲的干预当作顶撞，而是看成这个疯狂世界里的理性声音。也就是说，母亲以其坚定的信仰战胜了他的忧虑。每当母亲拿出有力的证据反驳他时，他的反应就像醉汉接过一杯凉水或热咖啡，像是在说：谢了，正需要呢。

然而他的恐惧不是装出来的，亦非毫无道理。就算是郊区那些备受宠爱、备受呵护的孩子，谁也不能担保不出事。社区里少不了得了狂犬病的狗，能传染疟疾的蚊子，和冒充邮差与教师的歹徒。日常经验告诉他，最糟糕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在父亲看来，就连蝴蝶也难逃嫌疑。

所以，当母亲做完祈祷，像个上帝的孩子一样安然入睡时，父亲却一直警觉着、提防着，电话和收音机都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听殡仪馆半夜打来的电话，并监听打给警察局和消防队的求救电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一天早晨他不是守候在床前等我们醒来，没有一个夜晚不是直等到我们回家才回房就寝。这一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十九岁。(p67-69)

序

五十年代，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顾名思义，我以为，殡葬的意思就是埋到下面。父亲是殡葬师，我的兄弟姊妹有好几个。殡葬师，在那些和我一起玩的孩子的眼里，比在我眼里更神秘。

“你爸爸到底做什么?”其中一个会问，“他怎么弄的?”

我说，肯定先有个坑，挖个大坑，再就是那些尸体，死人的尸体。

“把他们埋起来。懂吗?埋到土里。”

这就够了，他们不说话了。

尽管嘴上说得理直气壮，我心里并不踏实。我很奇怪，殡葬的字面意思是“带到下面”(undertaker)，为什么不是“放到下面”(underputter)呢?说实话，对于死人，“带”字总让人感到有点大词小用。“带”有陪伴的意思，而死人一路上不需要别人陪伴。你可以“带”你妹妹去商店，而自行车呢，你把它“放”在车库。我喜欢在这些字眼上较真。

七岁那年，家里送我去学拉丁文。当祭童非懂拉丁文不可。这是妈的主意。她说，如果我对主不敬，主也不会对我好。我对此坚信不疑。在我看来，妈的话即便算不得真理，也是最接近真理的。拉丁文神奇而有魅力，元音多，念起来响亮。每个星期二，下午四点，我跟着圣克伦班教堂的肯尼神父学发音。他给我一张卡片，神父要念的部分用红字表示，我的部分用黑字。肯尼神父来自爱尔兰，和我叔祖是神学院的同学。叔祖年纪轻轻死于肺结核，我的名字就是由他来的。我隐隐约约知道一点妈和肯尼神父“密谋”的计划，就是想一步步把我培养成神职人员。多年以后，肯尼神父退休回到家乡戈尔韦。的盐山，我听他原原本本地讲过这事。世界变化太大，教会迥异于往昔，肯尼已经无法适应了。

我记得有一次他和父亲在教堂后面见面。那时我时常提前回家，在葬礼上帮忙。父亲一丝不苟地穿着晨礼服，抬棺人戴着手套，翻领的扣眼里别着白花。院子里停放着棕色棺材，旁边是抽泣不止的死者遗属，亲友们肃立在他们身后。

教会的规则修改了，全盘英国化，法衣由黑色改为白色。对此，肯尼神父不以为然。

他走出教堂，气冲冲地对父亲大叫：“爱德华，听说这葬礼改为庆祝。了。既然如此，脸上还挂着一副严肃表情干什么?赶紧告诉格林玛尔迪太太，主教大人希望他们在她丈夫的葬礼上能快活起来。”

格林玛尔迪一家对肯尼神父的冷嘲热讽司空见惯，不为所动。

我穿着法衣和白色法袍，手捧圣水，站在一身白袍的神父和一身黑衣的父亲之间。

肯尼神父还在温习他的台词：“下面，我们将要进行浸礼以哀悼……”

父亲提醒他：“神父，到时间了。”  神父闻言，向棺材上洒了圣水，转身走向圣坛。一袭白色长袍的神父面色严峻。风琴师刚刚弹出新圣诗集中一段昂扬的曲调，就被肯尼神父用狠狠的一瞪制止了。神父鼓动着鼻翼深吸气，用他那爱尔兰式的伤感男高音唱起《在天堂里》，一首悲哀的安魂衄。

他明白，一切都不像从前那样了。

通过这样的耳濡目染，我逐渐懂得了，父亲的职业，意义不在于我们对死者做了什么，而在于表明，活着的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中会有人死去的现实。

在咬文嚼字者的笔下，父亲从事的工作有很多时新的叫法。

殡仪员(mortician)：父亲不喜欢这个称呼，它听起来像是什么新奇的、科学的玩意儿，汽车呀，电视机呀，这些……多“哀歌”(elegiac poems)，希尼反问道：除了哀歌，还有别的诗吗?叶芝写给庞德——或是庞德写给叶芝，我记不清了——的信中说：“性和死，是诗人写作的唯一主题。”性很美，死亡则比比皆是。这些，我自问，对于那些诗人教授、诗人编辑、诗人家庭主妇或诗人爸爸，有什么不同吗?

哪种葬仪不是寻求更多地了解生和死的意义呢?

尽管如此，父亲的问题还是问得好。他知道葬仪是如何塑造了他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成为他自己。他知道，别人的悲伤，别人的漠然，别人的绝望、希望和信仰，他们互相护持、选购棺材的方式，他们献花和道别的方式，他们怎样哭和笑，怎样饮酒和戒酒，都使他得以更深地了解自己，他的禀性，他的家族，他的上帝。我想他一定知道，二十二年前的今日，我搬到米尔福德，我的生活也将那样被形成、改变和塑造。

做殡葬师就是让自己献身于一项事业，保证或者允诺一定会完成它。有朝一日他离去了，我也将这么做。我告诉他我会写一本书，我心中的这本书是写给诗人看的，他们对我们做的事存有疑问；或是写给读诗的人，他们探求诗意，想知道更多。父亲心目中的书是写给我们这个阴森行业的从业者的：一身黑衣的男人以及女人，在周末和假日工作，将车辆排好，准备安葬死者的遗体；他们在深夜被唤醒，有人死了或者有人求助，他们必须匆忙赶去，尽他们的职责。

此时此刻，就在这里，束缚松开，不那么严肃的许诺兑现了，誓言实现了，葬礼完成了。

托马斯·林奇

米尔福德．密歇根

1996年6月13日

约翰·兰彻斯特(John Lanchester，英国作家)：

一本詹姆斯·乔伊斯将乐于称之为“葬礼喜剧”的书。

《国家》(The Nation)：

最积极乐观的作品之……·在人性的微光中不乏调侃和坦率。

《今日美国》(USA TODAY)：

林奇生动的文字所具有的张力只属于这样的写作：它们告诉我们在社会的秘密角落发生了什么——在心灵的秘密角落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