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讲述了阅读抵抗压迫的故事。伊朗学者阿扎尔·纳菲西从海外归来到祖国伊朗的大学中任教西方文学课程，适逢伊斯兰革命，她所选用的《洛丽塔》等经典西方文学作品均为政府明令禁止的篇目；而在生活上，她也不满于政府对于女性穿着与行为的种种限制。就在革命最激烈的时期，作者还是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并在晨间与晚间的秘密读书会上引导她的学生们体会这些经典作品。在政府的高压下，甚至是警报声的伴随下，这些对于作品中人物与命运的讨论让她的学生们愈发领悟到自由与自我的意义。

本书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榜117周，入选《泰晤士报》“十年百部最佳图书”，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借阅量总排名第二，获得美国独立书商协会年度非虚构图书奖等多项重要大奖。

1995年秋，阿扎尔·纳菲西辞去大学教职，她挑选了七名学生，邀请她们和自己坚持一场秘密的读书会。每周一次，她们读纳博科夫，读菲茨杰拉德，读亨利·詹姆斯，读简·奥斯汀。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作者以清新而富有诗意的笔调，记录这些德黑兰的年轻女性如何阅读这些被伊朗政府列为禁书的西方文学名作。她们个体的生命历程亦证明：隐秘的阅读所带来的“微小的开口”，通往的却是极大的自由。

洛丽塔

盖茨比

詹姆斯

奥斯汀

后记

谢词

4

门铃响起时，我正在泡茶，由于想事情想得出神，起初并没听见。我打开门，门外是玛荷希。“我以为你不在家。”她说着，把一束黄白色的水仙递给我。她脱下黑袍时，我告诉她屋里没男人．那个也可以脱掉。她犹豫了一下，才把长长的黑头巾解开。玛荷希与雅西仍戴着面纱，不过后来雅西包头巾的方式愈来愈随意，只在喉下松松打个结，中分得不甚整齐的深棕色头发从头巾底下露出来。不过玛荷希头巾底下的发丝可就卷得服服帖帖、一丝不苟了，额前的短刘海令她略显古板，看起来不太像伊朗人，倒像欧洲人。她穿白衬衫搭配深蓝外套，衬衫右边绣有一只大黄蝴蝶。我指着那只蝴蝶说：“你这是为了纪念纳博科夫吗?”

我已记不清玛荷希在大学里从何时开始修我的课，感觉上她似乎一直都在班上。她父亲是虔诚的穆斯林，热烈支持革命。早在革命前，她就戴头巾了，她在课堂上的日记写道，她就读一所时髦的女子学院时，每天早晨都感到孤寂。讽刺的是，她觉得受冷落正是因为当时那种引人侧目的打扮。革命之后，她因所从事的政治活动而被关了五年，出狱后当局又罚她两年不准继续升学。

我想象她在革命前的情景，想象她在无数个晴朗的早晨，沿着上坡的街道走向女子学院的身影。我看见她低着头踽踽独行，当时的她和现在一样，不喜欢白日的灿烂。我说“当时的她和现在一样”，是因为即使革命后其他人因强制规定也得戴头巾，玛荷希并未脱离孤寂。革命以前，她多少还能以自己的孤立自豪。那时她戴头巾以明心志，这样的选择是出于自发性的。等到革命强迫其他人戴头巾，此举就变得毫无意义。

优雅尊贵正是玛荷希的真实写照。她肤如月光，有一双杏眼，发色乌黑，穿粉色系的衣服，轻声细语。虔诚的宗教背景应是她的最佳庇护，而事实并非如此。她因为加入异议宗教组织，坐了五年的牢，大学教育因而中断。我无法想象她在狱中的情形。

认识玛荷希这么多年，很少听她提及狱中的经历，只知坐牢造成她一只肾脏永久损坏。有一天在课堂上，大家正讨论各自的日常恐惧与梦魇时，她提起狱中的回忆偶尔来袭，但她还是无法启口说出这段往事。她又补了一句：“不过日常生活中恐怖的事不见得比监牢里来得少。”

我问玛荷希喝不喝茶，她和往常一样体贴，说想等其他人来了再说，并为自己的早到致歉。“需要帮忙吗?”她问。“其实没什么要帮忙的，别拘束。”我边说着，边拿花走进厨房找花瓶。门铃又响了。“我去开。”玛荷希从起居室叫道。我听见笑声，玛纳和雅西来了。

玛纳拿着一小把玫瑰走进厨房。“这是尼玛送的，”她说，“他要你后悔没让他参加这班，他说要在上课期间，捧着一束玫瑰在你家前面踏步，以示抗议。”她满脸笑意，眼睛亮了几下，但随即暗下来。

我一面将糕饼摆在一个大盘子上，一面问玛纳是否假想她诗中的文字有色彩。我向她解释，纳博科夫在自传中提到，他和母亲都认为字母都有色彩，他说自己是画家般的作家。

“共和国政权使我对色彩的品位变得粗俗。”玛纳说着并摘掉玫瑰多余的叶子，“我很想穿刺眼的颜色，比如醒目的桃红或西幺工、柿红，我对色彩饥渴的程度，已经到了想在诗中刻意铺陈的文字里看到它们的地步。”玛纳是那种能忘我但无法快乐的人。“过来，给你看样东西。”我说着，带她走进我们的卧室。很小的时候，爸爸说的床边故事里那些地方风土的色彩让我十分着迷，我很想知道山鲁佐德的衣服、床单是什么颜色，灯怪和神灯又是什么颜色，有一次我还问他天堂是什么颜色。他说我希望天堂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我对这答案不满意。后来有一天家里请客，我坐在餐厅里喝汤，眼睛瞄到打从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我顿时知道天堂是什么颜色了。我说就是这个，得意地指向一小幅镶着陈旧木框的油画。那是一片翠绿的风景，皮革般的叶子间停驻着两只鸟、两个暗红的苹果、一只金黄的梨子，画面略带蓝色调。

……

P14-16

1997年7月24日，我离开了德黑兰，去追求盖茨比一度相信的“绿灯”。我来到一个没有群山环抱，但春光明媚、秋色宜人的小镇，在一栋建筑物的六楼，又继续写作、教书。我仍然教纳博科夫、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康拉德，也教抵达美国后发现的其他作家，如20世纪美国民俗学家和作家赫斯顿、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以及我最喜爱的伊朗小说之一《我的舅舅拿破仑》(My UncleNapofeon)的作者佩泽施克乍德。如今我知道我的世界和纳博科夫的小说主角普宁的一样，将永远是个“带得走的世界”。

我离开了伊朗，但伊朗并未离开我。自从比冉和我离开后，伊朗的外观改变了不少，玛纳和其他女人的仪态变得愈来愈叛逆，头巾的颜色多了，袍子的长度短了；如今她们还化妆，和不是父兄丈夫的男人大方走在一起。在这同时，突袭、逮捕和公开处决依然持续未减。但要求自由的声浪愈来愈高；我一边写着，一边摊开报纸，阅读最近学生为了声援一名异议分子所展开的示威行动。该异议分子因提出一般民众不该像猴子般盲从神职人员，呼吁进行宪法改革而被判死刑。我阅读青年学子和前革命分子的文章以及求民主、争自由的IZl号，如今我十分明白，未来的轮廓将决定于今日的伊朗青年、革命之子这份对生命、自由、幸福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昔日革命分子沉痛的自省。

离开伊朗后，我尊重魔术师的意愿，没打电话也没写信给他，但他的魔术已渗入我的生命，无所不在。有时我忍不住自问，他真的存在过吗?他是我想象出来的吗?我是他创造出来的吗?

有时我会在计算机上收到像萤火虫般闪烁不定的电子邮件，或接到印着德黑兰或悉尼邮戳的信，这些都是以前的学生寄来的，告知我他们的近况，顺便聊聊往事。

我知道娜丝琳安然抵达英国，之后怎样就不清楚了。

在我迁往美几个月后，蜜德拉也去了加拿大。以前她都会定期写电子邮件或打电话给我，但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她的消息。雅西告诉我她又回去念大学，如今有个儿子。

刚到美国时我也听说了莎娜姿的消息，她从欧洲打电话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打算再回大学进修。可是阿金告诉我她放弃了读书的计划，目前是个家庭主妇。

我初到美国时不常有阿金的消息，她往往在我生日时才打电话来。有个过去的学生告诉我阿金在阿拉梅教书，教我曾经教过的同一个科目和同一批书。她促狭地补上一句，她最后听说阿金要搬到我五楼旧办公室的隔壁。我时常想到她和她漂亮的小妮佳。几个月前，她突然从加州打电话来，那快活轻浮的语气听起来很耳熟。她再婚了，新夫婿住在加州。她前夫把妮佳抢走，而德黑兰已不再值得眷恋。她满脑子都是回到大学上课、展开新生

在我离开后，玛荷希、玛纳和雅西仍继续聚会。她们读伍尔夫、米兰·昆德拉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写电影、诗歌的评论以及她们身为女人的生活感想。玛荷希终于获得早该得到的职位，如今是资深编辑，也出版自己的书。

雅西在伊朗的最后一年私下开了一堂课，找了些敬爱她、常和她一起去登山的学生来上课，她在写给我的电子邮件里，总是忘我地提起这项新开发的潜能，同时也为了前往美国深造而勤奋工作。2000年，她终于收到德州莱斯大学的入学通知，如今她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

尼玛在教书，不出我所料，他正是我们所谓天生当老师的料。他也写詹姆斯、纳博科夫和他最喜爱的伊朗作家的评论短文，但都未完成。不过他仍提供趣闻轶事，带给我不少快乐。玛纳继续写自己的诗，最近我告诉她我在给这本新书写后记，关于她的部分正苦思不知该写什么，她便寄了这段文字给我：

自从每个周四早晨，我们开始在那向云彩借光的房间阅读《包法利夫人》，享用酒红碟子盛装的巧克力，至今已过了五年。马不停蹄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但我的内心深处却起了变化。每天早晨，随着周而复始的旭日东升醒来时，除了对镜戴上面纱外出成为所谓现实的一部分，我还知道有另一个“我”赤裸呈现于书页之间：在虚构的世界里，我像罗丹的雕像一样定住不动，只要你眼中有我，我就会一直维持这样的姿势，亲爱的读者。活的念头。